輿論圍獵下的商業困局：當“連坐”成為一種網絡暴力

在當下的互聯網語境中，商業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寒蟬效應”。如果說過去的市場危機多源于產品質量或服務瑕疵，那么如今，一種名為“輿論連坐”的新型網絡暴力，正在讓無數企業陷入無妄之災。

近期，圍繞知名創作者“逍遙散人”引發的輿論風波，不僅將各大游戲廠商卷入其中，更讓與此事毫無實質關聯的vivo手機等實體品牌遭遇了“地毯式”的惡意圍攻。

這場風波撕開了網絡生態治理深層傷疤的一角：當個體的觀點之爭異化為對商業主體的無差別構陷，我們面對的已不再是簡單的消費者情緒宣泄，而是一條試圖綁架正常商業秩序的黑色產業鏈。

從“觀點沖突”到“惡意構陷”：被異化的網絡審判

復盤此次事件的演變路徑，其荒誕性與破壞力令人咋舌。事件的起因僅僅是知名UP主“逍遙散人”在直播中試玩了米哈游旗下擁有合法版號的新游《Varsapura》。由于米哈游另一款角色的代號問題在網絡上引發了爭議——盡管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已明確回應相關內容未違規——但部分極端網民仍試圖強行要求所有相關人員“站隊”抵制。當“逍遙散人”拒絕了這種“因A反B”的邏輯后，事態迅速失控，一場針對其“商業朋友圈”的連坐式清洗隨即展開。

最令人心驚的并非對主播本人的攻擊，而是這種攻擊鏈條的無限泛化與手段的下作化。網易旗下的《逆水寒》手游官方賬號率先淪陷，正常的嘉賓活動被迫終止；緊接著，火勢蔓延至實體經濟領域。并未與該主播有直接商業合作的vivo公司，僅僅因為曾在直播層面有過交集，便成為了重災區。

與以往的“抵制”不同，此次針對vivo的攻擊突破了法律與道德的底線。攻擊者不再滿足于刷屏干擾直播間帶貨，而是采取了“造黃謠”和“人格謀殺”的極端手段。

在社交媒體和公共評論區，有組織的賬號憑空捏造企業高管與主播之間存在不正當關系，甚至使用“折壽”等惡毒詛咒進行人身攻擊。更為惡劣的是，部分群體為了給企業扣上“歧視”的帽子，不惜通過反串、P圖等方式偽造虛假證據，試圖在輿論場上從道德高地對企業進行毀滅性打擊。

這種將“觀點異議”升級為“商業破壞”，將“消費者評價”異化為“侮辱誹謗”的行為，本質上已經構成了對市場主體合法經營權的嚴重侵犯。

流量黑產的“標準化”作業：制造對立成為一門生意

透過這場看似混亂的“網暴狂歡”，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背后若隱若現的組織化魅影。這并非是一場單純的情緒宣泄，而是一種高度標準化、流水線化的流量黑產運作。在當前的互聯網流量邏輯下，溫和理性的討論往往難以獲得高曝光，而激烈的對立、撕裂的情緒卻能瞬間引爆流量池。

對于部分MCN機構和網絡黑產而言，他們已經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收割公式”：借社會熱點強行關聯身份、地域、性別等敏感標簽，通過炮制陰謀論和煽動對立情緒，將具體的商業事件異化為陣營對抗。

在此次風波中，部分網絡社區甚至出現了詳細的“網暴攻略”，教唆網民如何分工協作——有人負責去高管個人微博下進行人身辱罵，有人負責在直播間刷屏干擾經營，有人負責制作虛假謠言進行擴散。

這種“指哪打哪”的組織化攻擊，本質上是打著“維權”旗號的黑社會式圍攻。攻擊者根本不在乎事實真相，他們利用的是部分網民樸素的正義感，通過制造信息繭房和情緒共振，將普通網民轉化為攻擊企業的“槍手”。對于企業而言，這種非理性的環境極大地增加了合規成本與經營風險。

當一個合法的商業主體需要時刻提防不知從何而來的“輿論飛來橫禍”，當創新者因為恐懼被“開盒掛人”而選擇自我審查，最終受損的將是整個社會的商業活力與信任基石。

法治亮劍與平臺責任：重塑理性的網絡公共空間

網絡空間從來不是法外之地，輿論監督更不能成為實施網絡暴力和商業勒索的遮羞布。面對日益猖獗的“連坐式”網暴和惡意構陷，單純依靠企業的自證清白已無濟于事，必須通過法律與技術的雙重手段進行系統治理。

國家層面已經釋放了清晰的信號。今年9月，中央網信辦部署的“清朗·整治惡意挑動負面情緒問題”專項行動，明確將“挑動群體極端對立情緒”列為重點整治對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印發的《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也為懲治此類惡意營銷炒作、破壞網絡秩序的行為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依據。對于那些涉嫌尋釁滋事、損害商業信譽、侵犯公民個人隱私的組織者和核心參與者，司法機關應當加大追責力度，讓惡意挑動對立者付出沉重的法律代價，而非在流量變現中嘗到甜頭。

算法推薦不能只看熱度不看導向，技術手段應當成為遏制戾氣的防火墻。平臺需要建立更精準的識別模型，針對“反串引戰”、“惡意截圖”、“有組織刷評”等異常行為進行實時攔截。對于被證實為“自導自演”、惡意構陷的賬號，必須采取禁言、封號等雷霆手段，阻斷謠言的傳播鏈條。

唯有讓“連坐”失去市場，讓“構陷”付出代價，讓商業回歸商業，讓道德回歸道德，我們才能在事實與責任的土壤上重建公共對話，為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營造一個清朗、理性的輿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