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不是人文的敵人

作者 | Steven Pinker

翻譯 | 雯熙她爸

校對 | 三思柯南、叮當藍色魚

——一篇對被忽視的小說家們、四面楚歌的教授們和沒拿到職稱的歷史學家們慷概激昂的答辯

科學家是理性和啟蒙時代最偉大的思想者。許多科學家不僅在數學、物理和生理學方面碩果累累，而且他們都是人性科學領域熱切的理論家。他們是試圖用神經系統的生理機制來解釋思維和感情的認知神經科學家；他們是思索自然狀態下的生命和“充盈于胸”的動物本能的進化心理學家；他們是記述令我們團結的道德情操、令我們激憤的自私欲望、和導致我們周密計劃受挫的短視弱點的社會心理學家。

這些思想者們——笛卡爾、斯賓諾莎、霍布斯、洛克、休謨、盧梭、萊布尼茲、康德、史密斯——都是因為在缺乏正規理論和實驗數據的條件下雕琢出他們的理論而顯得更加出眾。彼時信息論、算法理論和博弈論尚未發明。他們也對“神經元”、“荷爾蒙”、“基因”之類的名詞一無所知。在閱讀這些思想者們的著作時，我經常想要穿越到過去，給他們提供一些二十一世紀大學新生的科學知識，幫助他們彌補論據中的缺陷，或者指導他們繞過障礙。如果這些浮士德們擁有現代的科學知識，那將會怎么樣？他們能用這些知識創造出怎樣的成果？

我們不必去幻想這些場景，因為我們正身處其中。我們擁有這些偉大的思想者和他們的繼承者的成果，我們還擁有他們無法想象的科學知識。對于理解人類境況而言，這是一個非凡的時代。思維、大腦、基因、和進化的科學正在啟迪著自古以來的知性問題。為了探索這些問題，人們開發出了強有力的工具，從基因工程改造的能被細微光線控制的神經元，到用“大數據”挖掘來理解概念的傳播手段。

人們可能會認為，人文學科的作家們會因為源于科學的新觀念百花齊放而高興和振奮。事實卻并非如此。雖然在治愈疾病、監控環境、或者打擊政敵時，人們都會對科學點贊，但是，科學對人文領域的涉足卻被深深地憎惡，正如運用科學理性來分析宗教問題會遭到謾罵一樣。許多根本不信神的作家堅持認為科學家摻和到這個最大問題的爭論中總有那么點不合時宜。在持有這種觀點的核心期刊中，會念科學經的外來和尚們經常性地被指責為決定主義、還原主義、本質主義、實證主義，其中最惡劣的是，被稱為“科學主義”。過去幾年中，單單在這本期刊里就有4次對科學主義的譴責，《書本論壇》、《克萊蒙特圖書評論》、《赫芬頓郵報》、《國家》、《國家評論在線》、《新亞特蘭蒂斯》、《紐約時報》、和《觀點》等媒體也一同發起了攻擊。

這些出版物的折衷立場反映出了來自兩方面的憎惡。下面這段話來自歷史學家杰克遜·里爾斯（Jackson Lears），是他發表在《國家》里一篇對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三本書的評論片段，可以作為左派指控的標準案例：

“實證主義假設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進化論、科學種族主義和霸權主義觀念的發展提供了認識論基礎。這些趨勢融合于優生學，即一門認為可以通過選擇性地培養“健康合格的”人種，清除或消滅“非健康合格的”人種從而使人類素質得到提升并最終完美化的學說......每個學童都知道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災難性的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對無辜者進行規模空前的滅絕性屠殺、難以想象的毀滅性武器的涌現、以及帝國周邊的小規模戰爭——所有這些事件，都不同程度地與科學研究在先進技術中的應用有關。”

來自右派的典型指控，則如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生物倫理顧問里昂·卡斯（Leon Kass）在2007年的一次演講中所述：

