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既不是黃埔出身又不是保定軍校，他是怎么被老蔣信任的？

1945年9月2日的東京灣，海風帶著咸濕的氣息掠過密蘇里號戰艦的甲板。各國代表身著正裝肅立，當日本代表低頭在投降書上簽字時，人群中一位中國將領接過鋼筆，筆鋒落處，“徐永昌”三個字力透紙背。鎂光燈驟然亮起，將這個身影定格成永恒。接受日軍投降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徐永昌能夠去做這件事足夠看出他在老蔣心中的地位。然而這位老蔣的肱股之臣卻并不是黃埔軍校出來的，也不是保定軍校的。

1887年，徐永昌出生在山西崞縣的一個窮人家。命運似乎從一開始就對他格外苛刻，父母早逝后，13歲的他不得不揣著僅有的干糧，一路輾轉到大同的車馬店打雜。那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不起眼的小雜役會成為國軍體系中數一數二的人物。

1900年不僅是一個新的世紀，對于中國來說也是飽經戰火和痛苦的一年。這一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倉皇西逃，混亂中，徐永昌偶然遇上了軍中師爺徐椿齡。

他見老人體弱，便主動上前幫忙打理行裝、端茶送水，凡事都做得細致妥帖。徐椿齡看這孩子踏實勤懇，又得知他孤苦無依，便動了惻隱之心，收他做了義子。都說是勿以善小而不為，正是因為徐永昌的忠厚善良讓徐椿齡認為孺子可教，于是便收他做了自己的義子。

徐永昌得到這個機會也開始發奮學習，最終一步步走進了陸軍大學第四期的課堂，成為了一名準備走上戰場的預備軍官。

徐永昌畢業以后從晚清部隊的一名哨長做起，此后他在北洋亂世中摸爬滾打，憑著自己的踏實肯干，他倒也一步步闖出了一些名堂。

至于徐永昌從北洋派系中去投奔閻錫山的我們已經在昨天的文章中做過表述，就不在這里進行贅述了。徐永昌當時是帶著部隊來的，就老閻的脾氣竟然能允許徐永昌來山西足夠看出來徐的人品好到什么地步。

徐永昌加入閻錫山的晉系集團后更是憑借過人的軍事才能和品性，成了晉綏軍里的核心骨干。

中原大戰搞到最后東北軍張學良通電全國武力調停，晉軍全線潰敗，唯有徐永昌負責的隴海線撤退有條不紊。當時敵軍步步緊逼，手下將士人心惶惶，他卻臨危不亂，連夜制定撤退方案，親自帶著衛隊斷后，硬是在絕境中穩住了陣腳，減少了大量傷亡。

閻錫山敗走后，眾人推舉徐永昌擔任晉綏警備總司令，掌管山西、綏遠兩省的軍政大權。此時的他雖然手握重權，卻從沒想過自己取而代之，他就像望夫石一樣苦等到閻錫山重新歸來。

直到老閻回來，徐永昌親手將印信交還，這份不戀權柄的坦蕩，就連蔣介石都贊他“非常愛國”。然而后來晉系內部有人猜忌他想奪權，面對這種說法閻錫山的態度也不明朗，于是徐永昌干脆主動卸去兵權，搬到鄉下隱居，用行動證明了自己的忠誠。

徐永昌和閻錫山的矛盾在1936年達到了頂峰，這一年閻錫山主張“閉關自守”，徐永昌卻認為“唇亡齒寒”，這一次兩人誰也說服不了誰。

這番爭執，恰好被蔣介石看在眼里，他早就聽說過徐永昌的才干，當即接連發了三封電報，邀請徐永昌到南京任職。前兩封電報都被閻錫山扣了下來，直到蔣介石親自打電話詢問，閻錫山這才慌了神。老閻這才明白這一次老蔣勢在必得，徐永昌自己是留不住了。

蔣介石用人向來偏愛嫡系，對徐永昌卻破了例。

論出身，徐永昌既不是保定軍校的畢業生，也和黃埔系毫無淵源，更不是蔣介石的浙江同鄉；論關系，兩人此前幾乎沒有交集。

盡管如此，蔣介石卻力排眾議，任命徐永昌為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讓他代自己處理日常公務；1938年，老蔣又提拔他做了軍令部部長，與何應欽、白崇禧、陳誠并稱為軍委會“四大巨頭”。

這份難得的信任，藏著兩人性格的奇妙互補。蔣介石性子急躁，遇事容易上火，而徐永昌卻向來沉默寡言。哪怕兩人意見不合，他也從不當眾反駁，只是在私下里輕聲細語地分析利弊，直到蔣介石點頭認可。

臺兒莊會戰時，蔣介石想投入全部預備部隊，一舉殲滅日軍，徐永昌卻堅持“持久抗戰”的主張，勸他“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慢慢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最終，蔣介石采納了他的建議，為后續的抗戰保存了實力。

1945年，當選擇誰代表中國簽署受降書時，蔣介石反復斟酌了許久。論職務，徐永昌是軍令部部長、二級上將，資歷足夠；論派系，何應欽忙著接收淪陷區，白健生、閻錫山各有盤算，唯有徐永昌雖出自晉系，卻與各方都能和睦相處，不會引發矛盾；論人品，他“不黨不派”，蔣介石說他“自律甚嚴，為人忠厚”，既能彰顯中央權威，又不會讓地方勢力反感；論國際形象，他懂軍事、有外交經驗，恰好符合盟國對中國“穩定力量”的期待。種種因素疊加，徐永昌成了最合適的人選。

受降儀式上，簽下名字的徐永昌沒有沉溺于勝利的喜悅，反而說了段引人深思的話：“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每個在這里有代表的國家，都該回頭想想，要是良心上有過錯誤，就該勇敢承認、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