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女囚到影后，《監獄來的媽媽》如何改寫一位女性的命運？

本文轉自：GreenWellness能量綠島

2025年9月27日，第73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上，一位來自中國的“素人”演員趙簫泓憑借影片《監獄來的媽媽》中“廖紅”一角，獲得“最佳主角銀貝殼獎”。頒獎典禮，追光燈下，趙簫泓感謝的第一個人是自己：“在我的生命當中，不管在任何困難、磨難和絕望中，我自己從未放棄過自己，一直陪伴著我走到現在。”

影片中，她飾演的角色廖紅因反抗家暴、過失致丈夫死亡入獄，在獄中度過人生十年，也缺席了兒子的整個童年。出獄后，廖紅面臨重建坍塌的人生，也在日常中一點點修復與兒子的關系。事實上，這也是趙簫泓過往人生的注腳——影片根據她的親身經歷改編。從女囚到影后，她在現實中親手改寫了自己的人生劇本。

頒獎典禮前三天，當地9月24日，《監獄來的媽媽》迎來全球首映。在此之前，從籌備、拍攝到后期，一共用時七年。漫長的時間里，整個制作團隊都在等片中飾演兒子的皓宇長大成人。不只簫泓與孩子，影片中的奶奶也是由本人出演，他們不僅是角色，更是這場現實悲劇的親歷者。

趙簫泓在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現場

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拍攝，他們才有機會去觸碰那些被刻意掩埋、遮蔽的話題，了解事情的全貌。簫泓入獄時，皓宇還不滿1歲，在她服刑期間，他們從未見過面。攝像機下，主角廖紅與兒子第一次見面那場戲，也是現實中母子倆跨越十年后第一次見面。

影片在圣塞電影節媒體場放映后，也有當地媒體評論說：“這部影片徹底消除了電影與現實的界限。”導演秦曉宇此前擅長拍攝有關邊緣人群的紀錄片，在他看來，作品只有好壞之分，不應該被框在某種牢籠、某種類型之中，“真實自有萬鈞之力”。

今天是國際消除對婦女暴力日，值此之際，我們獨家采訪到了《監獄來的媽媽》導演秦曉宇，分享這部關于家暴與母性困境的作品如何誕生、他為何堅持由真實當事人出演，以及他希望這部片能為公共討論帶來什么。以下是他的講述——

在遇到簫泓這個人物之前，我原本打算拍一部關于監獄的紀錄片。我覺得監獄是一個遠未被好好挖掘故事的場域，而那里面有最復雜的人物，也有跌宕起伏、善惡紛爭的故事。

經過層層審批，我們得到了司法部的批準和支持，被允許走訪東北、陜西、四川的一些監獄做調研、拍攝。我和很多人聊天，詢問他們的經歷，在監獄的生活情況，以及是否同意拍攝，一共調研了100多位，包括犯人、家屬和獄警。

經過一番調研，我們大致將拍攝的范圍設置在女子監獄的文藝隊——此前還從未出現在電影里。但我們也遇到一些難題：監獄的生活周而復始，高度重復，而且是嚴格規定好的，因此每天拍攝的素材會非常雷同。

另外，如果拍攝紀錄片，就意味著把拍攝對象鎖定在一個犯罪分子的位置上，很多人有顧慮——這會不會給我的家人抹黑？我出去后會不會因為片子的放映影響我的生活？

女子監獄的文藝隊是個很特別的地方，有點獄中“芳華”的感覺。她們平常就是練功、跳舞、唱歌、練習樂器，組織獄內文娛活動，或者給來參觀的人做警示教育演出。她們被允許留長發，不過平時必須束成發髻。

當時我挨個問她們愿不愿意拍攝紀錄片，幾乎所有人都說不愿意，只有簫泓說：“我愿意。”理由是，她有挺多東西想要表達。我很快就決定拍攝以簫泓為原型人物的劇情片，她的故事太有價值了，如果用紀錄片的方式來呈現，她過往的歷程就幾乎只能采用采訪的形式。而我并不希望被紀錄片的某些工作原則拘束創作。

遇見簫泓時，她還有7個月就出獄了，當時正好趕上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大慶，她被特赦了。經過一套嚴苛的程序，在那年的中秋節之前，簫泓提前4個月出獄了。

簫泓的處境，截止到悲慘意外發生的那一刻之前，都是最普通的女性命運的一個縮影——她是農村出身，中專畢業以后在幼兒園工作，也沒談過戀愛，經媒妁之言、父母之命，25歲就嫁人了。倆人是老鄉，村子離得不遠，見面沒多久就結婚了。后來遭遇家暴，婚姻不幸。

