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我沒有見過塔可夫斯基

作者：米哈爾·萊斯斯卡齊洛斯基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來源：Sight & Sound

（1987年秋季刊）

「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后來的人也不記念。」

——《傳道書1:2》

那個七月的夜晚，夜色是如此濃烈，似乎讓人無法穿行，時間也已經停止。只有汽車收音機里播放的音樂和單調的引擎聲證明時間確實在流逝。在這個關頭，我終于找到了沙隆火車站。我攥著要帶給安德烈的書，背著我的小背包，如釋重負地鉆進了車廂。

我讓售票員到斯圖加特的時候叫醒我，然后開始閱讀我隨身攜帶的另一本書。那是布努埃爾的自傳，我將向安德烈匯報心得。看到布努埃爾經常「作弊」，在儀式約定的時間之前喝下第二杯馬提尼后，我睡著了。這樣的瑣事滿足了我的笑欲，我總是愛笑，這也是我與塔可夫斯基合作的那一年的一大特點。

本文作者 剪輯師米哈爾·萊斯斯卡齊洛斯基

我只在后視鏡里對晨光中的斯圖加特匆匆一瞥。我急著去找安德烈，在這喜悅的匆忙中，我想起了1985年9月我們開車橫穿德國的情景。我們開得飛快，幾乎喪失了理智，車內播放著巴赫、阿姆斯特朗和史蒂夫·汪達的音樂，我們談論著信仰和政治。

在剪輯室辛苦工作了五個月之后，我們終于可以在從斯德哥爾摩到佛羅倫薩的一周旅程中無憂無慮地放松一下。當時，我們談到了康拉德，他在自己的一本書的序言中談到了藝術的任務——一部藝術作品的真正開端意味著斬斷時間的無情奔流和生命的短暫進程之間的聯系，喚醒讀者心中對直接社區、所有起源的奧秘和生命的不確定性的認識。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回到我匆匆趕去見安德烈的話頭。我在上午9時30分到達療養院。安德烈稱療養院的建筑為「現代化的」，因為他無法忍受它們。整個地方就像一個軍營，關押著紀律嚴明的年輕拓荒者，他們的生活被剝奪了任何更好的設計。一切都很實用，都是單調的塑料色調。

令人欣慰的是，療養院的醫療服務享有盛譽。當我到達安德烈的房間時，他已經躺在床上，同時，他正在和他的主治醫生、遠在巴黎的施瓦岑貝格教授通電話。他微笑著向我招手，讓我坐到椅子上，并示意我可以自行拿一塊蛋糕嘗嘗。

處于病中，安德烈的五官似乎完全被眼睛所占據：眼眸黑如煤炭，閃爍著頑皮的火花，總是提溜著轉動。在他放下聽筒的那一刻，擁抱、親吻和提問如洪流般涌了過來。

我從背包里拿出那本書：塔可夫斯基的《休憩遐思》（Thoughts on Coming to Rest），一本新近出版的關于他的作品的選集。安德烈并不是那種自負的剪報收藏家，但我看得出，他從這樣一本書中獲得了滿足感，意識到他的作品被人們所認識和理解。

我率先跟安德烈報告了我與法國實驗室的溝通，以確保《犧牲》在法語電影市場的拷貝質量。安德烈對技術質量要求很高，即使在他生病的糟糕時期也是如此。我記得在我們合作的最后三個月，他留下我們獨自去確保配樂按照他的設計完成。

所有演員配音時他都在場，除了女主角，她的配音特別難。原聲是由蘇珊·弗利特伍德用英語完成的。瑞典語配音本來不會有太大問題，除了一場歇斯底里的戲——抽泣、哽咽的哭聲、語無倫次的尖叫，音調之高，以至于無法讓另一位女演員以同樣的「情感濃度」再演一遍。

最后，安德烈找到了一位聲音酷似蘇珊·弗利特伍德的女演員，這讓我們至少可以使用該場景的部分原聲。可惜的是，他沒有時間指導這個部分。我們匆匆忙忙地完成了這部分的工作，這樣到1986年1月中旬，整部影片的同步對白終于可以給安德烈檢查了。

就在那時，我們第一次見到了臥病在床的安德烈。他顯然被病痛擊垮了，但當我們播放視頻的那一刻，這位大師撐起了枕頭，重新擔起了他的導演職責。他身上似乎突然涌現出一股能量。在那10個小時的工作時間里，他向我們所有人簡要布置了下一階段的工作。

