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路易：偏要談論大家避而不談的事

電影《我是布萊克》

當提到文學，你會想起什么？一種“無用之美”，或是逃離現實的出口？那么，文學可以是“丑惡”的嗎？文學能成為一件面對現實的“趁手工具”嗎？

對于法國作家愛德華·路易而言，書寫世界上所有丑陋的、成問題的地方，恰恰是寫作最根本的意義。他來自法國鄉村的工薪家庭，以自傳性的寫作，直面階級、性別秩序的不公。在《誰殺了我的父親》中，他看見父親身上承受的暴力與背后剝削他的社會制度；在《一個女性的抗爭和蛻變》里，他書寫那位逃離了她苦苦支撐的家庭的母親；而在《和愛迪做個了斷》中，他告別那個名為“愛迪”的、被男子氣概束縛的舊我。

他將寫作視作“工具箱”，讓那些被壓抑的、羞恥的、不可見的生活浮出水面，繼而成為許多讀者——尤其是窮困的、女性和性少數的讀者——嘗試出走，擺脫困境的武器。

在第十一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節的主題論壇現場，愛德華·路易與《單讀》主編吳琦展開對話，直面“大家避而不談的事情”。這是他們的第二次對話（首次對談可在“單讀”豆瓣賬號閱讀）。他們談論丑惡、暴力、權力結構——正如路易所說：“只有當我們談論它的時候，才能夠去改變它。”

以下是本次論壇的文字回顧：

“中法之間：年輕人的思想與實踐”論壇現場

讓丑惡變得清晰可見，

這是促使我寫作最根本的力量

采訪、撰文：吳琦

法文翻譯：李華

吳琦 上次采訪完你以后，我們就約定有機會一定繼續我們的談話，今天終于實現了。這次你在中國環游，跟各地的讀者見面，所以第一個問題想問你，這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中國的讀者給你的反饋跟其他地方的讀者有沒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

愛德華 首先，來到中國之后讓我感到最震撼的就是，我發現中國社會和法國社會之間有非常多的相似性，比我們原本想象的要多得多，尤其是當我和中國的讀者們進行交流的時候，他們會告訴我其實他們在中國也經歷了很多如同我書中所描述的內容，比如社會當中的貧窮，還有暴力的現象。我們兩個國家的社會也許表面上看起來有很多不同之處，但從根本上來說卻非常相似。

另外，我看到讀者們有時候會跟我說，法國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一個比較神秘的國度，像一個傳說，像海報上呈現出來的樣子。但實際上我的作品展現的恰好是跟大家印象當中的法國不一樣的一面，也會有很多貧窮與困苦。而這些現象的存在與中國是一樣的，這也恰恰催生了更加深刻的對話和交流。

法國作家愛德華·路易

吳琦 我自己讀你的幾本書，也常常覺得心有戚戚，覺得好像是一個遙遠的朋友在寫自己的故事。我也聽你的編輯說，常常有中國年輕人跟你說，我也是，我也曾經在一個小地方遭受過暴力，因為性別或者其他的原因。聽到這樣的聲音，你內心的感覺是怎樣的？你會跟這樣的讀者傳遞怎樣的信息？

愛德華 當我寫我自己的作品時，我希望我的書能夠作為工具箱被人們所使用，也就是說，為人們提供一些具體的方式，讓他們能夠獲得自由，我想寫的是這一類書。我們知道書籍可以分為很多類型，當我們讀有些書的時候，會感受到一種逃離，比如我們通過讀詩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能逃離現實的生活，還有一些書，我們創作它們是為了愉悅自我，讓自己獲得快樂，讓心情舒緩……人們可以寫各種各樣的作品，但對我來說，我想創作的是可以稱之為工具箱的書，法國哲學家福柯經常用這句話來描述他自己的作品。

我希望我寫的書能夠為人們所用，幫助他們脫離自己的境況，如果它們起到了這樣的作用，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比如曾有一些女性讀者告訴我，她們讀了我的書之后，決定擺脫自己丈夫的控制，離開自己的丈夫，因為她們意識到了自己所遭受的這種被支配的境遇；還有一些性少數人群也會跟我講，他們讀過我的書之后，意識到自己所遭受的來自家庭的暴力，所以決定脫離自己的家庭。

吳琦 盡管你說中法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我看到的更多還是不同，包括我們面對的整個環境當中的壓力甚至暴力的成分，每個人遭受的痛苦的強度，等等。所以我想再次問你，在什么意義上，你覺得你的書可以對那些在中國與你遭遇相同境遇的人有用？

