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不該成為斗爭對象

俞敏洪在南極發的內部信件的確有“登味”。比如多次提到自己身在南極，還用美景烘托氛圍，用企鵝來類比團結。至于用紅色字體，充其量是審美差一點，算不得罪。但這種表達方式對于正在上班的員工來說，的確令人不適。

即便是俞敏洪后來發了道歉信，既有道歉的誠意，也有自己的執拗，比如，“你在努力工作的同時，老板們也在拼命努力，并承擔更大的風險，確保公司的正常發展，為你提供工作保障。 我們是互相成就、互相合作、雙向選擇的過程。”再比如，“我們很多老師熬夜備課，我相信我熬夜的時間一定不比你少，只不過我熬夜的工作內容和你有所不同。”這些都有點雞湯甚至雞血的味道，這便是“登味”的來源。我對登味的定義，不是那些油膩甚至涉嫌騷擾的言行（那是法律層面的問題），而是一些年長者對自己人生經驗的執著，明明失去共情和理解能力，卻仍以“為你好”的名義加諸后輩，這種過來人的傲慢、指點他人的沖動，正是當代年輕人所反感的“登味”。

遺憾的是，俞老師犯了這個忌諱。

很多人分析過，時代變了，在經濟上行期，這種登味雞湯有很大實現的可能，大家便欣然喝下，準備苦一苦自己，拼出個未來。當人們感到向上流動無望，甚至時刻徘徊在降薪、加班、裁員、失業的焦慮中，這種雞湯就變成了老登的“吧唧嘴”，讓人心生厭惡。

從這個角度說，俞老師因不合時宜的表達，被批評幾句也正常。而且俞老師也是個不斷翻車又不斷反思這糾正的人，這一點倒頗有“活人感”。當年他出口冒犯女性，說國家的墮落源于女性的墮落，被口誅筆伐后馬上向婦聯道歉，主打一個知過能改。之后在董宇輝和東方甄選的風波里，被人指責小氣摳門，甚至演繹出一場宮斗的權力戲碼。但是他隨后又扮演明君人設和董宇輝直播，再到與董宇輝分手時，他出讓的利益也挺慷慨，雖然他始終在企業管理上沒有擺脫“人治”模式，但也維持了體面。

俞老師的復雜性，很難用一兩個標簽來定義。他時而腹黑，時而警醒，時而雞賊，時而慷慨，他做企業總有點文人式的江湖氣，稱兄道弟但總欠缺點豪爽磊落，制度建設不足但又有點人情味。因此，新東方的企業文化也顯得模糊不清，隨著他的“仁主明君”人設、市場環境變化而變得復雜。

教培到直播電商這種都需要強運營的行業，他又能放開企業內部的吐槽，早年在新東方年會上，就有個節目吐槽企業內部的繁冗流程和人浮于事，俞敏洪就坐在臺下，笑得也挺自然。說明有些肚量，至少顯得有些肚量，員工也沒有畏之如虎，僅從那個火遍全網的節目，相信99%的企業做不到如此。

他的管理風格又帶有太多個人色彩，于是企業架構和分配機制的問題，會隨著行業變化而暴露出來。從教培式微，到轉向直播電商，新東方面對新行業并沒有找到行之有效的制度變革，董宇輝的崛起，是從老板中心制向“角兒”中心制的必然現象，東方甄選孵化了一個現象級主播，但因為管理模式的滯后而遺憾分手。

俞老師這“性情”的一面是把雙刃劍，既讓人感覺鮮活，但也招致非議。我想，作為喜愛分享的知名企業家，無論對他管理風格、個人性格還是“登味”發言的批評，都是他應當承受和面對的。

但我要斗膽討論一下批評的邊界，或者說討論一下批評與斗爭的界限。

我們當然有權利討厭一個公眾人物，也有權利表達出這種厭惡，但應該區分“我不喜歡”和“ta做錯了”，前者是觀點，后者是事實。我們常常將二者混淆，便以為自己的觀點代表了事實層面的正義。

我們當然有權利批評一個公眾人物，用自己的觀點來指出他的“問題”，這無關黑白是非，僅是探討。因為我們僅僅是站在旁邊做話語分析，俞老師信中行文的不適感，也許來自我的偏見，也許來自我的境遇，也許來自俞老師對普羅大眾缺乏體察，也許源自他對自己成功經驗的自信或傲慢，一切都可以討論，說他不食人間煙火、不接地氣，無法共情普通人的苦，灌不合時宜的雞湯，這都沒問題。

但我有一種擔憂，對俞老師這類企業家的批評，常常被擴大為斗爭。

一種身份與立場的敘事，取代了人的復雜性。俞敏洪變身為資本家，員工變身為受壓迫的底層，俞敏洪去南極的錢來自于員工的血汗，是剝削他們的剩余價值。當這種標簽一貼上，俞敏洪就不是批評對象，而是斗爭對象。我們面對的，就不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抽象的污名化的符號。俞敏洪所有的錯，都變成了資本家本來邪惡。我們對俞敏洪的批評，就成了打倒，要奪回所謂“屬于”工人的利益。如果用這套話語體系取代對個人言行的開放討論，以俞敏洪為代表的所謂資本家就背上了原罪。

自由開放的市場、流動逐利的資本、公正可預期的社會環境，才是普通人的最大利好。我當然知道大多數企業家有嚴重的“登味”，他們吃到了改開的紅利，對自己的人生經驗有一定程度的誤讀。但同樣是他們，在市場化的過程中承擔了風險，開拓了市場，繁榮了行業，也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在自由開放的市場環境下，員工也有跳槽的權利，正是這種自由流動的權利和個人能力，讓人力資本通過市場供需而得以定價。如果你篤信資本家在剝削剩余價值，那就是忽視了個體在自由市場中的話語權，當老板給出的薪酬太低，就招不到合適的員工，自然會漲薪；同時也忽視了資本在市場中的作用，企業家要創業，要承擔員工薪酬、固定資產和債務等各種風險，這種資本投入本身也有權獲得收益。而且，企業家與員工之間的收益分配，也是在企業制度和勞動合同中注明的，貿然采用“剝削”論，既是對企業家的不公，也是對自身權益的無視，更是對自由市場的不敬。假如沒有市場和資本，在一種高度計劃的狀態下工作，工人的薪酬能否達到理想狀態？有諸多參照系可供對比，我不再贅言。

因此，我面對俞老師這個人，會批評他在行文中“不知疾苦”的表現，又接受他的復雜性，對他的“活人感”則表示尊重。但他不該成為斗爭對象，如果迷失在資本家-工人的對立敘事里，如果沉浸在反抗和斗爭的情緒和方式中，我們普通人受到的傷害，恐怕比俞敏洪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