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各種神奇異常的巧合！然而，真實的歷史就是這樣的。

文章轉自網名：文生民創——同人老師

毛齊華：“中共臨時中央撤往中央蘇區后，除給上海中央局留下兩個電臺負責聯系外，另在上海還留有一個由蘇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周恩來、聶榮臻等直接領導的系統。該系統在上海的負責人劉仲華與我經常有聯系?！?/strong>

兩個電臺被破壞后，劉仲華找到毛齊華，告訴他“你要抓緊重建電臺。”

于是劉仲華從山西和西北軍中調來“老陜”和一個河南人作為報務員，“兩人都很年輕，革命熱情很高?！庇终{來聶榮臻的夫人張瑞華及其女兒聶力（聶麗）作掩護，并從中央蘇區調梁廣來上海，以充實力量。

中央紅軍西征后，留守蘇區的兩萬多紅軍仍遭受強敵圍剿，實力不支，遂實施“九路突圍”。

“因梁廣擔負著去上海為中央局搞電臺的特殊任務，要經過閩南交通線出海，所以陳譚秋就叫梁廣同他們一起走?！?/strong>

而陳譚秋則肩負著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任務。

梁廣隨陳譚秋他們一路血戰突圍，紅軍戰士為保護這兩位或病或文弱的領導勝利突圍，整連整營的戰士在狙擊強敵時犧牲。

陳譚秋在突圍中跌落懸崖，使右耳缺了一大塊，梁廣則拖著病軀，但他們終于成功到了閩南，短暫休整后，又從閩南到廣東出海，一路艱辛前往上海。

毛齊華將兩臺收發報機裝配成功后，一部設在康定路，一部設在浦東洋涇鎮。

但兩部電臺均未與中央蘇區和共產國際聯絡上。原因何在呢？

《黨的文獻》2011年第6期《〈毛澤東與王稼穡最近談話〉出自誰手》（作者：王美芝）一文有以下記述：

“1934年10月18日，共產國際聯絡部長（交通處主任）阿布拉莫夫告知中共：‘請立即停止與上海的無線電聯系。你們的電臺，包括備用電臺和密碼，已經給警察掌握。請采取一切措施與我們建立定期的通訊聯系?！玫侥箍频南⒑?，中共中央電臺與上海中央局也掐斷了聯系?！?/p>

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第三次遭到大破壞，第三任中央局書記黃文杰及其他數十人被捕。

上海中央局軍委負責人劉仲華牽頭組成上海臨時中央局，并擔任負責人，浦化人也成為三人團之一，王世英成為劉仲華的得力助手。

而在此一個月之前，遵義會議召開，由于與共產國際電訊聯絡的中斷，中共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擾下，選舉更換了中央核心領導人，毛澤東從邊緣化地帶重新走上領導崗位。

為將遵義會議的選舉結果向國際匯報并獲得國際的認可，潘漢年、陳云受中央委派，先后脫離長征隊伍，他們帶了中央的電臺呼號和密電碼，一前一后趕往上海，以期恢復上海與中央、國際的通訊聯絡。如不能恢復，則執行去莫斯科匯報的第二方案。

1935年4月，因患惡性瘧疾躺在擔架上不能進行長征的涂作潮，九路突圍時隨項英、陳毅一路行動，掉隊后輾轉6個省、跋涉5000多公里后，已是瘦骨嶙峋的涂作潮在上海找到了“蔡老板”蔡叔厚；同年秋天，從九江俘虜營逃出，“骨瘦如柴、身上還長滿疥瘡、處境十分宭迫”的劉鼎也找到了“蔡老板”。

5月，陳譚秋、梁廣歷經死里逃生和千辛萬苦后抵達上海，梁廣向毛齊華報到后，毛讓其先熟悉上海的街道。

6月20日潘漢年抵達上海，他“帶來了無線電呼號并把它們交給了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但上海與中央紅軍依舊沒有呼通，潘漢年寫信給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希望能在上海與他們會面洽談。

而此時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因華爾敦剛剛被捕（即怪西人案），沒有與潘會面，而是希望潘漢年隨陳譚秋等直接去蘇聯匯報并參加共產國際七大，還告知國際派來的交通員已從海參崴趕來上海，以護送他們去莫斯科。

6月底陳云抵達上海，7月與潘漢年會面后“一致認為上海形勢險惡，暫時還沒有恢復白區工作的條件，決定先后乘船經海參崴去莫斯科。”

