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浙”位新晉院士，探尋什么是“好的醫療”

我們要用創新破解看病難題，用技術守護生命尊嚴。

——蔡秀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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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秀軍，浙江溫嶺人，現為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院長，2025年11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蔡秀軍長期致力于腹部疾病微創診治與創新研究，在微創器械研發、技術創新、術式創建與智能診治方面取得了原創研究成果，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2項、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1項。

蔡秀軍在查房時與患者交流。 受訪者供圖

11月21日，中國科學院公布2025年院士增選結果，我國微創外科領軍者、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院長蔡秀軍教授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喜訊不脛而走。然而，在杭州的浙大邵逸夫醫院，波瀾的中心卻異常平靜。蔡秀軍的生活并沒有什么大變化，次日清晨7時，他準時出現在醫院——前一天因公務推遲的門診，他及時補上，問診、查體，耐心聽患者說病情……

蔡秀軍還會在手術間隙走進年輕醫生的操作間，為他們解答那些最復雜、最棘手的技術難題，就像他從醫40多年里的每一個工作日一樣。

此刻，我們走近這位新晉院士，不僅是為回顧一位醫者四十載的執著求索，更是為了循著他的目光與足跡，去探尋一個根本命題：究竟，什么是“好的醫療”？

叩問一道傷疤

體察患者最深層的痛苦

在蔡秀軍身上，“微創”不僅是一個技術標簽，更是一種醫療的哲學。

翻開他的履歷——發明國際上第一種專門用于腹腔鏡肝切除的手術器械、首創完全腹腔鏡繞肝帶法二步肝切除術、完成國內第一例完全腹腔鏡胰十二指腸切除術……這些創新都有一個共同的“圓心”：如何用更小創傷、更優技術、更智能的方法治好病人。

在浙大邵逸夫醫院普外科，這個國內肝膽疾病微創治療的王牌科室，每年開展的近萬臺手術中，九成以上可用微創完成。而從醫40年的蔡秀軍，是這個團隊的領路人。

說起外科手術，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怕——怕疼、怕留疤，更怕手術后還得再挨一刀。

“外科醫生的每一刀，都關系到病人能不能少受一點罪，能不能保住一條命。”這句話，源于蔡秀軍早年的深刻體驗。

上世紀90年代，還是實習醫生的蔡秀軍站在手術臺旁，目睹傳統開腹切肝手術在患者身上留下的“蜈蚣疤”——那道從胸口延伸到腹部的巨大疤痕，不僅刻在肉體上，更刻在患者的生命記憶里。與此同時，新興的腹腔鏡技術因肝臟血管密布、缺乏專用器械而舉步維艱。

“越難，越要去試！”在導師、中國外科泰斗彭淑牖的鼓勵下，蔡秀軍開始了近3年的“死磕”。白天完成手術后，夜晚他埋首圖紙，反復修改設計，研發適配肝膽領域腹腔鏡手術的器械。

1998年8月19日，改寫中國肝臟外科歷史的一天。

蔡秀軍手握自主研發的“多功能手術解剖器”，在患者腹部僅開幾個“鑰匙孔”大小的切口，成功完成了全國首例腹腔鏡下右半肝切除術。過去需要四五把器械輪流操作的手術，現在一把器械就能完成；出血量從往常的數百毫升降至百毫升內；手術時間從數小時縮短到幾十分鐘。

這種價格低廉、性能卓越的“中國造”器械，打破了國外壟斷，應用于全球300多家醫療機構。他創立的“腹腔鏡刮吸解剖斷肝法”被寫入《美國外科學院多媒體手術圖譜》，成為迄今唯一被收錄的中國原創技術。

“傷口還可以更小，突破的手術禁區可以更多！”創新的腳步沒有停歇。腹腔鏡肝切除技術成熟后，蔡秀軍將目光投向了更險峻的“無人區”——為晚期肝癌患者謀求“一線生機”。

這些患者往往因腫瘤巨大、殘余肝體積不足，被傳統手術拒之門外。國際新興的ALPPS技術（聯合肝臟分割和門靜脈結扎的分階段肝切除術）雖帶來希望，但術后膽漏率高達30.6%的難題制約著其應用。

