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和談中，此人立下不世奇功，林彪稱他“可當十萬雄兵”

1949年1月31日，北平古城墻外。

傅作義的代表鄧寶珊與林總的代表蘇靜，在經過多輪談判后，正式簽署了《關于北平和平解放問題的協(xié)議書》。

那一協(xié)議書，在戰(zhàn)爭年代十分難得，它不僅標志著雙方將避免了傷亡，更保護了北京城，保留下了明清600年的偉大建筑。

正因如此，當林總看到那份凝結著智慧與膽識的文書時，拍著蘇靜的肩膀對眾人說道：“蘇靜同志一人，可當十萬雄兵！”

而說到蘇靜，很多讀者可能比較陌生，甚至是第一次聽說，但是他的豐功偉績，絕對對得起他的“中將”的頭銜。

今天，文史君就與大家聊聊近代偉大人物蘇靜背后的故事。

長征路上的“開路先鋒”

蘇靜，福建漳州海澄人，1910年生于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他雖然出身貧寒，但是父母的格局很大，即便家里不富裕，但是早早就給他送到私塾學習。

后來蘇靜順利考入福建省立第八中學，在學校期間他接受到了社會Z義新學，從此便開始了G命事業(yè)。

當時還是白色恐怖階段，后來為了躲避G民黨的追捕，蘇靜追隨父親前往緬甸謀生，并在當地找了一份工作，學校教師。

1931年9.18事變，蘇靜眼看日寇侵略了我國土地，重新喚醒了他的熱血。

于是他放棄了在緬甸的安定生活，重新投入到社H主義事業(yè)之中，在羅榮桓的安排下，蘇靜被分配到紅1軍團的通信科任職。

1934年年末，我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無奈之下只能選擇長征。

長征途中，紅1軍團擔負著為全軍開道的艱巨任務，蘇靜作為通訊科人員，更是走在軍團的最前方。

每至一處，戰(zhàn)士們尚能短暫休整，他卻必須立即帶領先頭偵察小組出發(fā)，探明前方地形、道路、敵情，繪制行軍路線圖，再折返向軍團首長匯報。

如此往復，蘇靜在長征中走過的路程，竟是普通戰(zhàn)士的三倍，達到驚人的“七萬五千里”。

同時，他繪制的數百張行軍路線圖，為我軍在數十萬敵軍圍追堵截中一次次突出重圍提供了關鍵指引。

可以說，沒有蘇靜等偵察英雄的舍生忘死，就沒有我軍長征的奇跡。正因如此，長征后，被組織譽為“開路先鋒”。

另外，聶榮臻在回憶錄中還曾提到：“H軍過草地，蘇靜同志在前面開路是有功的。”

抗戰(zhàn)時期立下“不朽功勞”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共合作，H軍改編為八路軍。

蘇靜出任115師偵察科科長，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戰(zhàn)斗。他帶領偵察人員深入敵后，繪制地形、偵察敵情，為八路軍取得抗戰(zhàn)首次大捷立下汗馬功勞。

1938年春，115師師長林總在山西臨汾附近因身穿日軍呢子大衣，被晉綏軍誤擊重傷。

危急時刻，緊隨其后的蘇靜聞聲趕到，將林總背下火線，緊急救治，并派人火速尋醫(yī)，才使林總脫離生命危險。

在抗戰(zhàn)最艱苦的歲月里，蘇靜不僅負責情報偵察，還利用早年學習的攝影技術，拍攝了大量珍貴的戰(zhàn)地照片。

成為我軍最早的“戰(zhàn)地記者”之一，為后人留下了八路軍英勇抗戰(zhàn)的珍貴影像史料。

抗日戰(zhàn)爭時期，蘇靜的情報工作做得也十分到位。

有一次在山東根據地，G民黨方面借用國共合作的借口派來了一個G民黨參謀官，想要打聽我軍情報。

蘇靜得知后將計就計，熱情招待了那位參謀和他所帶來的人員，并且設宴款待。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蘇靜便假裝喝酒喝多，胡言亂語透露了我軍“情報”并且表現出酒醉不醒的樣子騙過了G民黨參謀。