“關于生物界和人類的科學理論和發現，本身是極受歡迎并且無害的，但它們正被強行用于對抗傳統宗教和道德教化，甚至違背我們作為擁有自由和尊嚴的生物的自我認知。一種準宗教信仰正在我們當中興起——我稱之為“無靈魂的科學主義”——即相信我們的新生物學，能消除所有的神秘，給出對人類生命的完整解釋，能純粹地用科學解釋為什么我們有思想、有愛、有創造力、有道德判斷、甚至于有信仰......從不犯錯。這場爭辯的代價高昂：有關我們國家的道德和精神健康，有關科學的持續生命力，以及我們作為人類、作為西方子民的自我認知。”

這些確實是熱心的控訴者，但是，他們的指控蒼白無力。種族屠殺和戰爭不能歸咎于科學思維模式，后者也沒有威脅到我們國家的道德和精神健康。甚至可以說，在所有人類關注的領域，包括政治、藝術，還有對生命的意義、目的和道德的探求中，科學思維模式都是不可或缺的。

“科學主義”這個詞的意思根本不清晰，與其說它是任何一致性原則的標簽，不如說是一個蔑稱。有時它被等同于某些瘋狂的狀態，比如“科學就是一切”，或者“科學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有時它被解釋為“過于簡化的”、“天真的”和“世俗的”。定義上的真空，使得我可以模仿同性戀激進派對“酷兒”的炫耀，為被貶損的科學主義一詞正名。

從好的角度來講，科學主義并不是一種信念——那些被稱為“科學”的職業協會里的成員都特別的睿智和高貴。正相反，科學以實踐為標志，包括公開辯論、同行評議、雙盲方法，這些都是明確設計出來用以規避科學家作為人類常常會犯的錯誤和過失的。科學主義并不是說所有的科學假設都是正確的，絕大多數新的假設都不正確，假設與反駁的循環正是科學的生命之源。科學不是一種企圖占據和消滅人文學科的霸權主義驅動力，而是為人文學科的知識工具提供更加豐富和多樣化的可能。科學不是主張實體是唯一存在的教條。科學家自身存在于飄渺的信息媒介中，包括數學的真相、理論的邏輯，還有引導他們事業的價值觀。在這個概念中，科學與哲學、理性、啟蒙人文主義都有一絲關聯。科學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明確承諾兩個理念，這個兩個理念正是科學主義試圖輸出給其他智能生命的。

第一個理念：世界是可以認知的。

我們所經歷的現象或許能被比現象本身更普適的原理所解釋。而這些原理又可能被更加基礎的原理解釋，如此發展下去。要使我們的世界有意義，理解我們的世界，就會有一些場合下我們不得不同意“就是這樣”、“這是魔法”或者“因為我是這么說了。”相信世界的可知性并不是一種蠻信，而是隨著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事物能被科學解釋而逐步自證的。比如生命的過程，在過去被歸因于一種神秘的生命活力；現在我們知道，這是復雜的分子之間的物理和化學反應所驅動的。

妖魔化科學主義的人經常把可知性同一種被稱為還原主義的謬誤混淆。用更深層的原則去解釋復雜的事物，并不意味著要拋棄事物本身的豐富性。思維正常的人都不會嘗試用物理、化學、生物的語言去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反對使用1914年歐洲領袖們用以解釋見解和目標的、更為清晰明了的語言。同時，一個好奇的人會合理地提問，為什么人類思想會傾向于產生這種見解和目標，包括族群制、自負感、和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陷入死亡困境時產生的榮譽感。

第二個理念：知識的獲得是艱難的。

這個世界不會自己揭示它的運行法則，即使它會這樣做，我們的感知也傾向于產生幻覺、謬誤和迷信。大多數信念的傳統原因是信仰、啟示、教條、權威、感召力，人生智慧、主觀確定性煥發出的光彩，這些是錯誤的根源，而不應被當做知識的來源。為了理解世界，必須依據人的認知極限來培養解決方案，包括懷疑的態度、公開辯論、合規的精度、和實證測試，通常需要非凡的獨創性。任何自稱為“科學的”活動，如果拒絕提供機會來證偽其自身信念（最明顯的就是謀殺或囚禁持異見者），它就不是一個科學的活動。