而就在此時，還在熟悉街道的梁廣碰到了曾山。

曾山在九路突圍時，率領紅二、四團千余人自崇賢齊汾向北突圍，至新干突圍戰后，只剩孤身一人，輾轉來到上海尋找黨組織，兩個月過去仍未接上頭，生活異常艱難，在街上靠賣牙刷過日子。

梁廣向毛齊華匯報后，在毛齊華的聯絡下，黨組織決定送曾山去蘇聯。

在準備啟程之時，1935年7月22日至24日，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到最為嚴重的破壞，包括蒲化人、王子清以下共40人被捕，而軍委系統除了一個司機外，所有同志都安全轉移。

在宋慶齡、馬海德等人的幫助和護送下，陳云、陳譚秋、曾山、楊之華（瞿秋白夫人）、何實楚（何叔衡之女）等人于8月5日登上從上海去蘇聯的輪船。

潘漢年則以“水番三郎”的化名，從香港乘坐蘇聯貨輪“東方號”前往蘇聯。

“陳云、潘漢年還沒能使上海（臨時）中央局與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溝通無線電聯絡，就離開了上海?！?/strong>

陳云行前把與中共中央聯絡的密電碼、2000元經費留給了上海地下黨組織的邱云。

這個邱（秋）云就是李云，她曾有個化名叫李秋云。

接著劉仲華、賀昌之（熾）接到撤往蘇聯的通知，上海地下組織負責人遂由王世英接任，按劉仲華的行前部署，王世英于1935年中秋節前后帶軍委機關和中央特科撤出上海，前往天津。

撤出前，王世英在上海設立“軍委留滬聯絡站”（即中央特科上海辦事處），由從南昌撤回的邱吉夫負責，聯絡站下設負責政治軍事情報、警報關系、通訊聯系三個組，作為南方各省的情報指揮中心。

毛齊華隨王世英撤往天津前，將設在康定路、浦東洋涇鎮的兩部電臺移交給梁廣，梁廣11月奉命撤往莫斯科，又將這兩部電臺移交給聯絡站的邱吉夫。

李云在其回憶錄《往事與情緣》中這樣寫道：

“王世英1935年調離上海，由邱吉夫負責全面工作，同時掌管與黨中央聯系的秘密電臺。我的丈夫徐強（化名老金）則是特科情報工作的負責人……我是掌管發報機（密電碼）的機要員，從未收到過中央要求尋找孩子（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的電報。”

由此可看出，陳云、潘漢年離滬后，邱吉夫、李云他們利用毛齊華留下的電臺和陳云、潘漢年留下的呼號、密電碼，與中共中央取得了聯系。

徐強通過洪幫錢安瀾的關系，將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長陳海濤發展為自己的內線臥底，“凡是法租界巡捕房要逮捕共產黨人和破壞共產黨組織的消息，由他事先通知我們?！?/strong>

這個警報系統是這樣運作的：錢安瀾家是聯絡點，陳海濤將情報送到錢家，徐強派交通員劉釗（化名老?。┟刻煜挛绫厝ュX家。

劉釗與老龔從事的工作類似，只是劉釗始終兢兢業業、恪盡職守、不辱使命而已。

1935年11月18日下午，劉釗在錢家取得一份警報，上書：“將在今晚8時行動，搜查捕人?！辈⒏接幸环輿]有姓名的18個地址詳情。

劉釗來不及向徐強匯報，即送到交通站孟菲那里，孟菲動用了緊急時刻才能動用的幾塊銀元，帶上一個鬧鐘（因沒有手表）、打上出租車，按地址挨個去通知報警。

劉釗、孟菲兩人當機立斷的緊急行動，使吳競、高原、何克希、方知達、錢明、翁迪民、鄭文道、李文運、金祖望、陳克寒、史月琴等17人得以緊急撤離而免受牢獄，他們以后成為上海情報科中方人員的核心骨干。

至晚8時，唯有一人沒通知到，他在孟菲上門通知時不在家，后打電話又無人接，當晚也沒按約定時間到交通站聯絡，這個人就是第二天在大埔同鄉會被特務“綁架”的邱吉夫。

“邱吉夫被敵人綁架，而電臺又是他直接掌管的，使我們與中央的聯系完全中斷，各項工作被迫停滯?！?/strong>

這邊特科著急，那邊文委系統也著急，當時在中央特科內部負責協助共產國際情報機構工作的王學文在1978年談了一些情況，被唐天然整理成《王學文談1936年馮雪峰到上海后解散文委的一些情況》一文，文中這樣寫道：