愛德華 不管怎么說，這是我所希望的，希望我的書不管對中國還是其他國家的讀者能夠起到作用，因為我自己能夠感受到，在我人生的閱讀經歷中，很多書對我起到了同樣的作用。我讀到的一些書，對我完全起到了自我解放的作用，讓我能夠充分去認識自己的人生和經歷，比如我在普魯斯特、讓熱內還有波伏娃的作品中讀到過一些關于性少數人群的描述，讓我感到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去經歷這些痛苦，而這些痛苦也不是我個人的事情，不是源自于我個人的錯誤，而是社會、政治、集體的問題，它意味著有一些人僅僅是出于身份、階層或者身體的原因，在社會中遭受到了虐待。如果不是通過閱讀，如果沒有感受到除了我之外還有大量這樣的人存在的話，我想我自己沒有辦法從這種痛苦當中走出來，幸存下來，因此我也希望我的書能夠像我讀過的那些書一樣，起到這樣的作用。

吳琦 你的《和愛迪做個了斷》這本書里寫到年幼時期所遭受的歧視和暴力，那些無謂的創傷在我看來太難克服了，正好你講到你從書中獲得了很多力量，那么我想問，可以把你從那個絕境當中救出來的只有書嗎？或者說，書的世界真的有這么強的力量讓你從那樣的一個童年的深淵中走出來嗎？除了文學的世界，還有什么別的力量救過你嗎？

愛德華 這非常矛盾，除了閱讀之外，能夠讓我獲得拯救的反而是暴力本身，我稱之為暴力的矛盾性，大家可以通過我的描述來理解我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我在家庭中是被排擠在外的，家人認為我不夠有男子氣概，不夠強壯，他們以我為恥辱，我的父親經常說我不正常、太弱小、太軟弱，我的母親也這樣認為，而正是他們對我施加的暴力行為，讓我決定逃離我的家庭。我越是被邊緣化，越是被排擠，越想走得遠遠的，去拯救自己。

恰恰相反的是，我父親是一個在法國北部工廠做工、非常貧窮的工人，他認為自己之所以過著這樣的生活，完全是他作為男性主動的選擇，是他自己決定不去上學，是他自己要變得暴力，要酗酒，要去做很多危險行為來表明自己擁有男子氣概，他認為一切都是他自己能夠決定的。

而在寫我母親的那本書《一個女性的抗爭和蛻變》中，我的母親之所以能夠成功擺脫父親對她的支配，去追求自己的命運，也正是因為她意識到了父親對她施加的暴力，她意識到是這個社會、是我的父親、是這種父權讓她留在家庭中，不能去上班，只能照顧孩子，做飯洗衣做家務，不被允許去開車，當我母親有了這種認知，她才明白是社會剝奪了她享受這些自由的權利，她才去抗爭。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我父親的個案中，雖然他并不自知，但他被這個社會制度所剝削，被這種階級分層所壓迫。今天我們看到讀書會的觀眾大部分都是女性，女性讀書可能會比男性更多一些，而且更多的女性想選擇逃離，想要獲得解放，這正是因為女性往往承受了更多的暴力。

吳琦 這的確是現在做文學活動的一個特征，當我們討論男權社會的問題的時候，會發現大部分男性消失了，很容易就變成一種內部對話。這也是你所說的矛盾性，我的下一個問題也關于此。

去年你接受一些中文媒體訪問時，大家都會突出你的一個身份“階級叛離者”，說你從一個更貧窮、弱勢的階級逃亡了更富裕的巴黎，今年我再讀這本《和愛迪做個了斷》，又看到你寫到另外一個詞“共謀”，我認為是另一個關鍵詞。我也很喜歡你在書中寫的這段話，“我想要說明的是，我的逃離并不是我長期籌謀的結果，就好像我是一只熱愛自由的動物，生來便要脫逃似的，恰恰相反，那是經歷了一系列自我抗爭失敗之后，只剩下逃離這一個解決辦法。選擇逃離，起初被認為一種失敗、一種放棄。在那個年紀，成功意味著和別人一樣。我全都試過了。”然而當你逃離之后，依然是在另一個社會和群體中，還是會卷入整個社會的系統，可能扮演別的角色，比如一位著名的國際作家，所以你怎么理解這種“逃離”與“共謀”之間的關系？