那么，科學是用什么方法來闡明人類事務的呢？讓我從最宏大的命題、那個最深奧的問題開始：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這本屬于傳統宗教的領域，宗教的捍衛者往往也是科學主義最激進的批評者。他們喜歡引用斯蒂芬·杰·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在他最爛的一本書《時代之巖》中提出的分割反案，即正確對待科學和宗教的方式是：將它們歸屬于“非重疊的教權領域”。讓經驗的世界歸科學，對道德意義和價值的探索歸宗教。

不幸的是，這種約定根本經不起審視。任何有科學素養的人——沒有被原教旨主義蒙蔽的人——的道德觀和世界觀都必須同宗教的理念和價值觀決裂。

首先，科學發現表明，世界上所有的傳統宗教和文化的信仰體系——他們關于生命起源、人類發展和社會構成的理論——都是存在事實錯誤的。我們知道，人類是屬于非洲靈長類的一個單一物種，在它們歷史的晚期發展出了農業、政體和文字，但我們的祖先不知道這一點。我們知道，生命起源于40億年前的化學物質，在包含了所有生物的系譜樹上，我們的物種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分支。我們知道，我們生活在一顆行星上，這顆行星圍繞著一顆恒星旋轉，這顆恒星只是我們星系中數以千億計的恒星之一，而我們的星系是一個有138億年歷史的宇宙中的數千億個星系之一，我們的宇宙也可能只是眾多宇宙中的一個。我們知道，我們對空間、時間、物質、和因果關系的直覺無法匹配和測量現實中尺寸極大和極小的事物。我們知道，支配物質世界的自然規則（包括事故、疾病、和其他不幸）根本不在乎人類狀況的好壞。不存在諸如命運、天意、因緣、符咒、詛咒、占卜、天譴之類的事，也不存在應驗的祈禱——雖然概率法則和人的認知作用之間的差異或許能解釋為什么人們相信它們的存在。我們還知道，我們并不是總這么清醒，每個時代、每種文化中那些被鐘愛的信仰或許會被斷然篡改，毫無疑問也包括我們今天依舊信仰的那些。

換句話說，在今天，引導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道德觀和精神價值的，是科學賦予我們的世界觀。雖然科學事實本身不能決定價值觀，但它們卻能對價值觀進行約束。科學剝開了教會在客觀事實上的權威外衣，質疑宗教在道德上的可信性。科學對復仇之神和神秘力量的理論進行反駁，阻止了活人獻祭、獵殺女巫、信仰療法、神判法、和迫害異端的實施。科學的事實，展示了宇宙法則的無目的性，迫使我們要為我們自己、我們的種族、和我們的星球負責。基于同樣的原因，科學腰斬了所有基于神秘力量、使命感、宿命論、辯證法、階級斗爭、或救世主時代的道德和政治體系。

當科學事實聯合了那些無懈可擊的信念——即我們都關注自身幸福、我們是緊密相聯的社會動物、我們可以商討行為準則，就對人類行成自洽的道德產生了正面的影響，也就是，堅持最大程度地使人類和蕓蕓眾生更加繁榮昌盛的原則。這種與科學的世界觀密不可分的人文主義，正在成為現代民主國家、國際組織、宗教信仰自由等事實上的道德規范，這也是我們將要完成而尚未完成的道德使命。

此外，科學直接并顯著地為實現這些價值貢獻了力量。如果有人想要列出人類最值得驕傲的成就（除開廢除奴隸制和擊敗法西斯，這些屬于我們對施加于自身的障礙的清除），其中許多都是科學贈與我們的禮物。

