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該被忘記的人：他派斯諾去延安，他在日本監獄失去雙腳

歷史學家王笛的新書《中國記事（1912—1928）》出版后，榮登20多個月度、季度、年度的好書榜單，包括第七屆“全民閱讀·書店之選”人文社科類十佳作品、第四屆時尚文化大賞社科研究獎等。

《中國記事（1912—1928）》通過挖掘歷史上來華西方人的記錄，講述這一時期來華的外交官、記者、作家、學者、旅行者的曲折經歷和精彩故事。在眾多真實故事中，《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的經歷令人印象很深。

他1917年來到中國，1941年離開。他在中國的這25年，見證了中國風云激蕩的時代。

約翰·本杰明·鮑威爾

他采訪過眾多中國政治人物，長期對中國的政治進行分析和評論；游說美國總統、國會和政府，通過了《中國貿易法案》；寫下《西行漫記》的埃德加·斯諾，正是鮑威爾所創辦的《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他對西方世界了解中國的真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同時，他也因在國際上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犯罪行為，而被日本人關押，甚至在獄中失去了雙腳。

今天，就讓鮑威爾的故事帶我們走進那段特殊的歷史，在個體的故事中一窺時代的劇變，在中、美、日關系依然受到高度關注的今天，再次回望歷史的真相，感受人間的冷暖。

下文節選自王笛作品《中國記事（

1912—1928）》第6、29章，篇幅所限，有刪減

01

鮑威爾來到上海

1917年2月，那個時候孫中山還沒有南下，還住在租界里的小洋房里，一個名叫鮑威爾（John B. Powell）的美國人到達了上海，也住進了上海的租界。

他之所以前往上海，是因為托馬斯·密勒（Thomas Franklin Fairfax Millard）給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院長威廉（Walter Williams）博士拍了一份電報，表示他想在上海辦報，需要聘請一名密大的畢業生前來協助。威廉于是把這次工作機會給了鮑威爾，那時他正在新聞學院做講師。他沒想到的是，這次抵達上海后，竟在此度過了25年的辦報生涯。

托馬斯·密勒是第一批到華的專業記者之一，所以有“美國在華新聞業之父”（the founding father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China）之稱。1900年，密勒作為《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的記者，第一次來到中國，報道義和團運動，譴責八國聯軍，萌生了對中國的同情。密勒于1911年在上海創辦了《大陸報》（The China Press），是第一份美國人在上海開辦的英文刊物。

《紐約時報》在上海采訪孫中山。資料來源：New York Times, July 15, 1917。

那時的鮑威爾關于中國的知識非常有限。教授們在密大課堂上幾乎不會提及中國，只有在歷史課上才會稍稍涉及一點兒中國的情形。不過慶幸的是，在密大新聞學院有很多中國留學生，董顯光便是其中之一，后來董成了中國的著名記者。

鮑威爾1917年2月首次來到上海。那時，黃浦江的兩旁布滿了倉庫和貨棧，倉庫的通道十分狹窄。這天正逢下雨，地下有很多泥。他拒絕了黃包車夫的好意，堅持步行前往禮查飯店（Astor House Hotel）。他曾在日本橫濱坐過黃包車，對亞洲的生活習慣并不熟悉，不喜歡坐在人力拉的車上。

他下榻的禮查飯店在上海是相當有名氣的，它是由一位美國船長創辦的。上海許多名流都去這家飯店，在晚餐席上或休息室進進出出。在這里，鮑威爾和老板密勒見了面。密勒與袁世凱、唐紹儀、伍廷芳等政治精英相當熟悉。密勒創辦的《大陸報》，是英國的《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勁敵，英國人不喜歡《大陸報》這種競爭者的存在。《大陸報》中不僅有中國人的投資，而且還有一些中美合作及中國民族企業融資。在上海，對正在日益增多的美國僑民來說，擁有一份美國報紙是相當有必要的。后來一個英國人買走了《大陸報》的大半股權，出了很高的價錢。密勒先生想要再次辦報，創辦一份周報，即《密勒氏評論報》。

小鮑威爾（William Powell）與他父親老鮑威爾（J.B. Powell）大約在1940年于上海的《密勒氏評論》辦公室。來源：Thomas Powell

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壟斷了廣州、上海、馬尼拉的貿易，操縱著中國沿海和長江沿線各通商口岸的水運。旗昌洋行最初的棧房位于上海灘沿岸地區，建筑像城堡一樣牢固。公司的業績非常好，當時新生的美國剛剛與英國切斷了政治經濟聯系。這家公司對美國做出了相當大的經濟貢獻。沃倫·德拉諾（Warren Delano， Jr.），即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外祖父，1830年起為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參加過對華的鴉片貿易。