愛德華 我正是想通過我的文學作品來呈現一種憂郁，或者說一種憂傷，因為當我們不惜一切代價去逃離我們的原生家庭和階層、離開家鄉的時候，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我個人的情況大家都知道，我出生在法國北部的一個村子，我看到父親和兄長的生活陷入貧困和酗酒，我的哥哥 38 歲時就因為酗酒去世，而我的父親 50 歲的時候就已經走不了路，因為他在工廠里的工作太為艱辛，我不想這樣生活，所以我不惜一切代價去逃離這樣的命運。我離開家去上學，我是家人當中第一個能去上學的人。

但是當我們逃離這個我們想要逃離的世界的同時，我們又會對它懷有一種懷念，我們會懷念自己在童年時候度過的這些時光，以及在其中學到的那些民間的、大眾的文化，就好比電影當中，我們經常會看到主人公從小地方走到了大城市，獲得了很多的成功，但當人們回過頭來看這些成功者的軌跡時，更多會看到這是一種很復雜的情感，他們往往更多地想我放棄了什么，為了達到這樣的成功，我放棄了過去的生活，放棄了曾經親愛的家人，甚至放棄了自我的一部分。這就是我為什么要在我的作品中給憂郁予以一席之地，因為我覺得在現在的文學和電影中，它往往被隱藏在關于成功的神話背后了。

吳琦 我還想提到安妮·埃爾諾，她的寫作對你也有很大的影響，包括另一位法國作家迪迪埃·埃里蓬，甚至可以看作一個小小的集體，讓這種自傳式寫作成為一股風潮。我剛讀到安妮·埃爾諾和一位法國女社會學家羅斯-瑪麗·拉格拉夫的書，叫做《一場對談》，她們在那本書里再次談到這種自我暴露的寫作，作為社會學家的羅斯-瑪麗始終不太能夠使用這種方式去寫，但顯然你們幾位作家都對此毫無問題。對你個人來說，這種直接使用自我經驗的寫作是否也有一個限度？或者說當你使用這種寫作策略時，你取舍的標準是什么？

《單讀》主編、播客《螺絲在擰緊》主播吳琦

愛德華 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因為剛才你說在法國我們有這樣一群作家，基于自身的經歷進行社會階級狀態的書寫，這個文學運動讓我們擁有了一種新的描述，把過去那些宏大的結構性的階級分析轉向一種更為私密、個性、個人化的視角來處理。

在以往的文學作品或者創作中，我們是通過描寫生產的等級化制度、資本主義制度，還有列舉各種數據來論證社會中存在的一些不平等現象，而今天新的趨勢是，當我們談論社會階級，更多會從一些個人經歷、日常細節出發，比如當一個小孩穿著已經破了的鞋子去上學，他感到被羞辱，我認為這就是社會階級當中存在的暴力行為，還有，當一個小孩因為家里沒錢，沒有辦法每天都吃上飯，或者當我們看到自己的父親在從事快遞、保潔和工人這些工作，每天回來渾身腰酸背痛，我自己的父親就在工廠工作，每天晚上回來都會因為肩膀的疼痛在家里大聲喊叫——正是通過這樣一些我們看到的私人生活中的問題來進行分析。這樣的文學作品開始占據越來越重要的比重，而這還只是剛剛開始。

這次來中國，我也聽到很多讀者跟我講他們個人經歷的一些不平等或者窮困潦倒的生活，我希望鼓勵大家勇敢地把這些故事都寫出來。當我還小的時候，我一度以為階級之間的差別只在于一個點，那就是有錢還是沒錢，但等我上大學之后，我慢慢意識到我跟那些出生于更好階層的同學之間的差距，并不僅僅在于有錢沒錢。比如我剛上大學時，同學會笑話我有口音，我的牙壞了，也沒有去補過，我的同學會問你為什么不去整整你的牙，出去吃飯的時候，我總是點那些比較油膩的食物，比如漢堡和薯條，而同學們點的都是一些很清淡的食物，比如魚。還有很多其他細節，包括我們怎么穿衣服，怎么說話，坐姿如何，在工人階級的家庭當中，人們認為癱在凳子上才是一個男性應有的坐姿，占據的地方越大越好，以此來表現你的男子氣概，但是如果到了巴黎你再這么癱著去坐，就會被認為粗野、粗俗、沒有教養。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在階級的體系當中，是成千上萬的小細節匯合到一起，產生了不平等，但是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的理論中，并沒有描述這些很現實的經歷。