“上海黨組織大破壞以后，特科系統和文委系統兩方面都找不到黨的關系，失去了和上級黨的聯系，很苦惱。后來，我們從范長江辦的《大公報》上看到了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的消息。就和特科另一系統的徐強同志商量，決定派人到陜北去找黨中央，要求中央派人到上海來領導?！?/p>

徐強又與董健吾、徐漢光（徐強堂弟、原邱吉夫交通員）商量，決定由董健吾、徐漢光去陜北。

但此去陜北不僅關山重重、封鎖嚴密，就是路費盤纏也是個大問題，于是三人又一致同意找孫夫人宋慶齡幫忙，這個找宋慶齡幫忙的任務自然由董健吾擔任。

因潘漢年自撤往中央蘇區后，董健吾便成為中共與宋慶齡的聯絡員，為利于安全，董健吾將去宋宅跑腿的工作交由女兒董惠芳完成，董惠芳從1932年開始到李云接任此項工作，做了宋慶齡四年多的小交通員。

董健吾找宋慶齡后，回家等候消息時，宋子文也到了二姐宋慶齡的家里，他此次前來是讓二姐幫他找共產黨的！

因國民政府又欲聯蘇以抗日，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在莫斯科已與王明、潘漢年接觸了三四次，王明態度明確，認為國共兩黨領袖都在國內，談判應在國內進行。

于是國民黨方面幾路人馬開始尋找、對接共產黨的關系，宋子文只是其中一路而已。

宋慶齡對宋子文說，你上海圣約翰大學的同學董健吾董牧師，好像有這方面的關系，我可以聯系他一下。

世事竟然真有這樣天作的巧合！而這樣的巧合，我們在后面還會繼續看到。

于是一切順利，董健吾、徐漢光從寸步難行的秘密工作者，搖身一變成為奉命尋找共產黨的官方代表，遂在國統區一路暢通，又通過張學良的安排，與張子華（曾養甫對接的一路）一起順利到達陜北。

而張學良通過與董牧師的交談，知道了蔣介石在找共產黨談判，更加堅定了自己與共產黨談判合作的決心，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天助共產黨的巧合呢？

1936年4月，馮雪峰從東征前線返回陜北，帶著陜北電臺的呼號和密電碼，化名李永生，在董健吾護送下來到上海。

馮雪峰由徐強接應，在旅館安頓后，即到內山書店打聽魯迅的住址。與大先生魯迅會面交談后，魯迅又打電話給宋慶齡，說“那邊來人了?！?/strong>

看望魯迅后的第二天，馮雪峰去莫里哀路（今香山路）29號拜訪了宋慶齡。

當馮雪峰住在魯迅家里后，周文接到了魯迅一封信，信有“故人來訪，請來寒舍”等語。

周文去魯迅家后，又帶“故人”去見妻子鄭育之，見面后三人哈哈大笑，原來魯迅說的“故人”就是他們的老戰友馮雪峰。

馮雪峰的電臺人員老王（應是化名）自己裝配了一臺收發報機，兩個多星期后還是不能與陜北呼通，馮雪峰等不下去了，說：“看來只有請孫夫人幫忙了”。

李云在《往事與情緣》中寫道：“不久，在孫夫人幫助下搞到一臺功率大的收發報機，安置在一位外國朋友居住的一幢樓上，按照馮雪峰帶來的呼號，很快與中央恢復了聯系?！?/strong>

這“一位外國朋友”，就是路易·艾黎，但這部電臺不是孫夫人剛搞到的，這部電臺一直就在那里，圍繞這部電臺的“外國朋友”，還有很多。

關于這部電臺，在《艾黎自傳》中是這樣寫的：

“甘普霖是上海電力公司的電氣工程師，所以在我們住所的底層設有他的一間小工房……有一次需要在我們家里設置地下電臺，與正在國內一些地方進行的長征保持通訊聯系。發報機就安裝在我們頂樓的房間里。甘普霖不通過電表，直接從干線上接電源，并設法在夜間收發電訊。當然，電臺要經常遷移，以免被偵出位置，但在我們那里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strong>

從這段語焉不詳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得到三條明確的信息：

一是電臺在他們家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

二是電臺經常遷移，說明這部電臺一直存在；

三是這部電臺與長征中的紅軍有聯系。

除了這段描述和一次電臺轉移，《艾黎自傳》中再無其它關于這部電臺的敘述。

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吳殿堯著的《劉鼎傳》，為我們揭開了這部被雪藏已久的電臺的秘密：