1862年，旗昌洋行的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開辦了中國第一家輪船公司——旗昌輪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建造上海外灘的十六鋪“金利源碼頭”，開通上海—漢口航道，幾乎壟斷了長江航運。1852年，金能亨不顧英國領事的憤懣與抗議，公然在英租界上豎起了一面美國星條旗，宣布在這個區域內，美國與英國享有同等的權利。

“為了避免英國人和美國人產生沖突，中國人決定把蘇州河以北的一大塊土地劃為美國租界”。這塊土地所屬的區域就是虹口，地理位置優越，位于英租界以北。在面積上，虹口與英租界相當。在華的美國人非常高興，將此情形告知美國政府。“但是令上海的美國人沮喪的是，美國政府否決了他們的這種做法。因為美國政府認為，美國一貫施行尊重中國領土完整的外交政策，而這些美國人的做法無疑違背了這種政策。”

無奈之下，上海的美國人只好去勸說地方當局，要求把虹口地區和英租界合并在一起，這樣，所謂的“公共（國際）租界”就形成了。“公共租界”不但包括當時被合并的蘇州河以北的虹口區域、蘇州河以南的英國租界，還包括后來被列入勢力范圍的楊樹浦。

02

鮑威爾家的日常生活

鮑威爾在禮查飯店租了一間小套房，浴室較小。當時租小套房的多是美國的年輕人，他們有的在領事館工作，有的受雇于美國在滬的公司。

有一天晚上，鮑威爾回家進門，發現一位日本少女，她穿著和服，睡在他床上。他手足無措，趕快把茶房叫來，責問茶房為何許可她在他房間里過夜。那個女孩用洋涇浜英語問他：“您是鮑比先生嗎，是鮑比先生邀我來這里的。”他告訴她自己不是鮑比先生，于是茶房將她帶下樓。后來這件事傳到朋友那里，他們就常常拿他開玩笑，叫他“鮑比先生”。

鮑威爾的妻子和小女兒以及他妹妹瑪格麗特也來到上海，他妹妹也就讀于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那時，大量的美國人到上海，擁有現代設施的公寓或住宅都讓美國人搶空了。為了滿足美國人的需求，修筑了一個美式的住宅區。鮑威爾一家也搬到了這里。

那時的上海，擁有一座電力廠和一家電話公司，電力廠規模小，由上海市政府投資經營，電話公司歸私人所有。電話公司的電話機設備既陳舊又笨重，是瑞士生產的。打電話的時候，搖電話機上的曲柄，先連上接線生，才能打通電話，程序非常瑣碎麻煩，這給人們帶來許多不便。

有一次，一位正在氣頭上的美國商人，因通話過程中線路被干擾，信號時有時無，最終忍無可忍，一把拉下掛在墻上的電話機，從窗口扔到了大街上，并要求電話公司給他準備一臺新電話機。當電話公司的英國經理拒絕了他的請求后，那位美國商人竟然到美國領事館，說在“門戶開放”的政策下，簽約國享有一律平等的權利，而英國經理的這一做法剝奪了他的這一項權利。就這樣，事情差點鬧到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多虧了他的朋友的勸解，加之電話公司滿足了美國商人的要求，僵局才被打破。

那時，上海的電話機非常笨重，鮑威爾的電話機與鄰居的掛在同一堵墻上另一面。有一次，鮑威爾的妻子正在打電話，只聽轟隆一聲，電話機連同一塊泥壁從墻上掉落下來，此時，隔壁的太太也在打電話。于是，借著這個墻洞，他妻子與鄰居開始聊天。

在鮑威爾家，雇傭了五個人，一個廚師，一個打雜，一個工人，兩個女仆。一次一位打雜人的家鄉發生動亂，他的幾十個親戚逃到上海，落腳在鮑威爾家的汽車間，直到事態平穩之后才離開。鮑威爾發現中國人的應變能力很強，也可以是反過來的。一次由于租界突然發生騷動，許多中國人將他們的親屬安頓到了鄉村里。

03

《密勒氏評論報》

根據鮑威爾的回憶，自《密勒氏評論報》創刊以來，其實老板密勒先生在報社工作時間不長，1917年當鮑威爾到達上海以后，密勒便返回紐約，結果就一去不復返。直到1922年，密勒答應在北京政府擔任顧問，于是將報社的股權完全拋售給了鮑威爾。這樣一來，鮑威爾不但是報社的主筆，還當起了報社的老板。

