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2025】何妨徐行：50次對話的教育鏡像

11月18日下午，隨著左希《何妨徐行：50次對話的教育鏡像》的主題分享，GET2025教育科技大會落下帷幕，以下為演講實錄：

我是左希。芥末堆里一個講故事的人。

今年GET會場外的空氣，比去年更冷了一些。

過去一年，我對話了50多位個體。今年的采訪，常常伴隨著沉默。采訪變得越來越難。有人不愿意說，有人不敢說，哪怕是自己的故事，也會模糊、回避。

與去年那些直言不諱、落落坦誠的聲音不同，今年的教育人有一些開始畏縮、開始隱藏。語言的變化，不僅是表達方式的轉變，它還是權力的呼吸頻率，也是不安的自白。

這些故事，我無法完全還原。從里面，我聽見了吶喊，憤怒，希望與失落。那是人，棲息在這片土地上，而不是別的什么。

浮華盛世，往往掩藏著個體的動蕩。

01

我今年接觸的第一個年輕人叫張天瑞，網名“游標卡尺”。他說這是個理工科諧音梗，“游標卡尺不孤獨”。實際上，張天瑞很孤獨。

他是疫情三年的畢業生，投過上千份簡歷。為了活下去，他寫過小說，做過剪輯，擺過小攤，扮充氣青蛙，還做過保安。2024年，他一路騎行，從濟南到深圳，賣掉所有家當，進電子廠擰螺絲。

為什么本科畢業要進廠？因為能攢錢。填資料時，人事主管提醒他，寫本科學歷不容易被選中。張天瑞隨手一劃，改成小學。從早八點到晚八點，每天12小時，整月無休，到手6500元。

他會拍短視頻記錄自己的生活，把自己整成了苦難的觀察者，而不是其間一部分。

一年下來，他存了5萬塊，剛好夠一筆勞務輸出的中介費。今年春天，張天瑞告訴我，如果體檢和簽證順利，下半年他就可以出國做工。他想去更遠的地方看看。我祝福他，也提醒他要注意分辨中介的真偽。

過去四個月，張天瑞從社交圈徹底消失。最后一組動態，是他轉去了蘇州的另一家電子廠。流水線的線長警告他，不許亂拍視頻，不準亂寫東西。他和我說過，他很好奇，好奇一個普通人，該如何塑造自己的一生。

教育，像一臺磨粉機，把人打成互不黏連的原子，再用風，把它們吹散。

02

公共空間的萎縮導致了對私人空間的窺伺。

我開始對年輕人的生存狀態感到好奇。他們和我一樣，都是教育流水線上的“產品”。

我聯系上了另一個年輕人，叫劉然。他向我提了兩個要求：一是不露臉，二是發布前做審查，不能給外人遞刀子。

劉然是一名英國碩士，目前租住在北三環一間二十平的小房間，靠撿紙殼、飲料罐過躺平生活。

劉然的手機里，記錄著每次賣廢品的賬本：紙殼2.15公斤，2元；1升塑料瓶3個，0.3元；500毫升塑料瓶18個，0.9元；250毫升塑料瓶8個，0.2元。今日收入，3塊4。

他試著自洽，也會不好意思的閃躲，會被親戚朋友揶揄，會被翻垃圾箱的同行大爺嗆聲。

劉然說，他嘗試過很多選項，但每個選項都會后悔。也許，根本沒有什么選項。我們都在生計和自我關懷間折返、奔跑，搖搖晃晃尋一絲喘息。

讀什么書，找什么工，活什么樣的人生，這些自我選擇的幻覺，是人們最普遍的被動。社會學里有個詞，叫“流動性熵增”，說的是結構沒崩，但個體的能量持續消耗，局部次序維持，整體更加無序。

我們已回不到原來的格局。有時候，人仿佛感到一條路走到了頭，或一只密閉罐子里的空氣已耗盡。所謂窮途，就是無解。

03

微風起來，四面都是灰土。

橘子留美學心理學，回國后做英語戲劇老師。去年，她失業，在家照顧休學的妹妹。

橘子的妹妹是一名“網癮少女”。瞞著橘子，母親把她送進了廣州一家行為矯正學校。妹妹是被兩個男人連拖帶綁抬走的。

橘子知道，妹妹害的不是網癮，而是中度抑郁癥。在中國的一些家庭，這樣的病，往往被認為是矯情，或歸咎于“手機害的”。家丑不外揚。

她到處求救，拿著妹妹的病歷去社區、婦聯、派出所說明情況。那些部門在聽到橘子快30歲，沒有結婚，沒有工作時，態度倨傲且輕視。“我的妹妹是抑郁癥患者，她需要幫助”。這句話，沒人當回事。

橘子說，妹妹之所以這樣，一部分是性格原因，另一部分，來自家庭與學校。母親是“包辦型”人格，她給你選擇，卻強迫你選她設定的答案。妹妹讀寄宿制學校。他們把學校變成監獄的樣子，吃飯、洗漱、睡覺都有要求，人與人不可以有交集。

妹妹被送去的戒網癮學校又進一步。宿舍有攝像頭，窗戶是帶鐵欄的，走廊24小時有人值班，廁所沒有門鎖，每晚睡前要搜身檢查。學校里等級森嚴。師傅帶新人，新人不能和別人說話，組長專門監督，班委負責體罰。