《犧牲》

回到斯德哥爾摩與厄蘭·約瑟夫森聊了一次后，我打電話給安德烈，建議由另一位演員來扮演女主角。他的決定實事求是：只要有改進的機會，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抓住。因此，女主角的配音有三位女演員參與。現在連我自己都無法確定哪個版本的配音是由誰完成的：她們都完全融入了阿德萊德這個角色。

我們一共去了巴黎四次，向安德烈展示我們的工作成果，爭分奪秒地完成影片。他的病來得很突然，我們都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我知道1985年12月他感到身體不適，并進行了全面體檢；但令我意外的是，圣誕節前夕，在動身前往佛羅倫薩之前，他讓我送他去機場。

在路上，他開始口述同步配樂的最終版本，以及聲像的空間和對比度。他還讓我修改片頭的獻詞：「獻給我的兒子安德柳沙，我必須留下他獨自去戰斗。」他對我的問題置之不理，只是說圣誕節后他很可能不會再回斯德哥爾摩，并囑咐我務必完成影片。他說：「把它帶到意大利交給我。」圣誕節的第二天，我得知安德烈患上了癌癥。我們調動了所有的資源,完全按照安德烈的吩咐完成了這部電影, 以讓它無可爭議地是一部塔可夫斯基的電影.

但是，1986年7月的一天，在德國，他似乎痊愈了，而且距離康復期其實還有一段時間。我們的興致都很高，像過去一樣開著玩笑。我給他講了一些關于布努埃爾的閑話，安德烈很崇拜布努埃爾，一直想見他一面。我用蹩腳的俄語為他翻譯了關于衰老的一段話——布努埃爾對食欲不振和長壽帶來的無奈深表遺憾。安德烈拿起放在床邊小桌上的《圣經》，讀起了《傳道書》：「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他又翻了幾頁，繼續讀道：「年輕人哪，你在年少時當快樂；在年輕時使你的心歡暢，做你心所愿做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知道，為這一切，神必審問你。」

宗教在塔可夫斯基的生活中十分重要，他總是熱衷于結識宗教人士，與他們討論信仰問題。他時常有一種沖動，想拍攝一部以圣經經文為題材的電影 但他又認為自己太過渺小，不敢做如此巨大的嘗試。然而，除了他，還有誰適合做此嘗試呢？我們也討論過未來的事項。

按計劃，安德烈的下一部電影是《霍夫曼尼亞》（Hoffmanniana），改編自他在俄羅斯創作的一個老劇本。二十年間，他只被允許在俄羅斯拍攝五部電影，其余時間都投入到電影學院的教學和劇本創作中。我們原本打算在1986年秋天開始拍攝《霍夫曼尼亞》，而安德烈當時正在創作一個以《哈姆雷特》為主題的劇本。

塔可夫斯基是一個工作狂，同時也是一個高度自律的人，他討厭混亂，只有在做了大量準備工作之后才會來到拍攝現場。很多時候，我發現要跟上他的節奏非常吃力——這并不是說塔他對合作者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而是他力圖讓所有人了解他的節奏，以及讓整個團隊都樂于跟隨他的節奏。在剪輯過程中，我可以看到這個系統是如何工作的。

《犧牲》僅有120處剪輯，但每處剪輯都經過了嚴格的檢視。剪輯這部影片并不意味著盲目遵循事先安排好的概念。它意味著在固定的視覺軸心和素材的內在動力之間進行創造性的工作。剪輯的數量并不能完全說明剪輯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第一次放映時，影片長達190分鐘。后來又縮短了40分鐘。但唯一被全部刪除的是亞歷山大給家人寫信的場景。

《犧牲》

塔可夫斯基認為，電影是唯一能在時間維度上呈現現實的藝術。一部電影就是時間的馬賽克，電影中的其他元素都是在這種結構下產生的，導演可以任意選擇。在布景設計、服裝和剪輯工作中，安德烈始終在場。

他與攝影師斯文·尼科維斯特的合作也同樣專注細節。畫面的構圖、鏡頭的長度、演員在畫面中的動作，這些都是塔可夫斯基的拿手好戲。他會是劇組里第一個操作攝影機的人，并根據攝影機的表現來修正演員的角色。對尼科維斯特來說，這意味著一種新的工作方式。

他告訴我，這也導致他與導演之間產生了一些沖突，直到他意識到，這并不等同于不信任投而是塔可夫斯基認真的工作方法。這也說明了塔可夫斯基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絲毫不會影響他認識到《犧牲》依賴于團隊合作。

我們還談論了關于電影、電影人和美國電影的問題。安德烈曾去過美國，但從未在那里感到自在。對他來說，電影是藝術，是年輕的，不受任何負擔和僵化傳統的束縛，他為那些受到商業壓力影響的天才美國電影人感到遺憾，因為只有少數人沒有受到影響。