但是，在這個時候，雜志的投資人撤資，讓鮑威爾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不過，因為鮑威爾從中國公司爭取到了固定廣告合同，雜志最終得以幸存。他考慮到《密勒氏評論報》的英文名字Millard抯 Review of the Far East過于局限，從字面上看來突出個人，他曾經嘗試著換用幾個不同的名字。最初使用的是《遠東評論周報》（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最終決定選用《中國評論周報》（China Weekly Review），從1923年6月開始正式使用這個英文的新名字。

鮑威爾又考慮給報社換個像樣的中文稱呼，但是費盡周折，最后還是決定保持不變。鮑威爾回憶說，美國俗語說“名字就是一切”，這在中國再恰當不過了。因為在中國，一個名字獲得名聲后，是輕易不會變換的，甚至字體都不可以變換，更不用說是名字本身了。所以鮑威爾得出結論，“名字的輕微變化或被盜用都會使顧客望而卻步，為此公司將蒙受巨大損失，因而外國公司盡心竭力地維護公司的名字。與外國名字相比，中國名字尤其如此。不管是只知曉母語的中國人，還是懂外語的中國人，在看東西時，他們往往習慣先看中文。于是，我們決定不再變更報社期刊的名字，還是延續期刊起初發行時的中文名字——《密勒氏評論報》。”這就是這本雜志英文名字換了若干次，但是中文名始終保持不變的原因。

在他辦刊之初，又面臨一件頭疼的事：印刷廠中的中國員工都不認識英文，那排字怎么能行呢？于是，他找到印刷廠的經理，談起了這個問題，經理卻笑了笑，說道：“如果這些中國人認識英文，他們會把你們寫好的文稿改得亂七八糟。”但是后來，還是出了不少讓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一次，報紙的“人事動態”欄中出現了要啤酒的內容，經調查才知道，原來是一個記者讓身邊的職員送字條給酒吧，問啤酒為什么還沒有送到，結果陰差陽錯地將這張字條的內容發表在報紙上。還有一件更為離譜的事：一次，紅燈區的女人們送了一些沒有署名的請帖給單身男人，邀請他們參加一個茶會。結果請帖出現在了“社會新聞”欄中。這期報紙發行后，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鮑威爾做過一個調查，上海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數量在8000到10000人之間，其中商人和傳教士占了很大的比重。除英、美兩國人外，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人，很多人認識英文，他們迫切希望有一份報紙來傳達美國的消息。中國的年輕知識分子在讀者中占很大比重，他們大多來自學校。這些人很關心大戰下的世界局勢，并想通過美國報紙知道美國人對大戰的態度。那時，很多中國學生都在學習英文，將《密勒氏評論報》當教科書來研讀。由于該報用的是美式英語，編輯部經常收到一些詢問英文意思的來信。上海成立了很多研讀英文的組織，由此官員和學員們紛紛訂購《密勒氏評論報》，其銷量自然大增。

《密勒氏評論報》一再提請美國政府注意日本在遠東地區的動向。一戰時期，《密勒氏評論報》在談論未來的日美關系時，便指出了日本的危險性，甚至“對美國一戰將不可避免”，是很有前瞻性的看法。因此，鮑威爾很早就成為“日本侵華勢力的眼中釘”。也因此，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鮑威爾被日本人抓入獄中，幾乎丟失了性命。

04

鮑威爾獄中失掉雙腳

鮑威爾1917年來到中國，1941年離開。在中國的25年，是中國風云激蕩的時代。他采訪過許多中國政治人物，長期對中國的政治進行分析和評論；游說美國總統、國會和政府，通過了《中國貿易法案》；是軍閥混戰、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共運發展、西安事變、日本侵華等歷史的經歷者，對這些大事件都親自做過報道。正如我在本書中引用的《密勒氏評論報》上的大量文章，我們可以看到，他對西方世界了解中國的真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這個真相也包括中國共產革命的興起。1928年，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到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1936年他便是以《密勒氏評論報》記者的身份前往延安進行采訪，后來寫下了《西行漫記》，讓外界了解到真實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