最顯而易見的，是科學知識本身所貢獻的那些令人振奮的成就。我們能說太多關于宇宙的歷史、推動宇宙進展的力量、組成我們本身的物質、生物的起源、生命的構成、包括我們自己精神生活的知識。更妙的是，這種認識并不僅僅只是羅列事實，而是展現于深刻而優雅的原理之上，比如我們洞察出生命依賴于攜帶有遺傳信息的分子來指導新陳代謝、并進行自我復制。

科學還為世界提供了美到極致的圖景：頻閃凍結運動、外來生物、遙遠的星系和系外行星、熒光閃閃的神經回路、還有光芒四射的地球在月球的地平線上升起，直入幽暗深邃的太空。如同偉大的藝術作品，這些不僅僅是漂亮的畫面，它們能引人深思，深化我們對身為人類的意義的理解，和對我們在自然中所處地位的認知。

科技并非像那些廣為流傳的謠言所說，導致了地區的貧困與暴力，正相反，在科技的作用下，全球每一項標志著人類繁榮的指數都在上升。這些數字表明，在經歷了幾千年的普遍貧困之后，出生第一年后存活的人口比例在穩步增長，同樣的增長還發生在能夠上學，能在民主國家中投票，能在和平地區生活，能使用手機通訊，能享受小奢侈品，和能順利活到老年的人群身上。單單種植業的綠色革命就拯救了十億饑餓的人口。如果你想舉例什么是真正偉大的道德，就去維基百科搜索“天花”和“牛瘟”的詞條。它們的定義是用過去時態表示的，這意味著人類利用聰明才智，已經消除了這兩個我們種族歷史上最殘酷的災難。

雖然科學已經扎根于我們的物質、道德、和精神生活并為我們帶來益處，但是有許多文化事業單位，包括許多大學的文科項目，都在培育一種對科學的門外漢式的冷漠，而且漸漸變成一種輕視。從精英院校畢業的學生可能一點科學知識都不懂。他們普遍被誤導認為科學家不再關心事實真相，只是在追求范式轉換的時尚。一次妖魔化科學的運動還年代錯置地將那些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的罪孽歸咎于科學，包括種族主義、奴隸制、侵略、和種族滅絕屠殺。

歷史文盲將銹跡斑斑的偽科學政治運動歸咎于科學是相當常見的，特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社會達爾文主義是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起錯了名字的自由放任主義哲學。它并非基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而是以斯賓塞對于維多利亞時期那種推動發展的神秘自然力量的理解為基礎，這個概念在當時極受歡迎。現在這個詞也常常被用來抹黑所有進化論對人類認識上的應用。優生學是二十世紀初期流行于左派人士和進步人士之中的運動，企圖通過改善人類的基因庫使社會進步到終極形態。現在這個詞常被用來攻擊行為遺傳學，即研究遺傳對個體差異影響的學科。

我能證明這個反責不是上個世紀90年代高科技戰爭的遺風。在2006到2007年哈佛大學進行常規課程改革時，專家組的初步報告在介紹科學教育時根本沒有提及它在人類知識中的地位：“科學和技術在許多方面直接影響我們的學生，正面和負面的都有：它們發展出了救命的藥物、互聯網、高效的能源儲存方式和數字娛樂；它們也帶來了核武器、生物武器、電子竊聽、和對環境的破壞。”這種含糊其辭的、功利且惡毒的奇怪言論并沒有在介紹其他學科時出現（想象一下，在鼓勵學生學習古典音樂時，沒人去說它既能促進經濟活動也能激勵納粹。）報告也沒有認可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偏愛科學和技術而不是無知和迷信。