深夜的辦公室，蔡秀軍常常對著肝臟模型陷入沉思。憋著一股鉆研的勁兒，最終，他創新性地提出用特制彈力帶“繞肝捆扎”替代傳統肝臟離斷。這個看似簡單的改變，背后是無數次動物實驗和力學測算。

2014年，這項被國際肝外科界譽為“蔡氏ALPPS”的技術成功實施。《自然》雜志以“鑰匙孔手術解鎖肝移植新可能”為題進行專題報道，評價其“為嚴重肝硬化和肝癌患者開辟了新的治療途徑”。

蔡秀軍（中）在手術中。 受訪者供圖

在蔡秀軍的帶領下，浙大邵逸夫醫院更早地擁抱微創外科發展的浪潮。如今，微創技術已在浙大邵逸夫醫院外科領域遍地開花，微創手術占比超過80%，并延伸至內科。醫院配備的兩臺達芬奇手術機器人，更是創造了全球首例機器人單孔左半肝切除術的紀錄——手術僅在患者腹部留下一個3厘米的小切口和一個1厘米的器械孔。

他反復地告訴每一名年輕醫生：“微創不止于傷口小，更要體察患者的每一分不適。”

有一名肝癌術后病人，老說刀口痛。有些醫生認為是病人嬌氣，手術后刀口哪有不痛的？蔡秀軍在查房時聽說了情況，他俯下身仔細觀察，并觸摸了手術切口，最后用撐開器輕輕撐開切口，得出結論：切口積液。經過對癥治療，病人的刀口疼痛消失了。

每天清晨查房時，蔡秀軍總會細心查看患者腹部的傷口。那些越來越小的疤痕，見證著一位醫者始終不變的初心。

追逐醫學“潮流”

耕耘創新土壤

在浙大邵逸夫醫院的連廊里，有些特別的風景——

你會遇見剛下手術臺的醫生，白大褂還未換下，就帶著熱乎的臨床數據奔赴實驗室；工程師們熟門熟路地來到會議室，與主刀醫生探討器械的改良細節……

62歲的蔡秀軍走在這里時，步履輕快。他總愛駐足觀察往來的身影，“醫生哪能被學科框住呢？醫學一直在更新，醫生，更要追逐醫學的潮流”。

蔡秀軍自己就是個不愿被框住的人。作為醫工融合最早一批實踐者，早在21世紀初，當多數外科醫生還專注于精進手術技藝時，他就開始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領域。

2005年，他成功完成國內首例完全腹腔鏡胰十二指腸切除術。技術上的突破并未讓他滿足，反而讓他看到了更深層的問題：“一針要縫五分鐘，一場手術下來多出七八個小時。這樣的微創還遠遠不夠。”

這個困擾促使他開啟了一場跨界探索。他從“壁虎斷尾重生”自然現象中獲得了靈感：人類的腸腔是否也可以自愈。于是，他主動聯系浙江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拎著病歷和草圖找上門去。“我需要一種材料，”他對材料學專家說，“既要支撐腸道愈合，又能在完成任務后自行降解。這可以實現嗎？”

這個在醫學領域看似異想天開的想法，在交叉學科的碰撞中找到了可能。他們從仿生學原理出發，與工程師一起篩選了百余種高分子材料，逐一測試韌性、降解速度和生物相容性。歷經數十次迭代，團隊終于研發出可降解腸吻合支架，緩解無數腸道手術患者痛苦的“支架法腸吻合術”由此誕生。

后來，他帶領團隊在第一代支架基礎上創新性增加可降解隔膜，研發出具有轉流功能的“智能支架”，創立“支架法腸轉流術”。這意味著患者從此可以免去臨時造口的痛苦，也顛覆了全球沿用170年的德國“回腸造口術”。