吳琦 你在北京也見到了作家胡安焉，現在中國有一批這樣的非職業作者或者說素人寫作者在涌現，并且收到讀者的歡迎，比如單讀出版的張賽、王晚，還有更早之前的許立志、鄭小瓊。《一場對談》那本書里也討論到了法國有類似的現象，但那些作者似乎沒有獲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還是專業作家們。埃爾諾在書里還進一步說，即便是作為性少數的男性作家，也比女性作家更容易取得成功，這一點你會怎么看？

《單讀》主編、播客《螺絲在擰緊》主播吳琦

愛德華 我并不確定是否真的如此。其實在法國作者中最早開始談論貧困、暴力以及女性地位這些問題的作家恰恰是女作家，比如安妮·埃爾諾，在她之前還有杜拉斯，以及另外一位，維奧萊特·勒杜克（Violette Leduc），她是波伏娃的好朋友。她們反復去寫，講述的都是女性自身的經歷，而這些作者在法國都大獲成功。

在成功的另一面，當然也有很多針對她們的批評，說她們不斷重復著這些東西，已經是老調重彈了。這種批評其實非常無禮，我記得曾經有記者問非裔作家托尼·莫里森，你老是寫一些關于黑人的作品，什么時候才能寫一部關于白人的作品呢，但我們可以想象，從不會有人這么去問一位白人作家。這就反映出關于“重復”的含義幾乎是一種社會建構，它已經成了一種象征性武器，用以壓制某些群體的聲音。人們總覺得女性話太多，窮人的話太多，在法國，黑人、阿拉伯人也話太多，而如果一位異性戀男作家描寫他的感情經歷，人們往往不會說你怎么又在重復這種感情的題材，而大概率會說這是對經典的法國作家維勒貝克筆下人物的某種回歸，用詞完全不一樣……這些年來我觀察到的是，安妮·埃爾諾也好我自己也好，都成了這類批評所針對的目標，人們的目的是告訴我們，你們談論的這些暴力、階級之間的迫害、貧窮的現象已經夠多了，你們應該閉嘴，但實際上我們應該去想怎樣以全新的視角去開拓這些關于少數人群的話題。

所以我在這里也想提醒大家注意，所有少數群體都面臨著同樣的處境，如果我們總是強調某些話題已經重復得夠多，其實也是不同社會階層用來斗爭的武器，用來讓我們弱勢群體沉默。

“中法之間：年輕人的思想與實踐”論壇現場

吳琦 你說到你們共同承受的一些批評，尤其在今天，這些言論背后的暴力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甚至完全可能變成物理上的暴力，當你依然孜孜不倦地討論這些政治性的題目時，你會有恐懼感嗎？與此同時，問題的另外一端是，你什么時候感覺到自己的成功，以及你是如何享受它的？

愛德華 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如果要繼續寫作關于我童年所經歷過的這種工人階層生活，近年來我其實覺得有一點艱難，因為我所寫的這些人不希望我把他們曾經的這些經歷寫下來，當我出版第一部作品時，我的母親就質問我，你為什么要寫這個，為什么要寫我。我們就會發現，如果我們想改變的這些人，他們以自己的經歷為恥，又怎么能夠改變這些現象呢？我在今天的法國還看到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僑民很少在政治上發聲，這種文化和我小時候的家庭文化很相似，大家都不抱怨，都不去訴說自己的痛苦，總是說沒關系，都會過去，雖然一切都很艱難。因此，我覺得非常困難的點在于，當我不惜一切去為這些人斗爭，結果他們反而把自己關在了沉默中。我的生活和我的內心，都在承受這樣的壓力。

關于成功的問題，其實我對成功的感受，更多是通過我周圍的人的感受來感受。兩年前我帶著我的母親去旅游，她當時已經 55 歲，從來沒出過國，也沒有坐過飛機，沒有住過酒店，我用自己出書掙來的錢帶她出行，讓她有了這些體驗，突然之間我也能感受到自己的成功，讓我的母親能夠經歷她過去的人生不可能經歷的事，對我來說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所以實際上是我周圍人的感受讓我感覺到喜悅，當我可以在我的兄弟或者朋友處于困境時伸出援手、借錢給他們，我覺得我是成功的。

吳琦 你對兩個問題的答案都讓我很感動，我聽的時候意識到可能當我們說我們要看到少數人的痛苦時，不是因為這些人的痛苦有多么特別，或者他們的痛苦比其他人的更值得關注，而是當一個人處在少數人的位置的時候，他們常常更能理解別人的痛苦是什么滋味，他們比那些一直身處主流權力結構當中的人更能明白痛苦真正意味著什么。所以當我問關于你的恐懼和成功的問題，你其實沒有說自己的恐懼和成功，而是在說你的感覺其實是和別人的感受連在一起的。

