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極看企鵝精神：俞敏洪的煽情信，東方史上最失敗PUA？

俞敏洪從南極發出的那封“企鵝啟示”信，它表面上文筆斐然、引經據典，充滿對過往的追憶和對未來的期許，卻因其脫離實際的“自我感動”而引發軒然大波。這封信不是簡單的個人抒情，而是折射出企業家階層與勞動者階層之間日益擴大的無法逾越的鴻溝——一種現代版的階級對立。

讓我們從一個類似的事件入手，來理解這種“自我感動”的荒誕。疫情期間，鄭州一社區女書記在發布會上動情哽咽：“為了防疫，我錯過了女兒的成人禮。”此言一出，立即登上熱搜，卻遭網友群嘲：“你只是缺席個成人禮，很多人缺席的卻是生死離別。”

“好感動啊！人家只不過是斷水斷糧，重疾難就醫、停工無法謀生、待在陌生城市幾個月回不了家；你卻是不能參加女兒的成人禮！”這正是因為她脫離人民群眾太久，不知人間疾苦，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煽情的梗，卻被無情懟回。

毛主義視角下，這類“感動”本質上是小資產階級的矯情，無法與廣大勞動人民的苦難共鳴。同樣，俞敏洪的信也落入此窠臼：當他站在南極冰原上，思考企鵝的生存哲學時，東方甄選直播間的年輕員工，可能正為今日KPI未完成而被扣績效，為下個月房租而焦慮。這兩個平行時空，沒有任何交集。作為員工，第一反應便是：說好的同甘共苦呢？

很多人就在小紅書微博發表了很多不合時宜的議論：

回溯新東方的歷史，當“雙減”政策如滅頂之災降臨時，俞敏洪的形象是一個帶領幸存者尋找出路的船長。他捐課桌、搞直播，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中與員工共尋一塊活下去的木板。那時，他的奮斗敘事是可信的，因為他本人就在“共苦”的第一線，他的痛苦與員工的痛苦看似同頻。

然而，現在呢？他的物理坐標已移至南極——地球上最遙遠、最具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終極遠方，當然也是最花錢的遠方。你在996，我在南極和企鵝666。這種對比，不僅是地理上的遙遠，更是階級上的疏離。

領導者率先抵達詩和遠方，卻反過來要求還在茍且的員工理解他的詩意。這種要求本身就是一種背叛，它暴露了一個真相——那艘曾經共渡難關的船，已悄然分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艙位。船長在頂層豪華套房欣賞冰山美景，水手們仍在底層鍋爐房汗流浹背，為船的航行添加煤炭。而船長送下來的，不是額外薪酬和補給，卻是一封印著南極風光的“慰問信”，要求大家學習企鵝精神。

但這還沒完，這封信的第三層反響，繞不開一個心照不宣的名字：董宇輝。任何公開喊話，都無法脫離具體語境。俞敏洪在信中反復強調新東方集體的價值，呼吁每個人像企鵝一樣為集體貢獻力量。這套集體主義敘事，在新東方最困難時確實有效。但董宇輝事件后，它已從根基上被動搖。因為，這個集體中最閃耀的符號——代表“個人奮斗改變命運”的董宇輝，正是因與集體的內部矛盾而出走單干。

他的成功單飛，為所有員工提供了一個誘惑力極強的全新榜樣：個人IP的價值，遠大于組織平臺的價值。最優選擇，可能不再是兢兢業業當水手，而是努力成為下一個董宇輝，打造自己的船。在這個背景下，俞敏洪再強調集體主義，都顯得蒼白無力。因為最成功的案例，恰恰證明了“反集體主義”的勝利。員工看著這封信，再瞥一眼董宇輝的“與輝同行”，內心真實想法可想而知。從毛主義角度，這暴露了資本主義企業的內在矛盾：表面集體，實則為少數人服務，最終導致勞動者覺醒，追求自身解放。

最終，這封信成了一面鏡子。它照出的是整個企業家階層與勞動者階層間的深淵。當船長已登上自己的諾亞方舟時，他就不該再對洪水中的水手談論星辰大海。只有真正同甘共苦，方能彌合鴻溝、重塑信任。否則，這種“自我感動”只會加速階層的撕裂，推動更深刻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