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有事"真相：經營謀劃50年，日本如何完成對臺灣"經濟殖民"？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日臺“斷交”后，日本右翼勢力和臺灣當局利用中國政府允許日臺間保持經濟、文化往來之規定，不斷強化日臺經濟合作。

特別是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把發展日臺經濟關系作為對日開展“務實外交”即推動日臺政治關系發展的主要手段；而日本右翼勢力則企圖通過密切日臺經濟關系和拉大臺灣與大陸之間的經濟差距，增強臺灣同大陸抗衡的經濟實力，以達到既推動“臺獨”趨勢發展，又實現重新控制臺灣經濟命脈之目的。

戰前，日本在殖民地臺灣擁有重大經濟利益；戰后，日本右翼勢力仍然視臺灣為“特殊利益地區”，視其為迅速復興本國經濟的一塊“自留地”。

而一些右翼政客仍把臺灣視為“不在日本版圖內的日本國土”，千方百計欲將臺灣再度從中國“獨立”出去，最終重新并入日本版圖，就不乏地緣經濟上的考慮。

1、日本對臺灣經濟殖民的現狀

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經濟界就打出了“重返臺灣”的旗號，加大對臺灣經濟滲透的力度。臺日經濟關系不但在早期美日臺兩國三方“三角貿易”（即日本把資本和中端產品出口臺灣，臺灣再加工組合成終端消費品出口美國)中越來越密切，而且60多年來日本經濟界基本上實現了“重返臺灣”的目標。

而這一目標主要在日臺“斷交”后迅速實現，不能不令人深思。

日臺經濟關系之密切，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日本對臺投資迅速增長。1952年至1994年，日本對臺投資累計2205項，共計505.2億美元，占臺灣吸收外資總數的30%。日本成為臺灣最大的投資國。進入新世紀后，日本對臺直接投資迅速擴大。2001年為6.84億美元；2002年為6.08億美元；2003年為7.26億美元；2004年為8.27億美元；2005年為7.23億美元。

第二，日本對臺技術出口不斷增加，高科技領域的合作進一步加強。從1999年起，日本向臺灣出口核電站運行及安全管理技術（即核技術)，以確保臺灣對大陸的技術優勢。這一情況足以表明日臺經濟合作的密切程度。

第三，日臺貿易額呈直線上升之勢。日臺“斷交”后，日臺經貿關系不但未受影響，反而貿易額呈一路攀升之勢。1972年9月日臺“斷交”時，日臺貿易總額為14.227億美元；1986年突破100億美元大關為128.138億美元；1987年為184億美元，占當年日本外貿總額的4.9%，而同年日本對大陸貿易總額僅為156億美元，占當年日本外貿總額的4.2%；1988年突破200億美元為235.862億美元；到日臺“斷交”20周年即1992年時，進一步突破300億美元大關為306.82億美元，而同年日本與大陸的貿易總額是289億美元。

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個五年里，日臺貿易額更迅速攀升。2005年達到604.2億美元，五年共增長56.5%，分別高于前兩個五年即1991年至1995年的54.8%和1996年至2000年的34%。至2008年日臺貿易總額為640億美元，其中臺灣輸日金額175.5億美元，日本輸臺金額465.20億美元，臺對日貿易逆差仍然接近300億美元。日本成為臺灣的第二大貿易伙伴，而臺灣成為日本的第四大貿易伙伴。正如臺灣經濟界元老辜振甫所說：臺日“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非常密切而不尋常的關系”。

2、日本對臺灣經濟殖民的細節

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日臺經濟關系的“不尋常”，主要體現在日臺經濟合作的政治色彩等問題上。

