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報告：教師對學生如何學習存在四大迷思

2025年10月30日，澳大利亞獨立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CIS）發布《知識就是力量：教師對學習的認知》（Knowledge is Power: What teachers believe about learning）報告，系統回顧了全球范圍內關于教師對學習過程的認知、信念和實踐的文獻，重點關注教師對“神經迷思”的相信程度、這些信念如何影響教學實踐，以及教師對“學習科學”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報告的主要內容概述如下。

一、教育政策背景：走向學習科學的趨勢

報告開篇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什么是好的教學？我們又如何知道它正在發生？

長期以來，澳大利亞的政策制定者在定義優質教學時，不愿參照具體、可觀察的教學行為，更傾向于將評判標準交給學校和教師個體。然而，報告指出，如果無法明確界定什么是好的教學，我們就無法準確判斷它是否在課堂中真實發生。

這一理論困境伴隨著現實的挑戰：盡管教育投入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但學生在國內與國際標準化測試中的表現卻陷入停滯甚至下滑。面對此局面，政策制定者逐漸認識到，必須打開課堂教學實踐的“黑箱”，并尋求推廣那些有明確科學依據的教學方法。

這一政策轉向的核心，是推廣直接由“學習科學”所指導的實踐。學習科學旨在將認知科學關于“學生如何學習”的見解，與具體的“教學實踐啟示”聯系起來。其中一個關鍵啟示，便是明確教授知識豐富的課程的重要性。

澳大利亞教育政策轉向學習科學的一個顯著例證，是2023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強勁開端》（Strong Beginnings）報告。該報告旨在改革全國的教師職前教育課程，將學習科學知識體系納入核心內容。同時，這一趨勢也廣泛體現在教育系統中，越來越多的政府與天主教學校系統，正逐步采用基于學習科學的教學模型。

然而，報告也引用了資深教育改革家拉里·庫班的警示：如果不改變教師的課堂實踐，政策改革可能就像“海上颶風”——海面風浪洶涌，而海底卻平靜如常。這意味著，系統層面的政策變化，未必能觸及并改變課堂底層每日發生的教學行為。

二、四大神經迷思：觀念與現實

報告指出，盡管教師普遍重視腦科學相關知識，但其中混雜著大量缺乏實證支持的"神經迷思"。這些迷思源于對神經科學和心理學事實的誤解、誤讀或錯誤引用，并在全球教師群體中廣泛傳播。最典型的包括以下四類：

1.學習風格迷思

該迷思認為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學習方式，通過將教學與學生偏好的學習方式相匹配，可以改善他們的學習效果。其中一種常見模型將學習方式分為視覺、聽覺、動覺等類型，有時還會加上讀寫類型。

2020年的一項系統綜述發現，全球89%的教育者相信應該根據"學習風格"來匹配教學。值得注意的是，資深教師與新手教師的信奉比例無顯著差異，這表明教學實踐并不會自動糾正這一誤區。

然而研究證實，所謂"學習風格"無法被精準評估，也沒有實驗證據表明匹配風格的教學能提升學習效果。這種迷思反而可能導致學生被"貼標簽"、教學資源浪費等問題。

在實踐中，全球會根據學習風格來調整教學的教育工作者比例雖然不及認同者比例，但仍高達80%。澳大利亞的一項研究顯示，不同學段教師中均有明顯多數會在教學實踐中考慮個體的學習風格，其中幼兒教師為88%，小學教師85%，中學教師為83%。

美國一項針對60名教育工作者的研究也顯示，約82%的受訪教育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學習風格理論，并將其視為"選擇和差異化的工具"。然而，許多人主要是基于實際考慮而非科學認知而拒絕在教學中采用這一理論。

2.左右半腦優勢迷思

該迷思認為個體可以"主導"大腦的一側或另一側，因此可以分為"左腦型"或"右腦型"學習者。這種迷思的潛在信念似乎是肯定學生的個性，并以此來定義他們作為學習者的能力，其風險是容易將學生歸類或讓學生自我歸類，從而限制他們的發展視野。

