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西安休養(yǎng)，蘭空領導對他“不冷不熱”，待遇有些困難，靠接濟

“1970年4月18日，你們快去收拾行李，咱們要動身回陜。”李赤然在南京軍區(qū)空軍干休所門口，對隨行警衛(wèi)輕聲叮囑。話音落下，眾人心里五味雜陳——一年前，他還是南京軍區(qū)空軍副司令，如今卻帶著“免職病休”的標簽離開東南，前去西安。

事情得從1969年說起。那一年，部隊調整波及各級指揮員，不少老干部被“摘帽子”“換崗位”。55歲的李赤然請求返回家鄉(xiāng)陜西休養(yǎng)，本意是借陜北干燥氣候調理舊傷。批復很快下來，但文件里只寫了六個字：回籍休養(yǎng)，自理生活。看似普通，卻暗含“有處分”的意味——沒有明確職務、沒有恢復級別，待遇自理。

5月初，他攜家眷登上開往西安的列車。那趟車要經過商洛山區(qū)，車窗外的崇山峻嶺讓人聯(lián)想到當年的瓦窯堡歲月。同行戰(zhàn)友悄聲議論：“老李那點病休費怕是不夠一家人花。”事實比他們估計的還嚴峻。

抵達西安后，蘭州軍區(qū)空軍機關派人接站。接站人員遞上薄薄一張財務通知：每月生活費三十元，無票據補貼。副軍級的干部，在1965年統(tǒng)一級別后每月至少應拿二百多元，外加糧油、肉蛋、煤火種種票證。當時西安市面上，一斤瘦肉票價三角五分，一張肉票卻比現金更搶手。沒有票，就只能靠家人省吃儉用。

“不冷不熱”四個字隨之落地。蘭空負責人接到上級口頭指示：禮貌接待即可，不得給額外關照。對比同年同批抵陜的干部，李赤然待遇明顯偏低。六十年代末，“票比錢硬”是全國共識。票證定量本來就不寬裕，如今一家三口要用兩個人的定量，日子緊繃得像拉滿的弓弦。

臨近冬季，西安氣溫驟降。取暖煤差不多要一個月百多斤，李家卻拿不出供應本。老部隊的炊事班聽說老首長難處，特意讓機要員把兩麻袋塊煤送到南郊小院。看門的老房東嚷嚷著：“這東西可是稀罕。”李赤然感慨，革命戰(zhàn)爭年代槍林彈雨都闖過來了，想不到退下來卻被一把煤難住。

同樣困境的還有當年南京軍事學院教育長吳華奪。他到西安勞動鍛煉后被安排在省軍區(qū)任副司令，只有基礎工資。年關將至，夫人去街道換副食品票，窗口一句“不在定額內”，讓老干部的尷尬暴露無遺。正是這些實例，讓李赤然明白，個人遭遇并非孤例，制度性空白才是真正癥結。

值得一提的是，陜西畢竟是革命老區(qū)。不少轉業(yè)到地方的老戰(zhàn)友得知消息，各顯神通：有人托關系給他家掛上磚茶供應卡；有人送來幾尺棉布；還有人把熟識的國營商店經理請到家里吃碗臊子面，順便批下兩斤花生油。接濟雖零散，總算讓一家人維持體面。

進入七十年代中后期，政策悄然松動。先是生活補貼恢復至一百元，隨后票證定量補齊。那一年春節(jié)前夕，西安軍區(qū)干休所送來一只六斤重的白條羊，外加一包細粉條。老同志們聚在庭院里剁羊肉、煮粉湯，氣氛久違地熱鬧。李赤然雙目微紅，抬頭看天空，沒有多話。

1978年，干部離休制度逐步完善。文件明確：老干部離休時待遇一般高一檔，按職務對應級別配備醫(yī)療、房屋、交通等保障。李赤然雖已長期脫崗，但履歷仍是“原南京軍區(qū)空軍副司令”，相當于正兵團級。隨后的審批會上，一名人事部門代表說：“按新政策，他應享大軍區(qū)副職待遇。”多年的偏差終于得到彌補。

1982年春，他在陜西省軍區(qū)離休，正式領取正兵團級津貼。薪金翻了數倍，醫(yī)藥費、取暖費、探親差旅費統(tǒng)統(tǒng)報銷。那天，老戰(zhàn)友開玩笑：“老李，終于把該給你的賬結清了！”他擺擺手：“當年各有難處，誰也不容易。”言罷端起熱茶，微微一笑。

從三十元生活費到正兵團級待遇，李赤然的遭遇折射出特殊時期政策起伏。制度缺口曾讓功勛老兵陷入困頓，也迫使基層用私人情義彌補漏洞。八十年代之后，部隊福利體系逐漸規(guī)范，個人命運才不再隨風擺動。不可否認，那些靠接濟度日的日夜，讓人深刻體會到保障機制的重要——它不僅關乎物質，更關乎尊嚴與士氣。

如今，在西安東郊老飛機場附近，仍能見到那排磚瓦小院。門前槐樹年年發(fā)芽，墻壁上舊式煤爐煙道的黑痕依稀可見。它默默講述著一點樸素的道理：待遇不只是數字；對老兵的關懷，也不僅是禮節(jié)。設身處地，才能避免“不冷不熱”成為空洞口號，讓每一份功勞都有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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