在圣塞電影節接受采訪的時候，有記者提到，根據調查，西班牙每天能接到500起家暴的報警電話。而在中國，尤其農村，不出現特別嚴重的情況，大家還是習慣忍耐，一般不會公開表達，暴力就這樣被默許和縱容。

簫泓的家暴經歷并不是個案，她所在的監獄，是《中國反家庭暴力法》立法時，重點去調研的監獄之一。里面有好幾個典型案例，我也采訪過當事人。

電影《向陽·花》中呈現的女子監獄場景

其中一名女性挺漂亮的，從南方打工回來后，相親結婚。因為她外出打過工，見過一點世面，就被認為不夠安分，眼睛水靈靈的，男方就覺得她桃花眼，好像她要勾引別的男人。結果他就把她的眼睛給挖了，這個男人被判了死刑。女人最后只能帶著孩子嫁給一個離異的男人。第二個男人喝完酒就會打她和孩子。有一次喝酒的時候照例打她，還說“我一會兒宰了你”。她趁著對方喝醉昏睡過去，捅了他幾十刀。

長期家庭暴力是一個整體性、持續性的侵害過程。施暴者的暴力行為呈現“緊張累積—暴力爆發—短暫緩和”的循環特征。因此，整個過程都應被視為一個“正在進行”的持續侵害行為。

有時候，僅僅語言的威脅就已經讓女性驚恐了，她面臨的，是基于過往很多次受家暴經歷而產生的、對下一秒即將發生的傷害的“合理恐懼”。你不能指望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能做出最理性的判斷和最有分寸的行為。

電影《還有明天》展現的家庭暴力

雖然我國司法實踐對“受虐婦女綜合征”的采納持謹慎態度，但其揭示的心理學原理值得深思。長期受虐會導致女性產生“習得性無助”和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她們對危險的感知會變得異常敏銳，且在應激狀態下可能無法做出理性的、符合比例的反應。

在監獄調研的時候，我認識的一個教改科的科長，引入了理發和盲人按摩的培訓項目，其實有些理發的工具在監獄里屬于管制用品，但她覺得，對某些人來說，尤其是女性，出獄之后如果有個理發的手藝，或者作為盲人能有個按摩的技能，是可以養活自己的。

我走訪了十幾座監獄，發現男性很多時候的暴力是一種主動的選擇。我不能說有些人有暴力傾向，或許他們認為用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是有效的，短平快。武俠小說、功夫片，長盛不衰，也有合理化、美化暴力的傾向。

電影《少年的你》中的女性青春期霸凌

女性針對女性的暴力，更多是青春期霸凌。我在監獄里采訪過幾個很年輕的女孩，我疑惑她們是怎么進去的，一問都是青春期霸凌別人，做得太過火了。

青春期真是激流險灘。黑龍江女監文藝隊有個小姑娘，十八九歲，因為男友劈腿，她氣不過一把火把男友的車燒了，但那輛車停在小區地庫里，所以她的行為就構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縱火罪重罪了，被判刑九年。

而大部分女性針對男性的暴力，是激情犯罪或者反抗。簫泓也是。

家暴是一個間歇性的長期過程，用簫泓的話說，對方的態度往往是一種“突然地變化”，一下子就變成另外一個人。

電影《還有明天》展現的家庭暴力

她和丈夫那場悲劇的直接原因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兒。當天簫泓有一個婚慶的活兒，忙完下午回家躺在床上休息，丈夫三番兩次讓她起來重新支下床，簫泓已經累得夠嗆了，支兩次后不下床了。丈夫就把她拖下床開始毆打。

簫泓就往外跑，原本打算跑到洗手間里躲起來，把門插上。結果跑到客廳，丈夫已經追上來，簫泓順手拿起桌上沒怎么用過的水果刀指向對方，丈夫撲了上來，她下意識地揮了一下，就那么一下，無可挽回的悲劇就發生了。丈夫倒地后她立即進行救助，她當時嚇傻了，癱倒在原地讓別人報警、叫救護車。我覺得，她的主觀意圖在于自我保護，制止對方傷害，卻成為了傷害者。

在看守所很長時間，她并不知道丈夫的生死，很自責，每天以淚洗面，警察怕她出事，跟她說人在醫院救治呢。她拒絕請律師，但案件太嚴重，最終法院指派了法律援助的律師。簫泓進看守所6個月后，拿到起訴書，才得知丈夫的死訊。

電影《第二十條》中女主人公受到檢察官的勸阻

事實上她在監獄服刑期間一直有比較嚴重的心理問題，出獄后，在從事心理咨詢工作的姐姐的勸說下，進行了較長一段時間的心理治療。所以簫泓拍這部電影，是要拿出更大的勇氣，突破更大的精神困境。