宴席后，G民黨參謀以為得到了“情報”，第一時間大半夜就開始給上級發(fā)電報。

其實那時蘇靜根本沒有喝醉，也沒有睡覺，于是偷偷記錄下了國軍的電報密碼，此后為我軍破譯國軍電報密碼立下了功勞。

抗戰(zhàn)勝利后，蘇靜隨羅榮桓挺進東北，任東北民主聯(lián)軍（后改稱東北野戰(zhàn)軍）情報處處長。

到任后，他迅速組建起龐大的情報網絡，為東北我軍扭轉戰(zhàn)局、由守轉攻提供了強有力的信息保障。

1946年2月，蘇靜獲悉G民黨軍一個加強團孤軍深入法庫縣，立即上報。

東北民主聯(lián)軍迅速集結7個團設伏，全殲該敵，取得出關以來首次大捷，極大鼓舞了士氣。

同年4月，蘇靜又偵悉G民黨軍陳明仁部兩個師欲向四平集結。

林總根據那一情報，在大洼地區(qū)設伏，殲滅敵軍4400余人。戰(zhàn)后，一向寡言的林總罕見地稱贊道：“一個蘇靜，等于十萬兵！”

在決定東北戰(zhàn)場勝負的遼沈戰(zhàn)役中，蘇靜再次發(fā)揮關鍵作用。

1948年10月，廖耀湘第九兵團十萬大軍妄圖從營口突圍。

蘇靜率一個重炮連加強給獨立二師，指揮7000余人果斷夜襲敵先頭部隊，造成敵軍全線混亂。

東北野戰(zhàn)軍主力趁機合圍，全殲廖耀湘兵團，俘虜廖耀湘本人，為遼沈戰(zhàn)役畫上圓滿句號。

但要說到蘇靜最偉大的貢獻，以及其個人生涯中最輝煌的時刻，還當是北平和談中的“單刀赴會”。

北平和談中的“單刀赴會”

遼沈戰(zhàn)役后，東北野戰(zhàn)軍原本是要進行休整的，當時上級已經下達命令，給大家放一個月的假。

但毛主席深思熟慮后認為，戰(zhàn)機稍縱即逝不能錯過，于是命令四野停止修整繼續(xù)南下。

隨后四野配合華北J區(qū)，攻克了張家口、新保安、宣化等軍事要地，將傅作義部包圍在了北平，天津兩座孤城里。

在百萬大軍包圍之中，加上我黨地下戰(zhàn)線通過各界人士不斷的建議下，傅作義有了和談的念頭。

北平是千年古都，文物古跡薈萃，我組織也不愿動用刀兵催壞建筑，決心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解放。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傅作義徹底失去籌碼，和談進程加快。

1月16日，雙方代表在通縣達成初步協(xié)議。傅作義的代表鄧寶珊提出，希望我軍派代表進城，直接與傅作義商談細節(jié)。

關鍵時刻，林總、羅榮桓一致認為蘇靜是最合適的人選，蘇靜也沒有思索，直接應下了那一任務。

要知道，國軍與我們還是對立狀態(tài)，傅作義雖有投誠之心，但是一切都是未知數，或許一個小小的差錯都會改變其決定。

蘇靜深知此去風險重重，但他仍然義無反顧，其英勇之姿態(tài)，足以媲美三國時期關羽的單刀赴會。

在隨后的談判中，蘇靜表現出了足夠的人道主義精神，分別從多方面給傅作義分析了當時的局勢，最終于1月20日促成了《關于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xié)議》正式簽署。

1月31日，我軍雄師入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完好無損地回到人民手中。

在這一過程中，蘇靜的功勞無疑是最大的。也只有他的勇氣、智慧和忠誠，最終才能取得如此的成果。

新中國成立后，蘇靜歷任總C謀部軍務部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等職。

他始終保持低調作風，住所簡樸，出行輕車簡從。在總參工作期間，他主導建立現代化軍務管理體系，為軍隊正規(guī)化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1955年授銜時，蘇靜被授予中將軍銜。

面對榮譽，他淡然處之：“功勞是全體將士的，我只是做了該做的事。”

晚年的蘇靜致力于軍事歷史研究，主編了《東北解放戰(zhàn)爭史》等著作，為后世留下寶貴史料。

1997年11月28日，蘇靜將軍與世長辭，享年87歲。

他從未親自統(tǒng)率千軍萬馬沖鋒陷陣，卻在55年的戎馬生涯中，以非凡的智慧、膽識和忠誠，為我黨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值得我們深切緬懷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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