“路易·艾黎家的頂層有個小閣樓，共產國際中國組的秘密電臺就設在這里，由甘普霖負責。還有兩個德共年輕的女黨員維特·瑪亞和菲莉·瑪雅協助他工作。通過這部電臺，共產國際中國組與一些地方的紅軍時而取得聯系。

這年（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的消息傳來，劉鼎和艾黎、甘普霖都格外欣喜，借紀念俄國十月革命節的機會，他們請來宋慶齡、史沫特萊和正在籌辦《中國之聲》雜志的美共黨員馬克斯·格蘭尼奇夫婦，搞了個小聚會。這些平時不喝酒的人，都興奮地舉起杯來?！?/p>

艾黎是史沫特萊發展的，而劉鼎則是蔡叔厚通過史沫特萊安置在艾黎家中避難的，劉鼎這時化名為“周教授”。

劉鼎逝世后，路易·艾黎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劉鼎，杰出的中國人》，文中有這樣的記述：“和我住在一起的有位英國人，叫亞力克·甘普霖，是英共黨員，在上海電力公司供職?！?/p>

這部秘密電臺以及圍繞這部電臺的眾多“外國朋友”的真實身份，現在已經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當然后面我們還會看到希伯和裘爾斯夫婦。

史沫特萊把紅軍長征已勝利到達陜北的消息告訴了魯迅，并動員魯迅和茅盾聯名向陜北紅軍發一個賀電，這從茅盾的兩篇回憶文章中可得到印證，當茅盾問魯迅怎么能把這個賀電發到陜北時，魯迅說，把電文交給史沫特萊即可，她有辦法的。

史沫特萊這種做法是違反情報工作和秘密電臺的工作紀律的，宋慶齡對此也極為反感，后加上創辦《中國之聲》雜志方面的分歧和史沫特萊高調的行事方式，宋慶齡逐漸切斷了與史沫特萊的聯系，并對外宣稱史沫特萊從未擔任過自己的秘書。

據《艾黎自傳》另一處對電臺的記述，巡捕房曾以查漏電的名義聯合電力公司來搜查過房子，真實目的是奔著電臺來的，為防意外，電臺被轉移，“周教授”被史沫特萊送到宋慶齡家里躲藏了六七天，而正是這六七天的相處，宋慶齡對劉鼎的學識和為人有了相當的了解。

當董健吾向宋慶齡報告張學良想在上海找共產黨時，宋慶齡讓史沫特萊安排董健吾和“周教授”接頭，接頭時，兩個中央特科的老成員先驚愕，后相視而笑，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隨后董健吾告訴宋慶齡和李杜將軍，劉鼎同意去西安見張學良，李杜于是發電報告訴張學良，“你要找的人已經找到了?！?/p>

張學良于是派來親信趙毅，在他的護送下，劉鼎乘火車從上海來到西安。

而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則在董健吾的安排下、在李杜將軍和地下黨員楊承芳的護送下，從上海乘船到了巴黎，又由康生從巴黎接到了莫斯科。

即便是最擅長精巧構思的編劇也編排不出如此精彩的情節和各種神奇異常的巧合！真實的歷史就是這樣的。

雖然我們不知道這部電臺設立、撤銷的確切時間，但我們已找到相應的線索并已能解釋困惑我們很久的疑問：

一、1929年8月10日，宋慶齡在上海寓所與來訪的戴季陶先生舌戰，曾斥責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向法國巡捕房控告她家里裝有秘密電臺。

二、《佐爾格在中國的秘密使命》一書中，記述了佐爾格從德國軍事顧問團那里搞到了國民黨軍將采取“壁壘策略”對鄂豫皖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的情報后，“在電告莫斯科的同時，把情報交給了陳翰笙。陳翰笙則通過宋慶齡及時地把它送到了蘇區?！?/p>

三、在上海秘密電臺被徹底破壞，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訊聯絡已完全斷絕的情況下，阿布拉莫夫于1934年10月18日是如何告訴長征中的中共中央停止與上海局的無線電聯系的。

四、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與第二天，宋慶齡對事變的態度從“拘蔣”到“釋蔣”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為什么在一夜之間會發生如此巨變？

斯諾在其《紅色中國雜記》中說:

“在此時或稍后一些時候，我得知X（即宋慶齡）曾把斯大林的電報轉給毛。電報宣稱，如果中國共產黨不能利用他們的影響使蔣獲釋，莫斯科將斥責他們為‘土匪’，并將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譴責?！?/p>

有了這部電臺的存在，

以上的疑問頓時煙消云散，

馮雪峰之所以要“請孫夫人幫忙”，

其實他事先就知道

孫夫人掌控著一部秘密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