簫泓確定出演主角之后，我的一個感覺是，其他角色都可以請演員來演，但這個故事里另外兩個主要人物——奶奶和兒子——還是需要他們自己來演，其他演員很難體會和把握他們真實的心理感受。這部電影雖然有虛構的成分，但人物關系是真實的，奶奶面對的是自己親手撫養十年的疼愛的孫子，簫泓雖然沒見過皓宇，但知道他是她的骨肉。

我曾想過，如果皓宇實在不愿意，我就在當地農村找一個單親家庭的孩子來演，好在最后奶奶和皓宇都愿意拍攝。奶奶是樸實善良的農村女性，她最初一定放不下仇恨，但隨著時間推移，她一定會在乎孫子未來的命運。她總有一天照顧不了這個孩子，那怎么辦？真正能指望上的，還得是孩子的親媽。

這個片子的制作周期很長。我們立項，計劃去拍攝監獄題材是從2018年就開始籌備，真正在監獄里開機，拍攝《監獄來的媽媽》這部電影，是2019年的夏天。這中間經歷了簫泓出獄、疫情，一直到2021年才拍完。

之后就是后期制作，以及等皓宇慢慢長大。雖然最初我們問過皓宇好幾次，愿不愿意拍電影，他都說愿意，簫泓和奶奶都是成年人，她們可以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但孩子是未成年人，網絡上的各種說法會對他有什么影響，我們真有點吃不準。所以最后還是決定等他成年再上映。

我第一次見到奶奶和皓宇是在村里，當時皓宇才上六年級，爸爸媽媽之間的事他是知道的。跟小朋友們一起玩的時候，你不會覺得他有什么不同，玩得同樣很開心，但是只要跟大人在一起，不管是誰，他就會變得特別沉默寡言。當大人跟他說什么，他只會用最少的言詞來回應。

這個孩子非常善良，有一次我問他，“我說你對媽媽是一種什么樣的看法？”皓宇沒有直接說，他說“我希望我身邊人都好”。他現在在上職高，很一般的學校，很多男生會逃學、抽煙、打架，但這孩子不做這些事。

所以我說皓宇的狀態，其他孩子演不了，沒有經歷過他的人生，也很難體會他的心境。

這次影片拍攝的過程，也為母子、婆媳之間創造了一些溝通的機會，讓他們能夠深度接觸，傾聽對方的內心世界，改變了幾位主演彼此之間的關系。涉及當年慘劇的話題，如果不是在電影中，他們不可能坐下來溝通，那么那個死結就永遠沒辦法解開。

奶奶的戲基本上是在家鄉完成的，就在她的家里拍攝。簫泓和孩子的戲，主要是在城市完成的，我們要拍母親和孩子一起生活的種種可能狀態。

悲劇發生前，奶奶和簫泓跟中國其他的那種婆媳關系差不多，奶奶還幫他們照看過孩子。

根據我的觀察，她們兩個在生活中、在攝像機之外也會對話，但局限于具體的事情，柴米油鹽的話題。像電影中會觸碰到的一些“禁區”，她們是不會聊的。

在這段婆媳關系里，貌似最不可能互相幫助的兩個人，其實也在互相支撐。簫泓入獄后，是奶奶在照顧皓宇，把他養大。奶奶也明白，如果希望孫子過得好，就不能對他的媽媽太壞。因為奶奶百年之后，這個孩子也需要人照顧。我覺得是種種復雜的現實和人性中的善良，促成了婆媳的和解。

對我們來說，最核心的人物關系，真實性極為重要。奶奶真的失去了兒子，而且真的是這個兒媳婦干的。她們真實的狀態其實給了我們很多創作方面的啟示。你可以從觀察中獲得靈感。她是什么樣的，事實就是什么樣的，因為她就是人物最本真的原型。

拍電影對奶奶來說是挺陌生的事兒，很多時候我們會根據她的狀態、語言來設計情節，我們不會安排她完成不了的戲劇任務，那可能適得其反。她的表現很真實，也很有感染力。我們做試映，很多年輕女性都表示被奶奶深深打動。簫泓獲得圣塞最佳主演獎之后，回家鄉去看望奶奶，說起很多人夸贊奶奶演得好。奶奶說，那肯定了，咱們是真的嘛。

拍攝的時候，我們的要求一點都不低，一條不行，就再拍二條，今天不行沒關系，明天再拍，直到滿意為止。我們的團隊和其他大規模制作的故事片劇組相比，人數算少的，最多的時候也就三四十人。好處在于，我們把拍攝時間拉長了。我知道很多狀態，他們不是一次就能夠完成好的。

