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今天所說的宋元戲劇中,有一個門類,叫做“水滸戲”。
主要是描寫《水滸傳》中一批梁山好漢的故事,戲中的人物和情節,可以說是《水滸傳》中某些故事的“底本”。
但“水滸戲”只是后人命名的,在元代,這類戲劇題材有一個統稱,叫做“綠林雜劇”。
“綠林雜劇”能流傳到今天的已經不多,但是其在元代時創作之繁盛,的確是令人嘆為觀止的。
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曾經羅列過元代的水滸雜劇,達三十本之多,如《雙獻功》、《李逵負荊》、《燕青撲魚》、《還牢末》等現存比較完整的篇章,都是十分著名的篇目。
“水滸戲”對《水滸傳》成書的影響,不言而喻,是巨大的。兩者之間,有著明顯的傳承關系。
幾乎可以說,水滸故事在元代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只需要有一大才子,將其加工、整理、編輯、潤色,《水滸傳》這部大作,就能說是完成了。
所以,《水滸傳》可以肯定,是由眾多人的智慧結晶出來的作品(又一次證明了勞動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而施耐庵只是將其進行了大幅的整理加工,但因為才子出手,畢竟不凡,所以《水滸傳》深受后世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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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對水滸戲的喜愛,不僅促成了《水滸傳》中的部分故事,而且還對《水滸傳》成書的主題、思想,影響深遠,其中最突出的一點,能夠歸結為四個字,那便是——替天行道!
《水滸傳》中的故事,與唐宋時的傳奇一脈相承,有發展也有繼承,《水滸傳》本身,亦可以算是中國古典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
由零散的“綠林故事”到成型的“武俠小說”,水滸戲與武俠小說的關系,是難分難解的。
如果說唐宋傳奇開啟了武俠小說的先聲,那么水滸戲就是武俠小說發展歷程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水滸戲對武俠小說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替天行道”的俠義精神。
但是,水滸戲中的“替天行道”與《水滸傳》中的“替天行道”,往細了看,兩者是稍有不同,但在大方向上,卻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
元代水滸戲中,曾經多次提及“替天行道”四個字,比如,在《李逵負荊》中,有“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之句;《雙獻功》中有“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慶賞開筵”的評價;《還牢末》中有“俺梁山遠近馳名,要替天行道公平”之句……
總之,“替天行道”幾乎成了水滸戲中所共有的一個概念。
那么,究竟什么是“替天行道”?有什么深刻內涵?這些戲劇作者們,究竟想表達什么?這是對原有俠義精神的繼承還是倒退?
其實,在水滸戲的劇本中,提及到的“替天行道”含意非常豐富,但從故事內容來看,“替天行道”所表現的,主要是:不畏強權、鏟除惡霸、救助弱小。
采用暴力或非法律的手段,幫助被壓迫的弱者(或者說是平民百姓)取得公平,而且競爭大多激烈非常,結果常常是你死我亡的局面,這突出了斗爭的殘酷性和不妥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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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戲中的“俠客”們,更側重鋤強扶弱,更多地是關注下層民眾,其俠義精神和底層百姓結合地更加緊密,至于保忠義、護忠良、快意恩仇、士為知己者死等傳統的俠義情懷,相對不是主流。
在現存的元代水滸戲中,最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是李逵和宋江,他們的人物形象,也和《水滸傳》中的有所不同。
李逵是元代水滸戲中的“大主角”,流傳下來且非常精彩的篇目,有康進之的《梁山泊李逵負荊》和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
《李逵負荊》以梁山泊清明放假為起點,寫眾頭領們下山掃祭、踏春。
恰逢李逵來到杏花村酒店里吃酒,結果遇到王林哭訴,說梁山泊頭領宋江、魯智深強娶民女,將自己的女兒滿堂嬌搶走了。
李逵聽罷大怒,以為真是宋江所為,便氣沖沖跑回山上找宋江問罪,大鬧了忠義堂。
宋江自然不認,于是和李逵立下軍令狀,下山與王林對質,結果發現搶奪民女者并非宋江、魯智深。
李逵自知理虧,便向宋江承認錯誤并負荊請罪,恰好此時兩個冒充者來到酒店,王林報信,宋江便派李逵下山捉拿這兩個冒充者,將功折罪。
這個故事,刻畫了李逵天真淳樸、嫉惡如仇、不畏強權的鮮明形象,情節曲折、人物生動,深受廣大百姓的喜愛,同時,這個故事也體現了梁山泊好漢們為弱民做主、替天行道的俠義情懷。
而高文秀的《雙獻功》,寫李逵智救孫孔目、并殺死奸夫淫婦白衙內和郭念兒的故事,故事曲折生動,但是這個故事中的李逵,和《李逵負荊》中的人物形象又有所不同,《雙獻功》中的李逵精細、忍辱負重,在粗魯的性格之外,是細致的心思,頗有點《水滸傳》中魯智深粗中帶細的個性。
至于宋江,在元代水滸戲中,可謂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起義領袖,沒有了奸詐和弄權,也沒有仁厚長者的形象,只有綠林好漢的“勇悍俠義”。
他對聚義的事業忠義,為黎民百姓鋤奸去惡,深受梁山三十六個英雄的愛戴,以至于在《燕青撲魚》中,寫燕青犯事,要被宋江趕下山去時,竟然急瞎了眼,完全不是《水滸傳》中看透一切、對宋江不怎么感冒,最終飄然離去的那個浪子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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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水滸戲中的宋江,更像是史料中的宋江,是一位勇武過人、才智杰出的農民起義軍領袖。
在宋江殺閻婆惜的這段故事中,完全與《水滸傳》不同,根據《大宋宣和遺事》中的記載:宋江看到閻婆惜和吳偉兩人親切,于是怒發沖冠,摸起一把刀,直接將兩人殺了,還在墻壁上留下四句詩:“殺了閻婆惜,寰中顯姓名;要捉兇身者,梁山泊上尋”。
殺閻婆惜的行為,更像是武松殺人留字的行為。完全不同于《水滸傳》中為形勢所迫、不得已殺了閻婆惜,然后又被朱仝義釋的宋江形象。
水滸戲中宋江殺閻婆惜是主動的,《水滸傳》中是被動的,是形勢所迫,在這一主動一被動之中,宋江的形象,也有著天壤之別。
通過水滸戲中李逵和宋江的形象,我們可以看到,元代水滸戲中的梁山好漢們,更像是主持正義的“豪俠”,注重鋤強扶弱、為弱者伸冤,這與《水滸傳》中的故事,有著明顯的不同之處。
當然,水滸戲篇幅較短,創作者也不相同,所以人物雖然有重疊,但是在個性上卻百花齊放,甚至同一個人物也有著很大的不同,《水滸傳》自然不能這么松散,人物性格必須要統一起來。
水滸戲也有很大的缺點,比如,人物和故事失于精細傳神,顯得很粗糙,語言也良莠不齊,不如《水滸傳》那么耐讀。但即便如此,水滸戲仍然有著獨特的魅力,尤其在元朝那種世道,鋤強扶弱、不畏強權更能被廣大底層百姓所喜愛。
水滸戲中所突出的“替天行道”精神,自然也影響著后世武俠小說的創作,像金庸、梁羽生筆下的大俠客們,雖然性格千差萬別,但哪一個不都是不畏強權、鋤強扶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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