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賀子珍在上海病逝，陳國棟得知后特地趕來，提出一個要求

1979年12月19日，北京西城區的一間干部休養辦公室里，值班電話驟然響起，傳來華東醫院醫生的咨詢：“老首長是不是已經決定，明年春天回來上海？”這句話并非例行公事，而是關乎賀子珍的去留。那一刻，她的名字再度牽動中央和上海兩地的神經。

次年初春，專機從南苑機場升空。客艙不大，卻坐著醫護、秘書和賀子珍。她背靠座椅，視線越過舷窗，看見機翼下的云層，嘴里只是輕聲重復一句：“回上海，好。”看似平靜，實則上海于她意義特殊——1930年代在法租界養傷的往事，仍像淡影留在記憶里。

抵滬后，她直接入住華東醫院三號病樓。那是一幢灰色小樓，窗臺上擺滿常青藤。醫生們清楚：這位曾隨紅軍翻雪山、過草地的女戰士，長期舊傷加上熱帶瘧疾后遺癥，身體早被折磨得脆弱。院方特意調配兩名有外科與傳染病雙重經驗的護士，輪班陪護。

1980至1983年間，她的狀態猶如潮汐：有時拄著雙拐能在走廊來回兩圈，有時連吞咽溫水都困難。外界消息傳來，她最關心的是西南偏遠山區通電進度。護士問她為何執著，她搖頭笑了一下，沒有解釋。相比北京，李敏來滬頻次大幅減少，每次請假都要掂量路費、工作和孩子，因此離開病房時總會把親筆信塞在床頭，替代陪伴。

轉進1984年早春，上海仍潮寒。4月初，賀子珍突發高熱，體溫連軸三天保持在40攝氏度以上。抗生素和激素方案輪番上場卻不見起色。醫院按程序向市委秘書長報告，市委再向中辦遞交加急電報。手續走得飛快，一下午就批下兩張北京—上海晚班機票：收件人李敏、孔令華。

4月18日夜，病房燈光昏黃，李敏俯在母親耳邊，只說了一句：“媽，我們到了。”賀子珍睜眼困難，僅挪動手指示意聽見。短促對話卻顯得沉重。凌晨兩點，呼吸監護儀警報第一次拉響；到19日15時45分，心電波最終成直線。護士拉上白簾，病歷上寫下“呼吸循環停止”。

醫院門口沒拉警戒，整座樓卻自發靜默。不到半小時，一輛深灰色伏爾加轎車駛入院區。司機跳下車，打開后門——陳國棟出現在眾人視線中。他曾任閩浙贛省委組織部長，與井岡山時期的賀子珍有戰地共事經歷。聞訊后，他正在市委主持會議，隨即終止議程趕來。

陳國棟步入病房時，脫帽，停在門口三秒。隨后對李敏低聲提出請求：“讓我同老戰友單獨告別幾分鐘，可以嗎？”語氣平緩，卻帶著不容推辭的凝重。家屬點頭。門關上，只留醫護在走廊。沒人知道房里具體情形，只聽到衣袖摩擦聲，以及一句壓得極低的“子珍，隊伍還在前進”。

十分鐘后，陳國棟走出，眼眶微紅，立刻恢復公務姿態，囑咐院方妥善保存遺體，允諾市委全程協助后續事宜。當天夜里，上海市委、中央辦公廳、總政干部部三方電話不斷，對外口徑簡潔：賀子珍同志病逝，治喪按副部級規格執行。

遺體告別儀式定在龍華殯儀館。守靈室擺放的，不是鮮花，而是數件深綠色舊棉衣——按照她生前遺愿，象征長征歲月。護靈班的士兵來自武警上海總隊新兵連，平均年齡二十歲，他們對這位老前輩歷史知之甚少，但排隊敬禮時神情格外莊重。

處理骨灰那天，天空細雨。骨灰盒由李敏抱著，先在松鶴路轉了一圈，再送往寶山烈士陵園獨立安葬。碑文只有十六個字：“無名負傷者，風雪征途不言悔。”沒寫出生卒年，也沒有職務頭銜。這是家屬與有關方面共同商定的方案——低調，卻貼合她行事一貫的克制。

消息經新華社簡短播發后，社會反應不大，卻在老同志內部引起關注。有人回憶，井岡山根據地被圍困時，賀子珍把最后一罐腌菜缸砸碎，用木勺分給炊事班；也有人說她在長征途中血染擔架，仍要求登記參戰名冊。細節未必完全精準，但足以說明，她的價值并非僅在婚姻和家庭層面。

陳國棟的那句“隊伍還在前進”，后來被護士記錄在日記里，成為外界知曉的唯一現場旁證。對那一代曾在槍火中互相攙扶的老戰士來說，離別方式大抵如此：一句話，道盡情感，也提醒后人，理想與犧牲從不會因個體謝幕而停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