研究表明，來自世界各地的絕大多數教師都相信這一理論。值得關注的是，最近針對澳大利亞師范生和在職教師的兩項研究顯示，相信這一觀點的人數略低于50%，盡管這一比例仍屬于相對較大的少數群體。

在實踐中，澳大利亞的一項研究顯示，35%的幼兒教師會在教學實踐中考慮左腦型和右腦型學習者，小學教師中這一比例為29%，而中學教師中則無人使用這一理論。一項針對香港職前教師的定性研究顯示，有畢業生反映雖然在心理學課程中討論過左右半腦優勢理論，但并未獲得如何將其應用于教學的具體指導。

報告指出，總體而言，這一迷思在教學實踐中應用不多，但這并非因為教師不認同該理論，而是缺乏有效的實施方法。

3.健腦操迷思

健腦操是一項旨在通過運動來促進學習的商業計劃，屬于教育運動學的一種形式，曾在21世紀中期于英國學校中頗為流行。然而這一項目并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其有效性，其背后的神經學論斷也缺乏實證支持。這一迷思可能會導致在無效方法上浪費資源，并削弱有效方法的效果。

這一迷思的流行程度在不同研究中差異很大。澳大利亞兩項針對職前教師的研究顯示，分別有57%和87%的人表示相信這一迷思；另一項研究顯示，94%的在職教師相信這一說法。還有研究發現，91%的在職教師認同練習協調運動感知技能可以提高讀寫能力，而且86%的受訪者表示"確信"或"非常確信"協調練習可以改善大腦功能，相比之下，只有54%的受訪者表示確信自己不相信這一點。

關于"健腦操"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教學實踐，現有數據有限且不明確。201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65%的法語瑞士教育工作者表示他們已使用或打算使用"健腦操"。當澳大利亞教師被問及是否將體育活動融入讀寫教學時，結果顯示幼兒教育（88%）和小學教育（85%）的比例遠高于中學教育（53%）。這種年齡段的顯著差異可能反映出特定年齡段對某些教學方法的哲學偏好助長了迷思的信奉，而非迷思信念直接決定了教學實踐。

4.10%大腦使用率迷思

該迷思認為人類只使用了大腦容量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容量尚待開發。這一觀點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出現，可能在"腦科學十年"期間隨著腦成像技術的發展而得到進一步推動。腦成像技術顯示特定的大腦區域與特定的功能相關聯，這可能會演變成一種錯誤信念，認為只有在圖像中"亮起"的區域才是活躍的，而其他區域是不活躍的。然而，即便是所謂的"非功能性"神經膠質細胞和灰質區域也在大腦功能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澳大利亞最近的兩項研究顯示，分別有27%的職前教師和38%的在職教師相信這一迷思。

10%迷思對教學實踐的影響數據有限，而且其本身也難以直接應用于教學實踐。然而令人擔憂的是，如果教師相信這一迷思，就更有可能在接受那些聲稱能"拓展學生大腦容量"的教學方法時做出糟糕的教學決策。

三、知識現狀：學習科學掌握的不足

與教師對神經迷思的高度信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對基于實證的“學習科學”知識的掌握卻相當有限。“學習科學知識”在該報告中主要指的是，從認知心理學中汲取的、對教學實踐具有直接指導意義的知識體系，其核心包括注意力機制、工作記憶原理、長時記憶形成規律、測試效應、間隔練習等關鍵概念。

通過系統梳理現有研究發現，教師在這些核心領域的知識儲備表現出顯著的不均衡性。在部分領域，盡管某些學習科學原理已獲得強有力的實證支持，但教師群體的理解程度和掌握一致性仍遠未達到預期水平。這種情況在注意力機制、工作記憶理論和測試效應等基礎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不同研究之間甚至同一研究的不同樣本都顯示出巨大差異。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教師對“注意力與學習關系”這一基礎原則的認知呈現出高度不穩定性。考慮到注意力是理解人類認知架構的基石，教師若在這個基礎概念上存在認知偏差，就可能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直接影響其教學決策的質量。