在2011年的一次會議上，另一個同事總結性地認為，科學的饋贈良莠不齊：一方面消滅了天花；另一方面卻做著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在實驗中，美國公共健康研究人員于1932年開始追蹤一批感染梅毒卻不被治療的貧困非洲裔黑人，以觀察其病情發展狀況。這項研究是煽動群眾認為科學是邪惡的另一個標準案例。）這個對比相當愚蠢。它假定那項研究是科學發展的進程中不可避免的黑暗面，而不是一項被普遍譴責的違規行為。而且它是拿一個沒能挽救幾十人生命的一次性行為去和在每個世紀都挽救億萬人生命的永久性行為作為對比。

近期激發公眾對科學主義進行譴責的主要原因是神經科學、進化論、和遺傳學在人類事務方面的應用。當然，有許多這方面的應用是噱頭或者謬誤，它們應該受到批評：如對看到政治家面容時的投票人進行腦部掃描；把戰爭歸因于好斗的基因；把宗教解釋為一種為了團結群體的進化適應性。但我們不是沒聽過不懂科學的文化人搞噱頭犯錯誤，也沒有人讓人文學者們滾回自己的書房不許摻和到關鍵的討論中來。用幾個執迷不悟的例子作為借口，把人性的科學隔離于對人類境況的探索之外，這是錯誤的。

以我們對政治的理解為例。“政府除了是對人類本性最重大的反映之外，其本身又是什么呢？”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美國第四任總統）問道。新的思維科學正在重新審視政治與人性之間的聯系，在麥迪遜的時代，這一問題曾被熱烈地討論過，但后來湮沒在一段人被認為是白紙或者理性人的漫長時期中。我們越來越察覺到，人類是道德的扮演者，被權威、種族、忠貞的規則和禁忌引導著，被復仇與妥協的矛盾傾向驅使著。這些沖動通常是受我們的潛意識操縱的，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它們會被理性和辯論所轉化。我們已經開始理解為什么這些道德沖動會被進化出來，它們在大腦中如何被實施；在不同的個體、文化、和亞文化中它們會有怎樣的差異；在哪種條件下它們會被激活或關閉。

將科學應用于政治不僅豐富了我們的想法，也為我們確認哪些想法更可能正確提供了手段。政治辯論歷來是通過案例研究、修辭、和被軟件工程師們稱為HiPPO（薪水最高的人的意見）的東西來考量的，爭論傾斜沒有決議并不讓人吃驚。民主國家之間會不會打仗？貿易伙伴之間呢？相鄰的族群會由于祖先的仇恨而不可避免地爆發流血沖突嗎？維和部隊真的能維持和平嗎？恐怖組織能如愿以償嗎？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呢？戰后的和解儀式能阻止新的武裝沖突嗎？

歷史呆子們能舉出支持任一種答案的實例，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問題沒有答案。政治事件被各方面的力量影響，所以某一特定的、通常很有力的因素在某個特別的事例中保持沉默也是有可能的。隨著數據科學的進步——即對大量數字、文本的開源數據集進行分析——信號可以從噪聲中被提取出來，歷史和政治學的爭論可以更客觀地被解決。以我們現在所能達到最好的程度來看（平均來看，而且在所有的影響因素都相同的情況下），上述所列問題的答案為：否、否、否、是、否、是、是。

在科學涉足的所有領域中，人文學科領域的反抗是最強烈的。但是恰恰是這個領域似乎最需要注入新的思想。在多數人看來，人文學科正舉步維艱。大學項目正在縮減，下一代的學者們要么失業要么學非所用，士氣越發消沉，學生們陸續地離開。會思考的人不應當對我們社會削減對人文學科的投資無動于衷，因為它們對一個文明的民主國家是不可缺少的。

對人文學科低迷狀況的診斷結果，直指我們文化中的反智潮流和大學的商業化。但是坦率地說，有一些傷害是人文學科自己造成的。伴隨著它的目中無人的蒙昧主義、教條式的相對主義、和令人窒息的政治正確性，人文學科還沒有從后現代主義的災難中恢復過來。他們制定不出發展規劃。好幾個大學校長和院長向我哀嘆說，當科學家走進他們的辦公室時，他們會宣布一些令人激動的新的研究機會，并要求資助以便開展實施；而當人文學者過來的時候，則是來懇求對他們一直以來的行事方式保持尊重。