第一，與日臺貿易額迅速擴大相伴隨的，是臺灣對日貿易逆差的飆升。

臺日“斷交”前，臺灣對日貿易逆差并不明顯，1953年僅為58.2萬美元，以后直至1972年臺日“斷交”前，平均每年也不過約2億美元。但1972年以后，臺灣對日貿易逆差呈急劇擴大之勢：1972年尚為6.7億美元，1974年突破10億美元大關，1978年突破20億美元大關，1980年突破30億美元大關；從1972年至1982年的十年間，臺灣對日貿易逆差累計高達222億美元。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臺貿易不平衡狀況不但絲毫沒有改觀，反而更趨嚴重。

據統計，時至1992年即日臺“斷交”20周年時，臺灣對日貿易逆差突破100億美元大關，高達128.958億美元，以致臺灣人均對日赤字額達到621.41美元（而同年臺灣對大陸的貿易黑字在45億至50億美元之間)。從2003年起拉大到每年超過200億美元。

2005年臺灣對日貿易赤字突破300億美元大關，高達309億美元。2007年和2008年臺灣與日本貿易總額分別達619億美元和640億美元，臺灣輸日金額是159.3億美元和175.5億美元，而自日本進口是459.40億美元和465.20億美元，臺灣對日逆差分別為300.10億美元和299.7億美元。

另外，從臺灣對日貿易逆差的表象中還會發現兩個“怪異”的現象：一是臺灣地區對日貿易逆差如此之大，卻又很早就擁有巨額“外匯儲備”，這一現象說明臺灣地區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大多是順差；二是日本除了對臺灣地區的貿易是順差外，對歐美及韓國的貿易也是順差，因此經常受到來自歐美及韓國的敲打，但唯獨聽不到來自逆差數額更大的臺灣當局的指責。

這兩個“怪異”現象之產生，原來是臺灣當局“為了只讓日本得到好處而精心策劃的，這正是臺灣對日工作的巧妙之處”。換言之，日本成為臺灣地區最大的貿易赤字對象國，臺灣成為日本獲取海外經濟利益的重要場所，既是日本經濟滲透的結果，也是臺灣當局政治上有求于日本而主動作出“犧牲”所致。

第二，日本不僅控制著臺灣技術，而且如同對中國大陸技術出口一樣，對臺技術轉讓同樣有保留。

臺灣地區與外國企業的技術合作，始于1952年與日本的合作。20世紀70年代末特別是日臺“斷交”以前，日本幾乎壟斷了臺灣的技術引進與合作。1952年至1979年，在臺灣當局核準的1318件技術合作項目中，來自日本的項目就多達926件，占70%以上。

直到1994年6月，臺灣從海外引進的4031件技術合作項目中，來自日本的項目為2379件，占59.46%，仍居第一位。與此同時，在臺灣的日本企業家不輕易將重要技術示人。日本的先進機器完全由日本技術人員維修保養，并停工封門不讓臺灣技術人員接近。例如，臺灣雖然能夠生產汽車和家電產品，但關鍵部件需要直接從日本進口，這也是導致臺灣地區對日貿易巨額逆差的重要因素之一。

臺灣有三分之一的外資和三分之二的技術來自日本，由此足以看清臺灣對日本的資金和技術的依賴程度。就是說，日本在保持臺灣地區對大陸擁有一定的技術優勢的同時，還要確保日本對臺灣地區擁有若干年的技術優勢。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日本經濟界同樣既絕少真正的“親華派”（即“親大陸派”），也不存在真正的“親臺派”；而前述很多日本國會議員腳踩大陸和臺灣兩只船，則是這一情況在政治層面上的反映。

第三，日本基本控制了臺灣的經濟命脈。

日本銀行、證券公司以及人壽保險公司大舉進軍臺灣金融業，不僅從事存貸款業務，而且搜集臺灣金融市場情報，為日資企業服務。日本企業控制著臺灣地區60%以上的IT產業；日本九大貿易商社控制了臺灣地區66%以上的外貿額；日本商社則操縱了臺灣的銷售渠道，30%的出口商品掌握在日本商社手中，85%以上出口到日本的商品需通過日本商社；日本財團不僅掌握了臺灣百貨業經營權，而且擁有臺灣大片的土地資源。