兒子和母親的關系一定會好起來的，我一直這樣覺得。雖然拍攝的時候，皓宇還是住在奶奶家，簫泓每次只是去探望。

孩子長大了能夠慢慢理解，這是成年人之間的恩怨，不管爸爸好與不好，媽媽怎么樣，但他們愛你的心是真實的。父母之間的悲劇也極大地傷害了兒子，但那絕不是他們的本意。簫泓后來跟我們講，在獄中見不到自己的孩子，這是比服刑更殘忍的懲罰。她入獄的時候，皓宇才剛剛斷奶，還不會叫媽媽。

我們在監獄里有一場戲，是奶奶給獄中的簫泓寄了一張皓宇的照片，真實情況是，這是我拍的照片，奶奶并沒有寄。更錐心的情況是，那是簫泓十年來第一次親眼見到自己的兒子。在這樣的“歷史性瞬間”，真實自有萬鈞之力。

在影片里，我們表現了“暴力的后遺癥”，也滲透著對暴力本身的反思。家暴的男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這根本不是他所付出的頂格代價。

他的母親、兒子因為這個慘案會長久地生活在慘痛甚至地獄般的內心狀態里，也就是說，暴力的后果是遙遙無期的。包括簫泓也承受著暴力反抗的代價，服刑十年，出獄后很長時間也無法走出內心的牢籠。

很多電影會放大和直接展示暴力，但有的電影不愿這樣做。比如今年上映的一部意大利電影《還有明天》，也是關于家庭暴力和女性政治命運的片子。它表現家庭暴力的時候，極具陌生化效果。開篇兩個主角剛起床，特別美好的清晨，什么都沒發生。女人說了一句很平常的話，男人上去就是一個耳光，這提示你暴力可以沒有任何來由。

所以即使要表現暴力，也有非暴力的方法，也要傳遞出對于暴力的態度，而不是一味地去滿足一些人對暴力場景的快感。我們在影片里并沒有還原慘案發生那天的情景，雖然這么做并不難，也就是一兩場戲的事。除了對暴力本身的否定態度，我們也考慮到，奶奶和孩子都是本人出鏡，我們必須小心翼翼，不要對他們構成再次傷害。

更重要的是，我覺得我們不能僅僅呈現苦難，更要超越苦難，在廢墟之上重建自我和生活。簫泓也的確就是這么一種人生，她經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從人生的最低谷艱難生長，取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巨大成功。但她也要修復親情，重新融入社會。

許多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致力于深刻地摹寫現實，我在努力實現這一點的基礎上，也希望影片具有象征意味——簫泓的個人經歷本身就是關于女性自我成長的一個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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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署名的編劇有三個，我和蘇競元、唐曉白。但簫泓也是不掛名的編劇。她提供了很多想法，很多內心真實的感受，這也是我們（創作）的錨點和坐標。我們不可能背離人物，非得深入其內心，才有可能創作出得其心魂的好作品。

我不會空中樓閣式地編造一個劇本，我選擇從現實出發，尋找“人物”，我甚至覺得“立人物”比“講故事”更重要。我最關注的是一件作品是不是好作品，而不是它究竟屬于標準的故事片抑或標準的紀錄片。它可以是個“四不像”，無法歸類，我的創作觀一言以蔽之，“有情有義，無法無天”，“無法無天”是說不要自我設限畫地為牢，不要成為某種觀念的囚徒。

在影片中，簫泓在監獄待了十年后出來，終于和孩子一起生活，這個情節是虛構的，當時他們還沒能真正生活在一起，簫泓只是時不時去奶奶家探望孩子。在拍攝過程中，他們的矛盾、隔閡與困境依然存在，電影中我們也展示了母子之間并未完全釋懷的狀態，這是真實的，心理狀態是接近本人的。

另外，在監獄部分她們的臺詞，包括鏡頭的調度設計，主要按照劇情片方式來拍，但也會用紀錄片的方式來作為補充。比如簫泓的獄中生活，我們會真實記錄。在拍攝監獄部分的時候，我不會把我沒有親眼看見的場景內容虛構進劇本中。她們一個月去監獄超市購物一次是真實的，監獄里的其他場景，如監區宿舍、文藝隊練功房、禮堂、晾衣棚、食堂等，都是實景拍攝，我只是設計了臺詞和情節。甚至臺詞部分，我也會使用她們的語言，比如她們會管出獄者叫“社會人”。