在中國，這樣的“學校”，至少有1400所。

當一個社會將獨立意志視為禁忌，它的體面有序，不過是精巧的枷鎖。

04

戴衛平的工作是在縣城回收“爛尾娃”。

2025年，戴衛平心理咨詢室接待的來訪者越來越年輕，甚至有7歲的孩子，出現了明顯的心理問題。

他一眼就能辨別來訪者的病癥。“抑郁的孩子最明顯，眼神呆滯、空洞，注意力渙散。”很多孩子會在他面前崩潰大哭。

即便已經50歲，經歷過無數次類似場景，戴衛平依然會感到失措。那些哭聲，是撕裂內心的痛苦，仿佛一種深沉的絕望，在空氣中涌動。

中國疾控中心曾發布《青少年心理健康地圖》。25%的青少年有明顯心理健康問題，青少年門診人數在四年間翻了一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問題尤為突出，抑郁、孤獨、焦慮、網絡依賴，比一線城市的情況嚴峻得多。

未成年人的困境，從來不是他們一個人的事。他們會帶著這些傷口長大，進入社會，累積成我們共同的未來。

在中國，持證的心理咨詢師有180萬人，但深入從業者不到15%。近九成的人，在短時間內選擇離開了這個行業。即便如此，從業者幾乎都集中在大城市。縣城，成了這場心理風暴中被忽略的洼地。

性教育、愛的教育、死亡教育，本該關乎身體、靈魂與生命的意義。當這些教育缺席，人很難成長為真實、完整的人。青少年在其中一旦遭遇內心崩塌，他們能依靠的，往往是更沉重的規訓和更漫長的自我修復。

05

很多時候，決定人一生的因素就是：生在何時、何地。時代和地域決定了個人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人如何了解世界，決定了人與世界的關系。

36歲的張元，守護著兩間圖書館，一間在臺州三門，一間在嘉興梅里。小鎮的記憶藏在這兩間圖書館里：房頂的水泥柱是村辦工廠的遺物，馬恩列的畫像與兒童畫并立，倉庫被改造成閱讀空間，偶爾夾雜著孩子的喧鬧聲。新與舊、記憶與現實，交織在這里。

張元不算帥，性格有些柔。從小被寄養在親戚家，他說自己活得像個局外人。他為退役書籍舉辦破書展，給缺頁的《小王子》畫上星球，用毛線為散架的詞典織封套；給閱覽室的椅子穿舊網球做的鞋，發起書籍漂流運動，組織繪本劇、真人圖書館。圖書館的存在，不僅是架上的一排排書，更是一場場溫柔而堅定的行動。

張元的圖書館里，安放著所有懸空的心靈。

37歲的潘麗云，拎著行李箱和孩子一起，回到了江西九江。十年的教培生涯，兩次創業，三次轉型，幾乎賠光家底。

在這個不再許諾穩定的時代，成功變成了一種流動狀態。人們在持續的流動中，尋找棲腳之地。短暫躊躇后，她拿起地圖，挨個拜訪省內的農場、莊園、營地，提供科學秀、魔法秀文旅演出，推半日營和周末營。兩年賺了500萬。

潘麗云說，現在的她是半年換一種活法。她變成了一個隨時切換的角色，可以是項目經理、是演出經紀、是活動策劃、是課程設計，什么都可以是。

在一個透明社會里，人們失去了模糊的權利，一切都要立刻回應，一切都須自證價值。

離北京2400公里外的云南鎮雄，11月常常下雪。36歲的梁海榮在那里住了五年，他和團隊的月收入是2000塊。

鎮雄曾是中國貧困人口比例最高的縣，160萬人口中，五分之一是留守兒童。梁海榮在那里做縣域兒童閱讀推廣。從一間60平米，只有566冊圖書的閱覽室開始，到3座公益圖書館，8所鄉村圖書室，56個村小閱讀角，觸達12000名學生。

梁海榮自我懷疑過，大哭過，抑郁過，崩潰過。承載著三代人“教育能治愚”信念的梁海榮說，真正的自由來自于與他人建立關系，與悲者同悲，用愛與勞動將個體重新與世界連接。

06

以上是別人的故事，也可能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我的爸爸是一名語文老師，大半輩子都在云南山區的邊遠學校里度過。他會大段大段地背誦魯迅的文章。喝上一點酒，他會說自己是那個站著的穿長衫的人。

他會和我說：小囡，你也許沒有權利去決定要做什么，但你至少可以在某個層面決定不做什么，不做什么，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

阿瑟·米勒說，當一個時代基本幻覺疲憊的時候，可以說這個時代也就結束了。

中國的教育培訓行業正在經歷一些變化，馬太效應加劇，消費意愿下降，教育公平與社會責任成為企業核心命題。宏觀向好，微觀艱難，現實比報表復雜。教育無法抵御風暴，但它能教會我們如何在風暴中思考。

在創造性破壞的洪流中，教育人既是受害者，也是社會創新的引領者。教育，依然是被技術撕裂的時代中，唯一能讓社會持續生長的機制。

然而，真正的增長來自內生創新，而非外部沖擊。創新也不是引入新產品，而是打破舊結構。技術的引入，若不懂其為何有效，便毫無意義。

事實上，持續發展的首要條件，是人的自由。沒有自由，產業革命只是偶然事件，而非持續進步。

上個月，我和爸爸去了趟紹興，去百草園和三味書屋。我問他，對于未來，我們該樂觀還是悲觀？他和我說，小囡，這些爭論，多是一群糊涂人的狂歡，樂觀悲觀沒有高下之分，樂觀的人可以基于虛妄的樂觀，悲觀的人也可以非常草率的悲觀。

歷史當然有不可測的偶然，但更有無可避免的必然。98年前，魯迅在《野草》中寫道：我終于彷徨于明暗之間，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我姑且舉灰黑的手，裝作喝干一杯酒，我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遠行。

請大家多添衣服，保重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