就連一些臺灣當局的“高官”也不得不承認，當今的臺灣在經濟上仍然是“日本的半殖民地”。對此，力主兩岸統一的蔣緯國先生曾在1994年憂心忡忡地指出：“今天臺灣無論是財力的來源、科技的來源，日本略加收緊，臺灣就空掉了”；所以“臺灣只要說一聲獨立，即使大陸不來打，日本對臺灣的經濟控制馬上就要收緊，以后臺灣又淪為次殖民地，其日子有得受了！”

《臺灣時報》也一針見血指出：“臺灣的經濟國際化只是同化于某一國家，成為單調而迷失的殖民地。”這“某一國家”，當然暗指日本。

第四，加深日臺經濟組織的政治色彩，直接為提升日臺“實質關系”服務。

諸如，在日臺兩地輪流舉行的“東亞經濟人會議”(1973年成立)、“經濟貿易會議”(1976年成立)以及日臺雙方分別成立的科技對口組織“東亞科學技術協力協會”(1981年成立)和“亞太科學技術協會”(1982年成立)等，均為地道的“半官方”性質組織。尤以成立于1973年11月的“東亞經濟人會議”最為典型。該組織一直名義上以平衡日臺貿易為己任，但實際上始終是日本右翼勢力和“臺獨”勢力用以提升日臺“實質關系”的工具。

進入新世紀以后，該組織的政治色彩更趨濃厚。2000年1月舉行的第28次會議選擇“在地緣接近，交流深厚之沖繩”名護市召開，目的就是為了使“新世紀日中（臺）雙方之合作關系，將更為提升與發展，其意義至為深遠”(會議“共同聲明”)。

而被稱為日本經濟界“內閣總理大臣”的“新日鐵株式會社”社長今井敬的首次與會和演講，就更增添了這次會議的政治色彩。

3、日本右翼對“臺獨”的金援

盡管日本右翼勢力對“臺獨”的支持主要體現在政界“臺灣幫”敦促本國政府密切日臺政治、經濟、軍事合作和強化日美同盟上，體現在對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的支持上，但日本民間右翼勢力對“臺獨”的支持仍然不宜忽視，且呈現出一些新動向。

財界右翼分子為“臺獨”勢力提供活動經費。李登輝、陳水扁時代，財大氣粗的日本右翼分子經常借助“捐款”謀見臺灣領導人，進而影響臺灣當局的決策。日本船舶振興會就曾經通過設在東京的“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將4億日元巨款以“日本財團捐助費”的名義贈予李登輝，實為日本右翼勢力的“對臺工作費”。

在日本右翼分子的不斷誘惑下，李登輝最終接受了這筆巨額資金，并指令密友何既明存入“南海基金會”，后轉存于日商東海銀行臺北分行。李登輝就是用這筆錢邀請旅日“臺獨”分子金美齡等回臺活動和派遣懂日語的“臺獨”分子赴日受訓的；而日本右翼分子也正是通過這些由自己一手豢養出來的“臺獨”分子居間串通，才有機會輕易出入臺灣領導人官邸，不斷將“去中國意識”灌輸給李登輝、陳水扁等臺灣當局領導人。

據日方披露，岸信介等日本右翼政客不僅向李登輝等“臺獨”大佬提供研究經費，而且建議多使用人口占多數的臺灣人以及早日把臺灣建設成“王道樂土”。李登輝當局依計行事，很快將過去的“中國認同方針”改變為“臺灣認同方略”。

新聞界右翼分子為“臺獨”造勢。日本媒體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幾乎都在臺灣設立了支局。其有關臺灣的報道雖泛濫成災，但“愛憎分明”、目的明確，這就是“抑統揚獨”、支持“臺獨”。

只要稍加留意日本媒體就會發現，后冷戰時期有關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的報道幾乎都是正面的，絕少披露其陰暗面。尤其有關李登輝的報道，幾乎給他帶上了神圣的光環，什么李登輝是“偉大的政治家”、是“臺灣之父”、是“日本的偉大理解者”等。

