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 | 法治護航人工智能：知識產權保護的三大路徑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以前瞻性制度創新回應技術變革，形成兼具激勵與規范作用的創新治理體系。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知識產權保護的激勵創新作用是“十五五”時期要關注的重要法治命題。

原文 ：《知識產權保護賦能智能技術創新》

作者 |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 謝宜璋

圖片 |網絡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完善人工智能領域法律法規和政策監管體系，從中央層面統籌確立了“十五五”時期建設符合智能技術創新發展法治環境的總體目標。在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下，近年來，上海為全力推進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城市建設，提出了以知識產權保護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的具體舉措，并取得了系列成效。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保障科技創新的關鍵法治抓手，不僅能提升科技成果的轉化效率，還能最大限度激發市場的創新活力。隨著ChatGPT、DeepSeek及具身智能機器人的推出，全球各國正式進入智能大模型的競速窗口期，誰能率先搶占智能技術高地，誰就能率先掌握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話語權。在這一關鍵節點，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知識產權保護的激勵創新作用是我國“十五五”時期要關注的重要法治命題。結合人工智能技術研發、應用及國際競爭等特點，應從以下三個維度賦能我國“十五五”時期智能技術的創新發展。

首先，構建開放式創新理念，確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要為智能技術迭代發展創造空間的總體基調。這既要求在智能技術研發過程中形成開源共創的共享格局，又需要在智能模型訓練階段為大規模數據授權構建更為合理適用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2025年初，我國的DeepSeek通過全面開源核心技術，吸引更多開發者參與到智能技術的迭代升級中，進而實現了對美國在人工智能技術上的反超。DeepSeek的成功表明，智能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不能遵循以往的封閉創新路徑，而要采用開放創新的合作機制。當今時代，技術都是以高度交織、重疊的形式迭代發展的，基本發明之后是無數的技術應用、改進和細化，現有人工智能技術亦是未來智能體技術迭代發展的基礎。只有遵循開源范式，授權市場主體自由使用源代碼，才能更快迎來智能技術的二次改進與突破。同時，基于智能模型需要大規模數據訓練的技術原理，還應構建高效的版權授權機制并適度開放數據材料的合理使用，以確保智能技術的高效產出和有效應用。因此，在人工智能時代，知識產權保護必須秉持開放創新理念，增強容他性而弱化排他性內容，將知識產權的功能從防御性轉為共享性，打造有利于智能技術發展的協同創新生態體系。

其次，準確運用知識產權多維保護機制，切實保障我國智能技術領域的自主知識產權。隨著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與完善，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包括《商標法》《著作權法》《專利法》《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不同法律法規對技術客體的保護內容并不相同。人工智能模型由多個知識產權客體（如算法、軟件等）構成，從研發到投入市場過程涉及對算法的商業秘密或專利保護、軟件的版權與專利保護、大模型蒸餾的反不正當競爭保護等不同環節。為此，應基于不同法律法規保護的不同面向，為我國人工智能成果構建全面且精準的知識產權保護“護城河”，保障我國智能技術領域的知識成果不受海外企業的非法侵害。應當明確的是，知識產權的多維保護并不等同于知識產權的強化保護，后者可能帶來過度保護而阻礙智能技術迭代創新的危險。

最后，以知識產權立法和司法保護確保我國人工智能產業在國際社會中的公平競爭地位。人工智能時代的競爭不僅是各國智能產業的競爭，更是法制的角逐。當前，歐盟出臺人工智能法案以期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布魯塞爾效應”，日本采取版權豁免政策為大模型數據訓練解綁，美國、英國亦通過司法判例明確其人工智能領域的保護態勢。對此，我們亦須充分運用法律工具，將保護我國人工智能產業在國際領域的公平競爭內化于知識產權的法治進路中。具體而言，我國可考慮在國際社會中倡導各方共同建立人工智能知識產權保護合作機制，在國內法上優先出臺人工智能知識產權相關規則，以為制定全球方案提供中國范本。在人工智能知識產權涉外糾紛中，我國司法部門亦應充分運用法解釋方法，合理利用禁訴令、司法管轄權及損害賠償等多種法律手段，確保我國人工智能主體在國際社會上的公平競爭地位，展現中國法院的國際司法力量。

總之，人工智能的知識產權保護要充分考慮智能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不僅應在智能技術的研發和應用階段提升知識產權保護的開放性與全面性，還需以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內立法與司法為支撐，確保我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公平競爭地位，最大限度賦能我國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發展。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8期第4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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