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公務員的班味怎么比我還重

每天早上閉著眼睛

按掉第八次“稍后提醒”鬧鐘，

睡眼惺忪地被人群推上早高峰地鐵，

在陌生人腋窩的前后夾擊中艱難呼吸。

閉上眼，

恍惚間像被塞進了誰家的臭被窩。

終于挪到工位，

匆匆灌下兩三口自費買的咖啡，

哞地一聲開始今天的工作。

自從上班后，

我開始理解公雞：

每天早起，然后尖叫——

蒼天啊，還有比我們這屆打工人更命苦的嗎？

你別說，還真有。

翻開歷史一看，

明代公務員的辭職信怎么寫得比我們還急？

以為端的是鐵飯碗，

結果發現是破瓷碗。

難生存、難升遷，還得提防同僚；

待遇差、不穩定，總要自掏腰包。

什么嘛，

明代官場和今日職場，

原來根本沒什么不同！

跨越數百年，

你我都是想退休的打工仔。

以下正文部分摘選自

后浪大沨工作室《明代官員的職場生活》陳一中著

01

雞未打鳴先打卡，

一言不慎命難活

世界上最痛苦的三件事：1、上班；2、早起，為了去上班；3、早睡，為了早起去上班。

相傳朱元璋有一首詩：“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方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此詩傳到江南富翁沈萬耳朵里，他一聽就知道朱元璋要清算富戶了，隨即買了艘船，帶著家人逃難去了。另有一個名為錢宰的國子監官員，平日的工作是負責節選《孟子》，某日他回到家里，作了一首小詩，抱怨每天早出晚歸，工作太勞累，詩曰：“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次日，朱元璋召見大臣，笑著對錢宰說：“你昨天寫的詩真好，可是朕什么時候嫌過你？何不將‘嫌’改成‘憂’呢？”錢宰既惶恐又慚愧，連忙向朱元璋謝罪，不久就辭官了。

據說官員會觀察朱元璋在朝會上的舉止行色，若朱元璋腰間的玉帶系得高，代表當天心情不錯；若玉帶系得低，官員個個面無血色，擔心自己要被殺頭。每天上朝前，官員總要與妻子訣別，待傍晚平安返家后，便互相慶祝自己又活了一天。朝參是一日公務的開始，這幾則關于早朝的故事雖是虛構的，卻也反映了明人對朱元璋的兩個印象：一是朱元璋宵衣旰食，勤于政務；二是朱元璋的恐怖統治和特務系統的無孔不人，令官員戰戰兢兢，唯恐觸怒皇帝。

明代的朝參大致分為三種：“大朝”“平日朝”和“常朝”。其中每日的常朝，皇帝御門視事，百官依序奏事。要發言的官員會先預咳一聲，然后高聲奏事，若要上奏的事情很多，就會聽到文武官員不約而同地咳嗽，仿佛打雷一樣，當時人們笑稱為“打掃”。奏事不用口語，而是朗誦奏章。官員在御前承旨，則發出“阿”的長音，作為應諾聲。沒有要奏事，不可咳嗽，更不可在朝班內與周遭聊天、喧嘩，若有失儀態，立刻會被御史糾舉。

一般情況下，官員很早就要起床，更換朝服，等待鼓響開門，依序入朝。午門護衛舉著“官員人等說謊者處斬”的紅牌，在入口嚴查門禁，檢驗官員的牙牌（識別證），不允許無牌人員進入，更不許官員私帶貨物，趁機從事買賣。

02

偷得浮生半日閑，

一查考勤扣工資

上班，我有十不上。 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

明代有一套與牙牌制度同年實施的“門籍制度”，類似于簽到簿，稽核官員朝參出缺情況，因故不能朝參需事先告假，稱為“注門籍”（簡稱“注籍”）。出公差者，附上敕書，寫明出差公所的位置，以便查考。咳嗽及小病可以注籍五日，大病請長假則須詳細寫明情況，并附上長官蓋章的文件。

請病假是最常見的注籍理由，因為理由正當，且三個月以內的病假是不扣俸祿的。天順五年（1461年）五月二十八，給事中楊壁等九十八人稱病不上朝，英宗命錦衣衛挨戶徹查，發現大多是裝病，俱送錦衣衛獄審問，判決處以杖刑，都察院建議贖杖還職，英宗同意贖刑，卻仍停俸一年。正德元年（1506年）五月，錦衣衛鎮撫司的官員王銳、張銘皆以病嗽注門籍，不赴朝參，實際上是出游去了。王銳是某高級宦官的家人，經由傳奉授官，王、張兩人俱為挾勢弄權的紈绔子弟，所幸東廠太監王岳執法嚴厲，按罪革職。正因為官員總是借言公差、妄稱疾病，嘉靖九年（1530年）才嚴格要求注門籍必須附上證明文書，若文官遭糾核三次、武官五次，將分別由吏部與兵部議處。此外，官員若遭彈劾，宅門上會被貼上“注籍”二字，得在家中自省，靜候調查，不可入朝申辯，更不能居家辦公。

