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探寶 | 華麗紋章瓷蘊藏中西方文化交融

作為歐洲貴族的“高級定制”，明清時期風靡海外的紋章瓷反映了中國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本期探寶，我們繼續(xù)走進“帆海融光—天津博物館藏18-19世紀中國紋章瓷特展”一起探索紋章瓷背后的所知所見。細細觀摩，從這些絢麗多彩的家族紋章瓷中，能看出在中西文化頻繁交流的大背景下，蘊藏著的諸多方面的歷史變化。

從消失的餐具看歐洲飲食文化

梳理現(xiàn)存訂單可以看出，歐洲貴族定制的中國紋章瓷大體可分為餐具、酒具、茶點用具以及陳設(shè)器共四類，涵蓋餐盤、湯盤、咖啡壺、馬克杯、奶杯、潘趣碗等十余個種類，可見紋章瓷大多是在歐洲的餐飲宴會中使用。展覽策展人、天津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喬岳介紹，在瓷器傳入歐洲之前，歐洲餐具主要是金屬器和陶器；中國瓷器到來后，不僅為海外市場帶來了高質(zhì)量的日用器具，而且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為彰顯家族地位和榮耀，宴會慶典上使用繪有家族紋章的中國瓷餐具，成為上流社會的一種風尚。

比如生產(chǎn)于18世紀前中期的清雍正廣彩沃爾尼家族紋章紋醬汁杯，該文物一側(cè)為把手，另一側(cè)是收口形壺嘴，整體呈橢圓形，為用餐時盛放醬汁使用，實用價值很高。該醬汁杯也模仿西方18世紀早期銀器造型，由嘉德勛章院長喬治·沃爾尼（George Verney）男爵定制，杯身間繪中式雜寶紋。

展廳中醬汁杯有很多，形狀基本類似，它們與如今西餐廳中的醬汁杯別無二致。然而伴隨著歷史發(fā)展，歐洲有些宴飲器具逐步消失，比如洗手盆、洗手瓶，它們已經(jīng)成為孤品，變成了一個時代的見證。此次展覽就展出有清康熙青花礬紅描金沃克家族紋章紋洗手瓶、洗手盆，這是安妮女王統(tǒng)治時期的英國軍法檢察官威廉·沃克定制，沃克家族也是最早來華定制紋章瓷的家族之一，而這套紋章瓷的明顯特點就是紋章整體融進瓷器的整體紋飾。

記者注意到，洗手盆器沿的邊飾上共有四處開光，內(nèi)部繪有一枚從云層中升起的太陽，這是沃克家族的盔飾，其余邊飾為卷草紋，再配合上盆底中心開光的紋章披幔，三者和諧統(tǒng)一融為一體。正因如此，該家族紋章瓷使用的邊飾與盔飾被爭相效仿，演變成普通外銷瓷的流行邊飾。

旁邊的一只大碗也反映了獨特的歐洲飲食文化。大碗名為清乾隆廣彩約翰斯家族紋章紋潘趣酒碗，喬岳介紹，潘趣酒碗因用于盛放一種名為“潘趣”（punch）的果酒而得名，這種酒碗的特點是廣腹深口，直徑一般在30厘米左右。“潘趣酒起源于印度，是由酒、糖、檸檬等調(diào)和而成的果酒，17世紀水手將這種酒類帶回英國后便大受歡迎。”喬岳說。

展出諸多餐具中，記者發(fā)現(xiàn)一對非常有意思的餐盤，二者有相同的名字：清乾隆廣彩羅斯家族紋章紋盤，兩個紋章瓷盤分別制作于1738年與1750年。這是因為羅斯家族太喜愛紋章瓷嗎？“其實原因是兩個瓷盤中心的紋章。”在喬岳的指引下記者發(fā)現(xiàn)，羅斯家族的紋章為盾牌形，內(nèi)部是三只獅子；而1738年制作的瓷盤紋章為白底紅獅子，1750年制作的則為紅底白獅子。喬岳說：“1738年的畫錯了，羅斯家族的紋章是紅底白獅子。這是因為當時瓷工拿到的樣稿大多是黑白，說明文也是英文，造成了一定的誤解，這也是當時紋章瓷制作過程中的常見現(xiàn)象。一般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后，定制者會再定一批。”

從紋章組合看西方家族史發(fā)展

歐洲各個家族的紋章是欣賞重點，從展出瓷可以看出，制作時間越早紋章內(nèi)容相對越簡單，大多為動物、建筑、兵器等元素；隨著時間推移，因為貴族聯(lián)姻、家族內(nèi)部繼承等因素，中后期的紋章內(nèi)容變得越發(fā)豐富，甚至可以從一枚紋章中看出兩個或多個紋章組合的痕跡。可見紋章瓷不僅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實體資料，更是研究西方貴族承襲及家族史的重要證據(jù)。

首都博物館副研究館員鄭好介紹，中世紀歐洲的紋章經(jīng)由父親傳承給子輩，是家族榮耀和成就的象征。當家族紋章的繼承權(quán)屬于長子或次子使用時必須對紋章做一定改變，以表明在家族中的身份。比如克萊富德家族相隔50年定制的兩只紋章紋盤，定制者分別為休·克萊富德男爵與他的兒子，兩盤中心紋章樣式相同，但邊飾差別很大。其中克萊富德男爵兒子定制的紋章瓷邊飾更加華麗，幾乎將盤邊填滿。