醫生的責任與使命，從來不只是在手術臺上完成的。

在蔡秀軍看來，隨著醫學技術不斷更新，跨界的腳步不能停歇。但這不是跟風，而是始終圍繞患者需求。

為了研發多功能手術刀，他和導師彭淑牖跑圓珠筆廠；患者術后腸腔過細，吃普通食物容易腸梗阻，他就聯系營養科醫生和食品加工廠，一起研發專屬食品；發現手術機器人存在“力感知缺失”的世界性難題，他立刻聯合浙大工科團隊，研發出“Sliputure”活結智能縫線，使年輕醫生的打結精度堪比高年資主任，穩定性高達95%……

“創新不是一個人的閉門造車，得有人敢想，有人敢支持，有人敢試錯。”他深知，創新更需要培育開放、包容的生態。

2016年、2017年，浙大邵逸夫醫院骨科主任范順武先后帶著兩名愛徒——科研能力出眾的碩士畢業生林賢豐、陳鵬飛，敲開了蔡秀軍辦公室的門。兩人都想留在醫院，卻卡在了招聘的“硬件”條件——博士研究生上。

“老范，我相信你的眼光。”蔡秀軍爽快拍板，“浙大邵逸夫醫院是融合、開放、包容的醫院，只要他們足夠優秀，就應該不拘一格納人才！”

這兩名年輕人被破格錄取后，很快投入到新型骨材料的研發中。他們想通過豬骨脫免疫組織技術，破解國內人骨來源緊缺的困境，卻一度陷入轉化的難題。

“我當時鼓足勇氣給蔡院長打了一個電話，沒想到，第二天他就出現在實驗室。”林賢豐回憶，蔡秀軍鼓勵他們繼續自由探索，“你們知道嗎，我們做的腸吻合支架，從想法到臨床應用，整整用了16年。”他分享著自己的經歷，“交叉的想法很好，這個東西要堅持下去。”

蔡秀軍為青年醫生講課。 受訪者供圖

在寸土寸金的醫院科研大樓里，他特批了一方寶貴的實驗場地給這群敢于夢想的年輕人。在蔡秀軍的支持下，團隊最終成功研發出世界首款豬來源脫細胞脫礦骨基質產品，有望替代同種異體骨，應用于四肢非承重骨缺損的填充修復。

至今，蔡秀軍都保持著這份對新事物、新潮流的敏銳與熱情。平時，他總愛興致勃勃地和年輕人交流：“嘿，現在流行的AR眼鏡，”他會突然拋出問題，“在沒有信號的地方怎么辦？能不能開發移動信號站，用于遠洋漁船、徒步探險等場景？”

在他耕耘的這片創新土壤上，也生長出一個又一個扎根臨床的想法，最終結出惠及患者的果實——

截至2024年，浙大邵逸夫醫院累計獲發明專利近300項、實用新型專利近1500項，完成15項成果轉化。醫院國家基金項目和科研經費保持年均15%到20%的增長率。

“浙大邵逸夫醫院是年輕的醫院，我們‘初生牛犢不怕虎’，沒有包袱，意味著可以勇敢闖、大膽試！”蔡秀軍指著那條長長的成果轉化連廊，“你看，它連起了什么？手術臺與實驗室、臨床與產業、還有經驗與未來。”

力行醫療改革

用創新破解看病難題

深夜的院長辦公室，燈還亮著。

蔡秀軍結束了一天的手術和會議，開始處理院長信箱里的來信。這是他雷打不動的習慣——“表揚信我看得相對少，主要是找問題。”

昨天，一位患者反映，錢塘院區發熱門診排隊時間太長。他立即協調科室增派人手，迅速緩解了排隊壓力。不久前，有員工注意到，6號樓門診的扶梯走向讓上下樓的患者在電梯口“碰頭”。他請后勤部門現場調研3天后，果斷調整了扶梯走向。甚至當有來信提到“醫院某處冬天蚊子很多”時，他也認真對待，組織人員找到了管籠檢修洞里的蚊子滋生地并徹底清理。

“這樣做不是作秀，而是務實。”蔡秀軍說，“聽到來自基層的呼聲，知道員工們在關心什么，患者們想表達什么，才能知道我們應該做什么。”