有些方式確實值得尊重，比如文本細讀、深度描述、還有飽學之士對單個作品的全身心投入，這些方式的多樣性是不可替代的。但是難道只有這樣才能進行認知嗎？與科學融合能為人文學科的認知創新提供無數種可能。藝術、文化、社會都是人類大腦的產物。它們起源于我們的感知能力、思維、和情感，它們逐漸累積并像流行病一樣動態傳播，一個人影響其他人。我們不應該心懷好奇地去理解這些聯系嗎？這樣雙方都會獲益。人文學科能更多感受到科學解釋的深度，不會沒有吸引主任和資助人的發展規劃。科學則可以用自然實驗和以豐富的人文學者為特點的有效生態現象來挑戰他們的理論。

在一些學科中，這種融合已經是既成事實。考古學已經由藝術史的一個分支發展成為一門高科技的科學。語言學和心靈哲學漸漸變成了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

類似的機會還有待于開發。視覺藝術可以獲益于迅猛發展的視覺科學知識，包括更好地感知顏色、形狀、紋理、和光線的明暗，還有對面容和景觀審美的進化。音樂學者可以和研究聲音感知和大腦對有聲世界分析的科學家展開很多討論。

對于文學方面，該從哪里開始？約翰·德萊頓寫過，一部小說就是“一幅恰當而且生動地描繪人性的圖畫，表現出它的激情和幽默，還有命運的起伏，給予人愉悅和教誨。”語言學可以開發出更多語法和論述資源，使作者能夠操控讀者的想象體驗。認知心理學可以告訴我們讀者是怎樣把作者和角色的意識融入他們自身的意識的。行為遺傳學可以通過基因作用、同輩影響、人生際遇等方面的發現，來更新有關父母對孩子造成影響的親緣理論，這對解讀傳記和回憶錄具有深刻的啟示，后者也是一項需要向有關記憶的認知心理學和有關自我表現的社會心理學取經的工作。進化心理學家可以將普遍的觀念和被某個特定文化夸張了的觀念區分開來，可以展現出家庭、情侶、友人、對手之間的內在沖突和共同語言，來推動情節的發展。

對于政治，應用于書籍、期刊、通信、和樂譜的數據科學的出現，為一門包羅萬象的新“數字化人文學科”提供了前景。理論和發現的可能性包括概念的起源和傳播、智能網絡和藝術影響、歷史記憶的續存、文學主題的此起彼伏、非正式的審查制度和禁忌的模式，這些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盡管如此，許多人文學者對這些機會的反應就像語法書中意志將來時的主角：“我會淹死，沒人會來救我。”他們認為這些分析會削弱個人作品的豐富性，因此他們使用了非同尋常的形容詞：過分簡化、還原論、天真、粗俗、當然，還有科學主義。

有關過分簡化的抱怨是拙劣可笑的。要解釋某件事，首先要把它劃歸于某些更普遍的原則之下，這總會引起一定程度的簡化。但是簡化并不是過分簡化。對于作品細節的鑒賞，可以同時存在不同層面的解釋，從作者的個性，到文化環境，到人性的功能，到掌管社會人的法律。這種對探索普遍趨勢和原則的拒絕，讓人想起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阿根廷作家、詩人）的虛構帝國，其中的“制圖師協會畫了一張和整個帝國一樣大的地圖，一點一點的對齊。后輩們…看著巨大的地圖毫無用處，任憑其在風吹日曬中腐蝕磨損。”

批評家們應當注意措辭。那種認為學術界的陳骸應該被加固的信念，還有我們應當永遠滿足于以現有方式認知世界的觀點，才是天真的和過于簡化的。毫無疑問，我們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概念，還有很多東西要向科學學習，因為科學是我們對物質世界、對我們種族組成的最好的認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