除了繼承，兩個擁有紋章的家族聯(lián)姻后，紋章也會發(fā)生變化。鄭好以清雍正廣彩布思比家族紋章紋咖啡壺為例介紹，這是休·克洛普敦爵士的大女兒安妮與英國司法部長湯姆斯·布思比于婚后定制的。壺身上繪有一個明顯的盾牌形紋章，紋章內(nèi)部則呈現(xiàn)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中間有明顯的分界線，能看出這是兩種紋章組合而成。左側(cè)繪有兩幅紅底金獅子，這是男性家族的紋章；右側(cè)不僅有兩只獅子，還有兩枚紅色與金色交錯的十字勛章，這是女性家族的紋章。而該紋章的盔飾是一個身披鎧甲肩扛利劍的士兵，這是湯姆斯遵照遺囑繼承了其外祖父的盔飾。

布思比家族咖啡壺器身上的紋章為并置式，這類組合形式是紋章中體現(xiàn)婚姻的常見形式之一。而另一套清乾隆廣彩花卉紋茶壺、杯托上的紋章在整個展覽中則更為罕見。粉紅色的蝴蝶結(jié)絲帶兩端，懸掛著一個盾牌形紋章和一個圓形紋章，這是紋章展現(xiàn)婚姻的另一種常見形式：依靠式，即夫妻雙方家族的紋章并排依靠，而非相互融合，這樣的紋章使用形式在荷蘭等歐洲大部分地區(qū)均有使用。此外這套茶具中茶壺的把手，設(shè)計成中國傳統(tǒng)的連理枝樣式，也預示著這套紋章茶具的定制者為新婚夫婦。

從紋飾變化看東方審美影響

展覽的最后一部分展示了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的紋章瓷，從中可看出經(jīng)過頻繁的中西文化交融，這個時期的紋章瓷出現(xiàn)了明顯的變化，比如部分紋章紋盤已經(jīng)不再遵循盤心處繪制家族紋章，盤沿繪制邊飾的傳統(tǒng)設(shè)計，而是將家族紋章放在盤沿處，盤心則為中國傳統(tǒng)紋樣。喬岳認為，隨著訂單需求與審美情趣的不斷變化，紋章瓷紋飾更具特色且豐富多變，與西式紋章相呼應(yīng)，形成了東西方藝術(shù)的完美結(jié)合。

清雍正廣彩花卉紋普爾特尼家族紋章紋盤就反映了設(shè)計思路的轉(zhuǎn)變。乍看之下，這就是一只在盤心和邊飾繪有中國風格折枝牡丹的瓷盤，但是邊沿上還繪制了普爾特尼家族的盔飾，說明該家族十分喜愛中國傳統(tǒng)的紋樣。“不過瓷盤上有些坑洼，折枝牡丹紋的彩釉施色也不均勻，這應(yīng)該是給客戶制作的訂貨樣板。”喬岳說。

“這邊有好看的。”喬岳帶著記者來到了另一件紋章瓷盤前，這件清乾隆廣彩開光風景圖庫克家族紋章紋盤的盤心和左右兩側(cè)盤沿開光處為風景畫，其中盤心開光處繪制了印度馬德拉斯的圣喬治堡，盤沿左側(cè)描繪了廣州黃埔港，右側(cè)則是英國普利茅斯港。盤沿上下則繪制了喬治·庫克爵士與妻子凱瑟琳女準男爵聯(lián)姻的紋章。喬岳說，這件紋章瓷上的風景畫并非庫克繪制，而是由英國海軍代將喬治·安森設(shè)計。1740年—1744年，喬治·安森在太平洋航行時，隨團藝術(shù)家根據(jù)他的見聞繪制了大量素描作品，隨后安森命人將這些素描繪制在紋章瓷上，這些紋飾也隨即開始流行。

除了折枝牡丹紋，龍紋、魚紋等傳統(tǒng)紋樣也出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紋章瓷中。比如清康熙廣彩喬蒙德利家族紋章紋盤，其盤沿青花淡描龍鳳紋飾，據(jù)記載康熙年間來華定制的紋章瓷中僅有7套采用此邊飾。而清康熙廣彩拉奇家族紋章紋盤，其盤沿的邊飾不僅繪有龍紋，還有鯉魚躍龍門的紋樣，說明這些紋樣在當時的歐洲貴族中較為風靡。

伴隨著紋章瓷不斷在歐洲掀起中國熱，一些經(jīng)常定制紋章瓷的客戶也有了自己獨愛的紋樣。遠看清嘉慶青花羅伯特家族紋章紋橢圓形盤，白色為底，靛青著色，儼然一件傳統(tǒng)的青花瓷作品，然而細看盤心處的紋飾為一匹扛著戰(zhàn)旗的馬，這是羅伯特家族的紋章。這種中西雜糅的紋飾在紋章瓷中稱為菲茨休紋飾。喬岳說：“菲茨休紋飾以中國傳統(tǒng)花卉如牡丹、菊花等組合而成，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托馬斯·菲茨休喜歡定制繪有此類紋飾的瓷器而得名。該紋飾也在18世紀后期大量銷往歐洲市場。”

展覽的最后一部分還有個“紋章瓷之最”，即清乾隆廣彩奧奇歐佛家族紋章紋盤。“畫得很滿，沒有一點兒留白。整體紋樣非常華麗。”見到這件瓷盤后，不少觀眾都留下這樣的評價。喬岳告訴記者，此為英國奧奇歐佛家族定制，盤心繪制奧奇歐佛與瑪麗·妮可的聯(lián)姻紋章，盤沿左右兩側(cè)的開光為男方紋章的盔飾，上下開光則為雙方姓名縮寫“LMO”。“1740年，奧奇歐佛家族下了第一批紋章瓷訂單，當時他們定制了70個餐盤和30個上菜盤，平均每件花費1英鎊，這相當于當時英國普通人半個月的工資。所以無論是從繪工，還是從成本上看，這件都當屬紋章瓷之最。”喬岳說。

北京城市副中心報記者：張群琛

攝影：本報記者 常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