日本媒體還千篇一律鼓吹什么臺灣作為“化外之地”，經過甲午戰后百余年的獨立發展已經形成不同于中國文化的“獨特文化”，有權要求獨立；什么臺灣人都是支持“臺獨”的，只有少數“外省人”才支持中國統一。日媒的惡意渲染，使很多日本民眾開始相信“日本的殖民統治在臺灣最為成功”、“臺灣人親日”。

然而，與吹捧李登輝、陳水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媒無所不用其極地貶低和摸黑反“臺獨”勢力即統派黨團和人士。

諸如，長期擔任《臺灣青年》主編的“臺獨”幕后論述黑手宗像隆幸，經常化名“宋重陽”撰寫“挺獨”文章，數十年如一日不遺余力為“臺獨”造勢。

2004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前，他危言聳聽道：

“這次臺灣的總統選舉，不但左右臺灣的命運，也影響東北亞與東南亞的安定；臺灣的臺灣化事業如果失敗，在中國的控制下，整個南太平洋將成為中國的內海，日美安保體制的根本也將動搖。”

其力挺陳水扁和挑撥中國與美國、東南亞國家關系之用心昭然若揭。2007年3月12日，宗像隆幸又在“臺獨”報紙《自由時報》上發表“挺獨”文章，鼓動陳水扁當局推進“法理臺獨”。

他宣稱：“臺獨并非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獨立”，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曾統治過臺灣”；而是從蔣介石獨裁專制的“中華民國體制獨立的”，即指“制定臺灣憲法，廢止中華民國憲法”而言，“這與臺灣法律上的民主化為同義語。這個含義若能被理解，世人必定會支持臺獨。為促進對此理解，臺灣領導者應全力以赴”。僅此一文，足可從中領略其論述目的之陰險和論述手法之歹毒。

2008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前后，日本媒體“挺綠抑藍”傾向越發凸顯。

2007年11月20日即馬英九訪日的前一天，右翼記者石井利尚在《讀賣新聞》發表文章，故意渲染馬英九的所謂“反日”主張和姿態一在日臺漁業問題上態度強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認為“不能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錯誤”；“是留美學生中要求尖閣回歸的學生運動領袖”，等等。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于同年12月16日至19日訪問日本時，日本媒體卻跟蹤報道謝“批馬”、“罵中”、“擁臺獨”、“講日語”之講話。日媒如此涇渭分明、大做文章，無非怕親日的“獨派”拿不到政權，少了牽制和打擊中國最好用的工具。

再如，日本媒體對大陸學者的學術觀點很少介紹，而有關臺灣學者學術觀點的介紹卻經常見諸報端；日本一些媒體對外國侵犯其知識產權的事件都是跟蹤報道、大肆渲染，可唯獨對臺灣挪用日本技術（如液晶技術等）視而不見，對臺灣不顧知識產權拷貝日本文藝作品津津樂道，真可謂“取舍得當”、“涇渭分明”。

另外，我們在觀察日媒的臺灣報道時還發現，每當兩岸關系緩和或接近時，日本媒體就會神經緊張、感到不安；每當兩岸關系趨于緊張，日本媒體又喜不勝收。1993年“汪辜會談”時，日本傳媒就驚呼“中臺接觸，周邊警戒”。

2005年連戰、宋楚瑜等出訪大陸時，漫畫家小林善紀毫不掩飾自己的心情說：一看到中“臺”接近的訊息，就會“甚感不安”。當看到連戰在北京大學演講說“（國共）兩黨都以祖國繁榮和富強為目標，但由于日本侵略的阻礙，中國文明化和近代化被打斷了”，日本中央大學兼職講師水谷尚子坦承自己“心情復雜”。

在這些事實面前，不知小林善紀所謂日本媒體對臺灣的報道都是“基于善意”、“沒有惡意”的說法，是否還能站得住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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