1940年12月，斯諾夫婦（居中）在上海與老鮑威爾（右一）合影

鮑威爾作為《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能夠有這樣的眼光，讓西方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延安，充分展示了他對新聞的敏銳和求實的態度。他刊登埃德加·斯諾延安之行所作的《毛澤東訪問記》，以及首次公開發表毛澤東的身世和照片，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他在《密勒氏評論報》成立之初，就一直對日本抱著很深的警惕，不斷地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各種陰謀和行為。“七七事變”以后，更是持續嚴厲譴責日軍的罪行。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后，日本軍隊隨即占領上海公共租界，《密勒氏評論報》被查封，鮑威爾被關進集中營。他在監獄里和一個英國人相遇，被囚禁在同一個牢房里，發現兩人曾經在“藍鋼皮”事件中被山東土匪劫持，共過患難。兩人都非常感慨：“與日本侵略者相比，我們更喜歡中國土匪！”

在監獄里，鮑威爾遭受了長時間的審訊。他過去發表的譴責和揭露日本陰謀的文章，都被日本憲兵用作反日或者收集情報的證據。他在監獄里遭受了殘酷的折磨，最后生命危在旦夕。

1942年8月，日本人擔心鮑威爾死在獄中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以日美之間交換戰俘的方式釋放了他。他離開上海的時候，已經骨瘦如柴，所以當時見到他的人稱他為“甘地”。他雙腳得了壞疽病，而且非常嚴重。在回美國的漫長的跨太平洋的旅途中，他接受了記者的采訪，他的事跡發表在《生活》雜志上，《讀者文摘》做了轉載，在美國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當他到達美國的時候，人們把他當作英雄歡迎他回家，已經有600多封信等著他去閱讀。

他的事跡也感動了當時的中國政府和人民。1942年出獄以后，蔣介石撥款給他10000美元作為他的醫療費用，中國新聞學會也為他募集了11000美元。當船經過里約熱內盧的時候，中國駐巴西大使譚少華專門去看望他，還為他帶去了蔣介石、外交部長宋子文、駐美大使胡適，以及紐約等地的其他中國外交官員和使領館人員的問候。

蔣介石、老鮑威爾和斯諾，約1929年或1930年在南京。來源：J. B. Powell Papers, 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他還受到在美華人的尊崇，紐約一家中餐館的老板對鮑威爾說，無論什么時候，餐館都歡迎他來用餐，而且決不收他一分錢。老板告訴鮑威爾，得知他被日本人關押時的經歷，感到觸目驚心，對中國做出了很大犧牲，他非常想用實際行動來表達對鮑威爾的感激之情。老板還說，無論鮑威爾走入哪一家中餐館，只要那里的老板知道他的身份，就決不會收他的錢。

在接受治療的漫長過程中，鮑威爾必須經常接受輸血，他回想到在上海醫院接受輸血時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因為在整個中國也找不到一個血庫，認為中國迫切需要建立血庫系統。在他的努力下，紐約長老會醫院（Presbyterian Hospital）決定贈送一套完整的血庫設備到中國，這成了中國的第一個血庫。

鮑威爾身體的治療和恢復是漫長和痛苦的。但是，在治療的同時，他以堅強的毅力完成了回憶錄，記述了他在中國25年的經歷，即《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My Twenty Five Years in China）。回憶錄讓后人得以更加真實、詳細地了解那段歲月，也給我寫本書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

在日本監獄里受到的折磨，永遠地損害了他的身體。1947年2月28日，鮑威爾在華盛頓去世，年僅60歲。3月1日的《紐約時報》發布了他逝世的消息，使用了這樣的標題《鮑威爾，新聞人去世；日本人殘酷折磨的幸存者》（J. B. Powell， Newspaper Man， Dies; Survivor of Japanese Brutalities），另外還有小字的標題介紹：“在中國許多年，不斷嚴厲警告美國保持在太平洋的強勢，他在日本的集中營失去了雙腳。”這個副標題顯然是在批評美國政府始終沒有對日本的威脅予以足夠的重視，最后終于釀成了代價慘重的太平洋戰爭。這篇訃告里面還透露了他回國后活動的一些更多的細節。他坐在輪椅上，參加各種集會。最讓世界矚目的是，他拄著拐杖，遠赴日本，出現在東京大審判法庭上，為審判東條英機在內的日本26個甲級戰犯做證。

《紐約時報》關于鮑威爾去世的報道。資料來源：New York Times, March 1, 1947。

現在，除了新聞史的研究者有時還會提到他，他幾乎被中國人遺忘了，可以說是已經完全不為人們所知。歷史的遺忘，讓我十分唏噓，我們不應該忘記他。他為中國的新聞從業者樹立了一個標桿，就是為了真相，為了真理，不畏強暴，勇于直言，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也無所畏懼。他用自己的奮斗和生命詮釋了什么是友誼，什么是正義。

王笛 |《中國記事（1912-1928》| 人民文學出版社

初審：李 磊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