下一個問題是關于另一位我們共同喜歡的作家詹姆斯·鮑德溫，你關注的議題跟他也有很多重疊，從種族、階級到性別，而且他也強調不同議題的共同之處和團結，而不是分歧。今天，鮑德溫在美國重新被大家認同和閱讀，但他作為一個黑人作家的經歷對中國讀者來講還是有點遙遠，所以我想請你來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鮑德溫的寫作在今天依然重要，以及他在哪一個議題上最有啟發性？

愛德華 我認為在他身上最大的一場革命，就是把政治變成了一種審美價值。我們知道在傳統的文學中，如果大家把政治作為主要素材來談論，往往就會使得文學落為下乘，書寫政治的作品在文學界當中往往被認為是紀實性、評論性的作品，這也是法國的文學傳統。歷史又不太一樣，大的歷史運動或者戰爭是文學最偏愛的題材，可政治現實不是，很少會有作家在他們的作品當中直接探討黑人的權利或者恐同等問題，一旦我們直接處理它，在文學上就會被評價為低人一等。但在鮑德溫這里，我感覺到很大的不同，他直接把怒火書寫出來，他非常有名的書《下一次將是烈火》，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極具介入性的文學，一種非常政治性的文學，但它仍然是一部偉大的文學巨著。

鮑德溫的這種寫作方式給我帶來了極大的啟發。在他的作品中，我能感受到強烈的情感震撼，尤其是我們在政治面前感受到的震撼。我想舉的例子是法國在 70 年代曾掀起一場非常浩大的運動，女性爭取自主墮胎的合法權利。每當我看到關于這些事件的報道圖片，就會在我心里引發一股強烈的審美沖動，成千上萬的女性在街頭舉著她們的口號爭取自己的權益，就像詩歌或者音樂一樣讓我感動。但如何把這些畫面轉化成文學，實際上很少有作家能夠做好，鮑德溫就是極為罕見的這樣一位作家。在我的作品《誰殺了我的父親》中，我試圖從他那里得到靈感，來表達我的憤怒，也就是我對法國政治制度的憤怒，為什么他們制造出越來越多的貧窮，讓人們沒有辦法獲得醫療資源，沒有辦法獲得社會救助。我試圖從鮑德溫身上汲取力量，我想這很重要。

吳琦 謝謝。我的最后一個問題，今年中國的圖書市場、電影市場都遇冷，很多同行都有這個感受，這也是我們的大前提，但是你似乎依然對文學、電影、藝術抱有信心？如同當年它們改變了你一樣，它們會改變更多年輕人的命運嗎？

愛德華 我想我還是比較樂觀，從我這次來到中國的經歷說起，我到了上海、南京、北京，見到許多年輕一代的讀者還有藝術家，我看到他們還是在堅持，在寫作，在創作電影，希望能夠改變現狀，繼續斗爭，把我們剛才談到的所有生活當中的問題一一揭示出來。我覺得世界各處應該都會發生這樣的改變，目前我們在法國的處境應該說是非常艱難的，當然跟中國的情況不一樣，主要是因為右翼政黨還有法西斯主義的抬頭，所以會經歷一些艱難時刻，但通過我跟中國讀者的交流談話，還是充滿信心，尤其是我認為現在中國的電影界其實生產出了非常多有力度、有深度的電影，目前世界上最有力的一批電影應該說就是由中國導演們拍攝出來的，比如婁燁、賈樟柯、畢贛等等，文學界也應當繼續以最大努力堅持戰斗。

“中法之間：年輕人的思想與實踐”讀者交流

讀者提問 路易先生提到在法國有很多女性讀了您的書之后，選擇逃離自己的生活，我想這個情景其實是由于法國人的生活方式跟讀書聯系在一起，但在中國，可能不是每個年齡階段的人都在讀書，所以我感覺在法國有人能通過讀到您的書，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的提問主要是關于您講到的自我暴露，吳琦老師提到自我暴露是一種巨大的危險，我覺得是這樣的，而對我來說，把我的經歷暴露給陌生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把我的一些經歷暴露給家人就非常危險。前兩天您在人民大學做活動的時候說，“家人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就是為了不認識彼此”，我很認同這句話。那么您在寫自己年輕的時候在學校里遭受到暴力這些悲慘的經歷的時候，您會害怕自己的家人，比如您的媽媽看到嗎？她會是什么反應？您在寫作當中是怎么樣看待這一類的問題？謝謝。