四、核心啟示：重構教學認知的基礎

1.教師的心智模型需要加強，以使其成為完全的專業人士

報告指出，教師對學生如何學習的理解存在明顯的不一致性。相關研究表明，教師的信念體系復雜，僅部分由顯性知識驅動，且其心智模型中往往同時并存著科學事實與虛構迷思。

報告強調，所有教師在教學時都依賴于某種學習理論，無論他們自己是否明確意識到這一點。這些信念和期望共同構成了教師的心智模型，而這一模型理應基于我們當前關于人類學習機制的最佳科學證據來構建。

如果這些作為教學過濾器的心智模型存在偏差，就會導致有效的教學方法被忽視，而低效的做法反而被保留，最終造成教學資源的不當配置，影響學生學業成果的提升。

2.改革努力的成功取決于教師知識發展的成功程度

報告認為，教學尚未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專業，關鍵在于其缺乏一個專屬的、系統化的科學知識體系來指導日常實踐，同時也缺乏意義共享的專業術語。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學習迷思同樣普遍存在于普通公眾之中，這意味著教師專業化的關鍵環節之一，便是用經過驗證的專業知識取代廣泛流傳的民間常識。

然而，目前報告中揭示的對各類迷思的高度信奉表明，無論是職前培訓還是在職發展，都未能有效地完成這一替代過程。

因此，教師所掌握的知識內容，實際上成為了決定各項教育改革能否取得最終成功的關鍵因素，因為只有教師的課堂實踐，才能真正決定基于學習科學的政策能否落地生根、產生效果。

3.測量教師的知識，而非他們的信念或自我報告的做法

目前，評估教師的主要手段是標準化的問卷調查。然而，關于教師的宣稱信念是否總能準確預測其教學實踐，即所謂的一致性論點，學術界始終存在爭議，支持與質疑的證據幾乎一樣多。尤其在使用自我報告量表時，存在顯著的社會期望偏差風險，教師可能會傾向于報告他們認為符合期待的行為，而非其真實做法。

因此，報告建議，旨在評估教師實施學習科學實踐準備度的調查，應在問題設計和應答方式上聚焦于測量教師的知識，而非其信念。這里所說的知識，特指那些具有真實成分、能夠被外部客觀驗證的內容。

相應地，測量工具也應盡可能采用情境化的陳述或具體的教學場景，尤其是在判斷那些在特定教學情境下成立、而在其他情況下未必正確的命題時。

五、政策建議：推動證據導向的改革

1.政策制定者必須確保嚴格執行職前教師教育核心內容要求

澳大利亞的職前教師教育機構必須在2025年底前提供符合學習科學原則的“核心內容”，這一要求將由質量保證監督委員會負責監督。然而，該委員會中沒有任何相關領域的專家能夠監督教師機構的課程材料，確保其符合規定。

2.澳大利亞教師專業標準必須重寫

教師專業保障體系的成敗取決于澳大利亞教師標準（APST），而APST并不能充分反映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所需的思維模式。目前澳大利亞教學與學校領導力研究所提供的自我評估工具等資源應該被基于知識的工具所取代。

3.希望在學校推廣學習科學的教育體系應衡量和監測教師的知識水平

首先需要對教師應具備的知識進行編纂，并且應該在一系列改革舉措的開始階段以及隨后的階段加以利用，以監測隨著改革持續產生影響，教職工的知識是如何發展的。

資料來源：

Jha, T.(2025). Knowledge is power: What teachers believe about learning. https://www.cis.org.au/wp-content/uploads/2025/10/AP92-Knowledge-is-Power.pdf.

[本文為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國際教育研究中心成果]

本文由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國際前沿”課題組成員整理，課題組負責人張永軍，編輯劉強，內容僅供參考。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可下載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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