影片在圣塞電影節媒體場放映后，有當地媒體評論說，這部影片徹底消除了電影與現實的界限。

去圣塞電影節之前，我們完全不知道能不能獲獎。簫泓一開始覺得能出去看一看、玩一玩，也挺好的。出發前，我們給她準備了三身禮服，《監獄來的媽媽》全球首映禮那天，她選擇了最美的一身禮服在1800人的首映禮上穿，我們也都覺得這樣最好，不然可能就沒有“用武之地”了。那身衣服真的很美，衣服上綴滿晶瑩剔透的小珠子，像一顆顆眼淚，也像一顆顆珍珠。

那場全球首映禮我終生難忘。大家安安靜靜觀影到最后，影片結束，開始出字幕的時候，追光打到最后一排，我們就坐在那里。然后場內觀眾陸續起立，先是靠近我們的人開始鼓掌，然后慢慢地，開始有山呼海嘯的掌聲。有人用中文說“你好”“謝謝”，有人喊“紅”（注：簫泓飾演的角色名為廖紅）、“Bravo”，持續了很長時間。工作人員引導我們往外走，觀眾們也陸續往外走，我們以為大家就這樣離場了，結果很多人在外頭等著，一直在鼓掌。

當時的場面真的特別感人。圣塞電影節是1953年創辦的，在現場能看到很多老人，白發蒼蒼的，眼里閃著淚花用他們有限的中文來表示感謝。圣塞的工作人員說，他來圣塞十多年，沒見過這種場景。觀眾表達好惡很直接，真心喜歡才會鼓掌這么久。拋開影片本身，我覺得這跟簫泓來到現場也有一定關系，其他電影女主角，除非是極大牌明星，有眾多粉絲的，會有比較熱烈的情況，但我們這部電影太特殊了，簫泓作為主角太特殊了。

《監獄來的媽媽》在圣賽電影節現場

一個明星得這個獎，是題中應有之義，簫泓能拿獎，意義非凡。首先對簫泓來說，根本不是（只經歷）我們這個片子七年的歷程，她還有十年的服刑生活，還有悲劇發生后，那么慘痛的、深淵一樣的心路歷程。一個女性幾乎用小半生去做了一件事，她得到了應有的肯定和評價，其意義也遠遠超越了電影藝術的范疇。大家能看到她的處境，她的命運，她的掙扎與成長，能夠從影片中得到一些慰藉和力量。

表演一方面需要自己有天分，要有感受力、悟性和表現力，操控、釋放自己的表情和身體語言，以至于達到準確動人的狀態。另一方面，也需要“綠葉”來襯，你的對手的表演也很重要。影片中最核心的關系是簫泓與孩子、奶奶，他們給簫泓的加持是夠分量的。

到頒獎禮前一天，我們都不知道是否會獲獎，但媒體場放映的好評，讓我們覺得有希望。不過我們也在為簫泓的禮服發愁：最美的一身衣服已經穿過了。第二天就是頒獎典禮，我們趕緊聯系國內服裝贊助方，大象點映的伙伴們又發動朋友，聯系航空公司。有位朋友認識國航的一個空少，對方愿意幫著帶來兩身衣服，于是禮服就這樣從國內飛到巴塞羅那。我們又發帖子，一個姑娘，愿意幫我們把衣服從巴塞羅那帶到圣塞機場。

我們拿到衣服是4點多，一個小時后就要化妝，去頒獎禮現場了。后來我想，這也是我們做這部片子的真實寫照，我們做了太多別人覺得不可能的事，沒辦法，有時候創作就是一場冒險、一次極限操作。

趙簫泓在電影節分享孩子的視頻

在圣塞接受采訪時，我說，我們這部電影渴望從“中國故事”成為“人類故事”，但它首先應該奉獻給自己母國的觀眾，它不是一個僅僅給西方人觀看的東方景觀，增添一點異域情調。它首先應該對自己母國的觀眾產生意義，我希望大家能夠喜歡這部作品。

簫泓在獲獎后的party上就跟皓宇視頻了，告訴他這個好消息，回來的時候還給他帶了電影節的一些周邊。平時她一個人生活，皓宇住校，周六日會過來跟她一起住，寒暑假回去看望奶奶。影片拍攝完的這幾年，他們的關系在一點點地變好。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一件事。

從反抗家暴誤殺丈夫入獄十年，到決意拍電影，再到出獄后重新融入社會，修復親情，站在國際A類電影節的舞臺上，捧起影后的獎杯——我覺得簫泓是真的在現實中改寫了自己的人生劇本。她也很希望自己的經歷，能給困境中的其他女性提供一些支撐、一些力量。

作者｜鹿十茵

編輯｜謝如穎

圖片｜部分由《監獄來的媽媽》劇組提供，部分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