這種對細節的關注，同樣體現在醫院的建筑設計上。

在慶春院區五期大樓的設計階段，蔡秀軍提出了“平疫結合”的理念。他親自參與設計，讓普通病房通過隔離門和正負壓裝置的巧妙設置，能快速轉換為標準的“傳染病病房”。當發現新建連廊與4號樓存在高度差、影響推車通行時，他沒有接受施工方“只能做樓梯”的說法，而是苦思數日，最終通過平移大門、加長坡度的創新方案解決了問題。

“涉及就醫流程，醫院容不得‘可改可不改’的事。”這句話成了他推進醫院建設的準則。

浙大邵逸夫醫院創造了許多全國首個：“門診不輸液”“病房不加床”“一人一診室”等服務模式，從源頭上提升了就醫體驗；“主診醫生負責制”“委員會制度”“入院準備中心”等管理創新，讓醫療資源運轉更高效。在蔡秀軍的帶領下，這些創新不斷迭代，進一步從制度上確保了患者獲得同質化、高標準的醫療服務。

“文化不是一夜之間建立的，模式的轉變也非一夜之間發生。”蔡秀軍深知，真正的變革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作為年輕的醫院，也是一片醫療改革的“試驗田”，浙大邵逸夫醫院肩負著更大的使命。

2013年開始，浙大邵逸夫醫院分別與武義縣第一人民醫院、江山市人民醫院等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關系。如今，借助遠程手術機器人，醫院專家不用遠赴基層，就能實時指導當地醫生開展復雜手術，讓偏遠地區的患者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優質醫療，讓醫療普惠的種子扎根在基層土壤里。

2021年11月，浙大邵逸夫醫院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簽約共建浙大邵逸夫醫院阿拉爾醫院，這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首個國家區域醫療中心。

李哲勇醫生是首批援疆團隊成員之一。邊疆的工作讓他深刻理解了醫者的家國使命：“當年阿拉爾需要幫助時，蔡院長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什么條件都沒提。他以身作則，每年都要來阿拉爾好幾次，不僅指導醫院工作，還深入團場衛生院，幫助提升基層醫療水平。”

從調整一臺扶梯的走向，到構建輻射邊疆的醫療網絡；從解決一個蚊患問題，到設計“平疫結合”的戰略布局——蔡秀軍用行動詮釋著“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深刻內涵。

“健康中國建設需要我們每一位醫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蔡秀軍說，“我們要用創新破解看病難題，用技術守護生命尊嚴，用一點一滴的實際行動，持續延伸優質醫療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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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秀軍的仁心“智”造

腹腔鏡多功能手術解剖器

該器械集剝離、電凝、切斷、吸引、沖洗等多項功能于一體，術中不需要頻繁更換器械，縮短了手術時間。同進口切肝器械超聲刀等相比，對硬化肝臟具有切肝速度快的優勢。創建了腹腔鏡刮吸解剖法切肝技術，應用發明的器械逐一分離出深埋在肝實質內的管道，按其粗細分別予以電凝和鉗夾處理，有效減少術中出血，該術式被編入美國外科學院多媒體手術教材。

可降解腸吻合支架

蔡秀軍提出了實現“免縫合”腸吻合的理念，發明了可降解支架并創建了支架法腸吻合術，吻合時間短，避免了吻合口黏膜下血管的破壞及異物殘留，有利于愈合，減少吻合口漏的發生。該發明實現了高效腸道吻合，腔鏡下實施方便，并可用于治療腸瘺、腸穿孔及戰地腸損傷的一期修復，是腸道外科領域的重要突破。已授權國家發明專利9項及美國、英國、法國等十國專利。

可降解腸轉流支架

該支架由可降解高分子材料制成，用于“支架法腸轉流術”，實現了“無造口”腸轉流，替代由德國人發明的、已沿用了170年的回腸造口轉流術。該技術與傳統造口術相比，避免了腸造口、人工肛門留置及二次回納手術，將治療周期由3至6個月縮短至3周，大大減少了對患者生理、心理的創傷。已授權國家發明專利多項及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專利。

來源：浙江日報、潮新聞

責編：葉　揚

美編：鄭娜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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