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原公安局局長楊帆的夫人，見到丈夫后：怎么成了瘋老頭了

“師傅，再快點，我怕天黑前趕不到荊江農場。”1978年11月15日清晨，火車一到荊州站，李瓊就拉著兒子鉆進了唯一一輛等客的破舊吉普。她握著那張寫有“湖北荊江第五勞動農場”字樣的通知書，掌心全是汗。二十五年，她不知道丈夫的音訊、生死，甚至不知道他此刻究竟算不算一個“案犯”。

車子在炮彈坑似的土路上顛簸。李瓊盯著窗外秋霧中的江堤，耳邊反復閃現丈夫當年穿著呢子大衣、神采奕奕地從局里走出的背影。那是1954年最后一個工作日，她替孩子們煮年糕，想著過年給他買雙新皮鞋。沒過三小時，家門被敲響，來人冷冰冰丟下一句話：“楊帆要去北京交代問題，快收幾件衣服。”此后，一切就像掉進深井，毫無回聲。

下午兩點，農場警衛帶她穿過一排潮濕的平房。盡頭，楊帆低頭坐在矮凳上，氈帽蓋到眉骨，滿頭灰白亂發。李瓊屏住呼吸，輕輕喊：“老楊，是我。”那雙曾經炯亮的眼睛抬起，卻只剩遲疑與警惕。片刻，他自言自語似的嘟囔一句：“假的，假的，他們又來審我了。”李瓊的眼淚瞬間滑落——“怎么成了瘋老頭了？”

悲愴的重逢背后，是一串曲折的時鐘指針。倒回到1949年，上海剛剛解放。楊帆受命接管市公安局，第一樁硬仗就是破譯國民黨潛伏電臺。三個月，他帶隊摸排兩千多處可疑點位，收繳無線電設備一百三十余部，抓獲暗殺陳毅的特務劉全德。上海報紙用整版報道他的名字，那時的楊帆不到三十八歲，發際線還在額頭正中。

1953年，他在蘇聯做完顱骨手術，獲準靜養。沒想到靜養期未滿，一頂“包庇反革命”的帽子悄然壓了下來。所謂“證據”指向1950年上海“二·六”轟炸：軍統特務羅炳乾給敵機通風報信。案情原本由楊帆親自指揮破獲，卻在五年后“反咬一口”。1955年冬，他被帶走審查。預審十年、服刑六年，漫長到足以讓一個年輕局長的銳氣碎裂。

獄中條件艱苦，他偏要給自己訂張時間表：清晨氣功半小時，白天抄寫《共產黨宣言》，夜深再背黑格爾《邏輯學》片段。有一次看守嘲笑道：“學這個有啥用？”楊帆丟下一句：“腦子在，天就塌不了。”倔強，是他唯一能握住的東西。遺憾的是，就在被捕后的前三年，他的父母、姐姐和最小的兒子相繼病逝，噩耗被遲到半年才轉達。那夜，他靠著牢門坐到天亮，眼圈紅到發紫。

火車與郵路阻隔不了李瓊。她定期給楊帆寄信：家庭近況、孩子成績，結尾永遠是那句“相信組織”。起初每季度還能收到回信，后來通信渠道中斷，她只得四處打聽。粉墻灰瓦的上海弄堂里，只要有人從北京、武漢出差回來，她必追著問：“見過老楊嗎？”回答多半是搖頭。

1976年以后，平反風潮啟動，李瓊嗅到機會。她連續給中央、湖北省委寫信，理由很簡單：楊帆腦瘤開過刀，再不治療會出人命。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看到呈件，批了短短一句：“即辦。”于是才有了1978年的那趟探監。

在武漢協和醫院，醫生初步診斷：并非精神疾病，而是長期隔離引發的應激障礙加慢性腦損傷。家屬陪護成了最重要的藥方。李瓊帶著大兒子、小女兒輪班守夜，孩子們學會了給父親打胰島素、擦身翻身。深夜走廊里，小女兒低聲哼起《新四軍軍歌》，楊帆忽然睜眼，微微跟著動嘴，那是他十三年來第一次主動回應。

1980年春，他的記憶漸漸拼回完整段落。楊帆讓妻子把案卷借來，逐字核對，拿紅筆在空白處寫下十三頁申辯。申辯書送進中央專案復查組，引發新一輪調查。1982年8月，潘漢年獲平反；一年后，楊帆名譽恢復。接通知那天，他正戴著老花鏡抄寫經典，聽完消息只說了兩個字：“遲到。”

恢復待遇后，有人勸他寫回憶錄，他思索片刻答：“我更想寫劇本。”很多人忘了，這位公安局長原是北大中文系畢業的戲劇評論家，筆名“殷楊”。他曾被周恩來點名表揚，說他“戲評精準”。可惜術業被戰火打斷。之后在上海魯迅公園旁的一間斗室里，他鋪開宣紙，動筆草擬劇本《皖南紀行》，想把當年“皖南事變”的血與火搬上舞臺。

楊帆的脾氣還是那樣直接。一次記者采訪，他不愿做口號式結尾：“反思不是為了宣泄，而是為了不再重演。”對自己的遭遇，他少提怨尤，卻常提醒學生，“制度有再精密的齒輪，也需有人及時上油”。

1999年2月20日凌晨，上海華東醫院。心功能監測儀發出持續滴聲，楊帆在昏迷中嘴唇輕動。李瓊俯身分辨——他竟在低聲背誦《共產黨宣言》的德文段落。八十七歲的生命曲線在清晨五點靜止，留下未完稿的劇本和滿柜案卷批注。

多年以后，曾經參與復查的年輕干部回憶：“卷宗里最醒目的，是楊帆用紅筆畫的一個大圈，旁邊寫著——‘希望烏云永不再來’。”這八個字如今被裱進相框，掛在上海公安局史料室的墻上。那堵墻前很少人說話，因為誰都知道，烏云的散去，與其說靠風，不如說靠人。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