據《明實錄》統計，宣德至萬歷朝經常有官員集體失朝，天順朝以后尤為夸張，居然有四次失朝人數突破千人，幾乎沒有官員按時出席。《大明會典》規定：“凡大小官員，無故在內不朝參，在外不公座署事，及官吏給假限滿，無故不還職役者，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各罪止杖八十，并附過還職。”輕者受笞刑，重者受杖刑，是免不了皮肉傷的，有時皇帝體恤官員，對于失朝的懲處大多寬宥。

但皇帝也不能祖護所有人，失朝者多被輕罰官俸一至三個月，偶爾會重罰官俸一年，或是運灰、運磚、午門罰跪、送法司治罪。總的來說，官員品秩愈高懲罰愈重，如翰林李東陽被罰運灰。

03

官場病假也排隊，

前輩未休我靠邊

如果你看扁我，我就扁扁地走開。

明代翰林院是非常講究輩分的場所。所謂輩分是按庶吉士館選的年份先后，而非散館的官職尊卑。即使只相隔一科，也得自稱晚生。見面時，晚生要屏氣鞠躬，不可在前輩面前多說話。若有肥美的差事，晚生必須奉讓。就連要請病假，也得禮讓前輩，所以有句玩笑話：“差事讓前輩先差，生病也讓前輩先病。”同鄉的宴席中，晚生聽聞前輩在列，只能推辭，除非前輩發帖邀請，方可出席，散宴時亦讓前輩先行。直到官拜五品，才可與前輩并坐，但仍自稱晚生。升至三品官，才有資格與前輩并行，無須避讓。新進內閣時，晚生得先在一旁的小廳房等待首輔，出去行禮后才可一同進殿，如此過了好幾個月，才可以免除這樣繁復的禮節，直接入殿辦公。與閣臣同行時，必定走在首輔后面數步，以表謙讓之意。

04

那點俸祿不夠花，

好想退休回老家

我原來也愛花錢，后來讓工資調理好了。

明代的俸祿自洪武二十年（1387年）重訂后就未有重大改變，官員經常在言談間反映俸祿之薄。宣德初年，四川雙流縣知縣孔友諒在奏疏中提出六項改革朝政的建議，其中一項是要求朝廷增加俸祿，他寫道：“俸祿用以供養官吏，使其保持廉潔。俸祿過于微薄，則難以侍奉父母。本朝的俸祿制度已較前朝微薄。現在京官和地方官稍有增俸，其余的官員除了支領俸鈔外，每個月也不過領得二石俸米，不足以讓幾個人過活。”孔友諒只是一個七品知縣，月俸七點五石（歲俸九十石），且大多為折色俸鈔，實際購買力弱，因此覺得生計頗為困難。

孔友諒的增俸建議顯然沒有被接受，陸續又有兩位中央官員為低層官員請命。大學士張瑛曾于宣德七年（1432年）祈求增加南北兩京七品以下官員俸祿。正統元年（1436年），副都御史吳訥認為俸祿從支領俸米轉為折色俸，每個月只能領一二石本色俸米，變相地減少了官員的俸祿，使官員不得不向人借貸，所以請求皇帝替官員增俸，吳訥舉例道：“廣西道御史劉準，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因此向御史王裕、刑部主事廖謨等人支借俸米三十余石。劉準去年病死，積欠同僚的俸米竟還未還清。”英宗這次倒是很果斷地以民生困苦為由，拒絕了吳訥的建議。

從吳訥的建議中，我們可以看出薄俸的問題所在。洪武初年官員俸祿全為俸米，即使官員收入不高，仍足以養家糊口。自從改為本色俸、折色俸以后，除了收到形同廢紙的錢鈔外，胡椒、蘇木、布等實物亦不能為食，須販賣后再購回米糧。品秩愈高的官員，折色比例愈高，蒙受的損失亦愈高。后來制度再改，無論官員品秩高低，每個月皆領一石俸米，其余折為錢鈔與銀兩，這就形同俸祿全面折色，對于官員的生計更是雪上加霜。所以顧炎武認為，明代俸祿的弊病在于將米折成鈔，再將鈔折成布，又將布折成銀，使得俸祿愈折愈少。

削尖腦袋爭得一官半職，

卻得每天勒緊褲腰帶過活；

職位待遇全看天意，

對上對下都難做人！

明代上班族的喜怒哀樂我可太能共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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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員的職場生活》

沉浸式體驗明代公務員生活

步入明代，中國的科舉制度走向鼎盛，科舉考試也逐漸衍生出各種各樣的門道和講究。對此時的許多讀書人而言，入朝為官可以說是一生的事業追求。而真正進入官場后，更是容不得半點松懈：如何小心翼翼地侍奉皇帝，如何與同僚及宦官集團共處，如何在各色糾葛中保全自己，都是京官不可不學的求生之道。

從求學、備考、應舉、任職至退休，明代官員的職場生活可謂環環皆有講究。一旦踏足其中，便注定要嘗盡酸甜苦辣。本書正是聚焦這些于明代官場中掙扎沉浮的文人，從他們的奇聞趣事、生存智慧入手，深入剖析明代官場與科舉制度的方方面面，為讀者帶來一場精彩的明代仕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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