愛德華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其實都是比較復雜的心境。在我剛開始寫書的時候，我的母親是非常生氣的，當我把家庭生活向大家暴露出來，她會譴責我，甚至她會在電視上說我兒子寫的都是錯的，他都是瞎編的，但幾年之后，我的母親改變了自己的想法，她甚至要求我再寫一本關于她的書，因為在過去，她經歷的這些窮困生活、我們所有的境況都是不可見的，在這個社會當中我們是隱身的人。小時候我記得我們在家里經常會抱怨，沒有人管我們，沒有人看得見我們，沒有人關心我們，沒有人在乎我們是什么樣的生活，所以盡管家里人生氣，但后來他們發現通過我的寫作，他們終于能夠從在社會當中的隱身變得可見，一開始對他們也許是一種傷害，但之后會讓他們感覺到一種解放，慢慢就會變化。

我想跟大家說，大家要相信時間的力量，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的觀念也會發生變化，我也想鼓勵您不要害怕，大膽寫出來。我母親最近又給我發消息說，你應該再寫一些關于我的書，我告訴她我都已經寫過了，她還想讓我寫，所以她其實非常期待她的故事和她這個人能夠被人家看見，因為對貧困者而言，能被社會看見本身就是一種反抗。

讀者提問 路易先生，當作者書寫高度私人的創傷時，往往會面臨來自現實關系和公眾輿論的雙重壓力，在文學技巧上，請問您認為可以采取哪些策略，既保持敘事的真實與鋒利，又能為自己建立必要的保護？謝謝。

愛德華 我在寫作中不怎么考慮自我保護，恰恰相反，其實寫作給我帶來的后果都是我和家人的沖突、家人的不理解，但是對我來講，這些話題、故事和事實都是我必須講出來的。至于我的寫作策略和技巧，首先，作為自傳性的寫作都是從冒險開始，不冒風險的作品都不是自傳，僅僅寫自己每天都做什么事情，這不是真正的自傳，只是把社會中一些顯見的現實說出來而已，而我做的恰恰相反，我要冒著風險去寫，從寫作技術層面上來講，我要談的是在這個社會當中的禁忌，是大家避而不談的東西，我要把它大聲地說出來，幫助人們擺脫這樣的困境，擺脫他們的羞恥，謝謝。

讀者提問 抱歉我之前并沒有讀過你的書，但通過你的談論，我知道從寫作上來講你是一個很憤怒的人，而我也是一個很憤怒的人，但時常使我憤怒的是我的 dark force（黑暗驅動力）。我想問，你在寫作過程中促使你這么憤怒的，是因為你的 dark force 還是說你對世界的愛和責任？如果是前者，這種黑暗驅動能持續多久？因為總有一天它會消失，比如在你會獲得愛的那一刻。你對你的寫作生涯有什么樣的期待呢？

愛德華 確實，我的寫作往往出于憤怒，或者出于羞恥，這兩者是我寫作最大的情感動機，而且我認為它們不會有消失的風險，因為我們周圍的世界當中永遠存在憤怒，存在著讓我們羞恥的東西。例子就是我在寫作《誰殺了我的父親》這部作品時，一開始我在想是不是寫一個關于愛的故事，但有一天在見到我父親之后，我改變了想法，因為我有好幾年沒見到他，父親當時已經 50 歲了，我發現他已經走不動路，身上帶著機器來幫助他呼吸，他畢生都在工廠里掃地，他的腰已經直不起來，我突然感覺我沒有辦法再寫別的東西，如果那樣我會為自己感到羞恥，因為暴力就活生生在我面前。

這個世界上美好的東西并不需要我們去書寫，它們已經在這里，愛情也好友誼也好，它們都在這里，我們要寫的是世界上所有丑陋的、成問題的地方，只有當我們談論它的時候，才能夠去改變它。而美是不需要藝術家的，它們已然存在了，我們只有通過更多去談論丑，才能夠更多地去創造美，讓所有丑惡變得清晰可見，這就是促使我寫作最根本的力量。我看到這個世界上有如此多的不平等，如此多的暴力和貧窮，每次我都告訴自己，如果不去寫作這些，我會為自己感到羞恥。我無法不繼續寫下去，雖然我的寫作非常艱難，在寫作過程當中也承受了痛苦，但這是我的責任。是這個世界讓我必須繼續寫作，世界的現實就是我的力量。

編輯：菜市場、王泓鑫

加入 2025 單讀全年訂閱

直面問題與丑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