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地方官員如巡撫、知府、知州、知縣等在任職時需遵循“原籍回避”制度,這里所謂的“原籍”,系指省籍。按此制度,為官者需“異省任職”,并且任職地點與故鄉所在的縣之間要滿足一定的距離標準。即異省相鄰相近州縣,也在回避范圍內。受此制度影響,離家數千里以外為官者,大有人在。(注:教諭、訓導等負責教育的官員可在同省異府任職。)
以膠東半島為例,在史志當中,可以找到諸多膠東人遠赴云貴兩廣閩臺等地為官的信息,同時也有相應地區的人物來膠東為官的記載。近來,筆者在查閱清代《招遠縣志》時,就看到一則比較典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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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案例屬于膠東人遠赴外地為官的情況,主人公叫作王錫,生活在清代中前期,籍貫為登州府招遠縣,有舉人的功名,曾擔任過崖州知州。
所謂崖州,即海南三亞的舊稱(注:崖州城舊址在現三亞市崖州區),當地向來被視為“天涯海角”。按照現在的導航電子地圖測量,從招遠到崖州有2800多公里的路程,換算成古代習慣用的單位“里”,則超過5600里。這個距離,顯然已經不是單單一個“遠”字所能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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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高德地圖從招遠到崖州導航的線路提示)
在清代《招遠縣志》當中,只簡略記載了王錫考中舉人的年份(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癸巳)和出任崖州知州的履歷,而對其事跡沒有具體描述。筆者讀至此處,不禁對相應細節產生興趣,便一方面請教招遠文史界的前輩,一方面查詢《崖州志》和清代史料,試圖進一步了解王錫主政崖州的經過。
根據招遠文史界前輩提供的資料,王錫字公言,號金山,具體為徐家疃人(現招遠市辛莊鎮徐家疃村)。他考中舉人之后,出任崖州知州之前,據說還曾有過知縣的履歷,可惜任職地點暫時失考。乾隆二年(1737),他被任命為崖州知州(署理)。
在生活現代化的今天,三亞是令人神往的旅游勝地;而在條件全方位落后的古代,崖州在外界眼中卻是可怕的煙瘴之所。唐宋時期,屢有官員被貶謫至此。中唐時期的宰相楊炎在被貶崖州的途中,曾寫下一篇題為《流崖州至鬼門關作》的詩篇,感嘆道:“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在,生度鬼門關。”至明清兩代,海南島的開發程度有所提升,但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來到這里,仍然容易水土不服。山東招遠人王錫作為一州之長前來主政,理論上的生活條件應該較好,卻同樣出現了適應問題。
根據清代檔案記載,乾隆三年三月,時任兩廣總督鄂彌達向朝廷遞上了一道題為《奏為瓊海瘴毒不堪官屬存亡可憫并崖州牧王錫等染瘴身故請優恤事》的奏折。由此可見,王錫到任崖州不久就“染瘴身故”。《清實錄》在乾隆三年四月收錄的一條上諭,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
上諭原文稱:
“據廣東督撫鄂彌達、王謩奏稱,崖州牧王錫、感恩令李壽阜俱于到任后數月染瘴身故。家口柩櫬,貧難歸籍,請定四省邊瘴病故官員回籍拯恤之例。此等人員,奉職邊遠,不幸因瘴殞生,深可憫惻,自應酌量加恩。但朕意與其加恩拯恤于身后,何如設法保全于生前?……查乾隆元年七月內諭旨,各直省縣丞、主簿、典史、巡檢、離任身故,不能回籍者,著該督撫于存公項內,酌量賞給還鄉路費。是佐雜微員,已蒙加恩格外。今兩粵邊瘴,尤非內地可比,自應酌動公項,量加拯恤。其已故崖州牧王錫、感恩令李壽阜,即照此議行。從之。”
也就是說,王錫在崖州知州任上病故之后,其家眷因家貧而無力將遺骸運回故鄉招遠安葬,廣東地方大員將此事奏報朝廷,請求撫恤,清廷同意酌量撥給公款。而乾隆皇帝為了避免再度出現官員因水土不服而導致死傷的情況,還同時下令:類似崖州這種煙瘴官缺,此后只從廣東、福建、湖南、云貴等相近省份尋找人選。
值得一提的是,王錫主政崖州,雖然只有短短數月(有資料記載為八十八天,《崖州志》稱三個月),但也在當地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對此,《崖州志》記載道:“(王錫)居官三月,興利革弊,禮士愛民,卓有治績,因卒于官,施行未久,士民惜之。”言語之間,對他既稱贊又惋惜。(本文作者:隋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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