塔可夫斯基的歐洲血統讓他無法接受這種藝術移民，盡管他從遠東的詩歌和音樂中尋找靈感，并夢想著去游歷印度和日本。他對文學和藝術的選擇也非常考究，雖然他看了很多電影，但他對電影的評價非常嚴格。他最常談論的創作大師是布列松、安東尼奧尼、費里尼、黑澤明、瓦伊達、扎努西和伯格曼。

說到這個，我又想起1985年11月發生的一件事，當時安德烈和我正在斯德哥爾摩的電影之家（The Film House）觀看電影海報展覽。我發現塔可夫斯基從未見過的伯格曼——雖然他們一直想見面——從那里的某家電影院走出來的時候。這一次，會面看起來似乎很自然，幾乎不可避免地即將發生。兩人大約相距15米，馬上就能看到對方。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我大吃一驚：他們各自掉了個頭，就像在進行某種精心策劃的演習一樣，然后朝不同的方向走去。就這樣，世界上最偉大的兩個電影人擦肩而過，沒能碰面。

諸如這樣的回憶讓我們在那個七月的早晨一直忙個不停。病號吃的午餐是灰色的湯、灰色的麥片和一塊煮過頭的肉——安德烈向我眨了眨眼睛，然后笑了笑。護士走后，他無奈地揮揮手，把那些根本稱不上是餐食的營養品扔在一邊。最后，他把盤子從我眼前推開。

我懷著既悲傷又期盼的心情，提議去法國吃一頓像樣的牛排。安德烈的眼睛閃閃發光，但他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他負擔不起這樣的奢侈。為了彌補徒勞的午餐，我們開始回憶起以前每周一次在斯德哥爾摩一家韓國餐館享用的生魚片。

「美食狂歡」是我們在一起工作時的閑暇活動之一，這在意大利達到了頂峰，在那里找到一家好吃而簡樸的餐館不成問題。部分剪輯工作恰好是在佛羅倫薩完成的。安德烈可以說是佛羅倫薩的榮譽市民，他把佛羅倫薩當成了自己的新家，剪輯室就在他們夫婦下榻的大樓里。

《犧牲》

與此同時，他的妻子拉麗莎則負責管理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準備好房子，等他們的兒子安德柳沙能和他們團聚時就可以直接搬進去。拉麗莎用之不竭的精力幫助這對夫婦克服了離開家鄉前后的種種困難。他們的一些共同經歷被寫進了安德烈的電影中，比如《犧牲》中亞歷山大和阿德萊德找一個住所的故事，來自于這對夫婦留在蘇聯的邸宅的故事。

下午在療養院散步對安德烈來說似乎是一種儀式。在散步的過程中，我們談到了《約伯記》中描述的愛的復雜本質，愛要經受種種考驗、痛苦，同時愛也會產生痛苦和不幸。這次散步大約持續了四十五分鐘，而我們走了不過300米左右，就在散落在院子里的長椅上停下來休息。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安德烈變得多么虛弱。在那個階段，疾病本身并不令人擔憂；真正的危險似乎已經過去，安德烈為未來制定的計劃的細節之多也讓人對他的健康狀況感到樂觀。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右）

安德烈走得精疲力竭，他躺下來，拿起《圣經》，再次誦讀《傳道書》：「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你還記得嗎，」安德烈問，「我曾想讓我們的電影取這個名字，『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但不知怎么的，這句話用瑞典語聽起來不太對勁。」塔可夫斯基躺在療養院的房間里，看著墻上的圣像。森林的嗡嗡聲和燕子的啼叫聲蓋過了他的話語。過了一會兒，他又繼續閱讀起來：「......我察覺上帝給世人重擔，使他們忙碌不休。祂使萬事各按其時變得美好，又把永恒的意識放在人心里，人卻不能測透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

安德烈把《圣經》放在一邊，拉起毯子給自己蓋上，緩緩地撫平它，寂靜再次降臨。這不是空洞的，而是充滿深思的沉默。突然，護士走進來，給安德烈端來了茶和餅干以及藥，這讓我回到了悲傷的現實中，回到了它自身存在的節奏中。她拿走安德烈喝剩的湯，向他道了晚安，并用混雜了德語、意大利語和英語的話語詢問他是否需要什么。

安德烈點了點頭，同時用俄語對我說，他唯一需要的就是去意大利，其他的都是徒勞。我離開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們擁抱吻別，說著「意大利再相見」。

那是1986年7月26日，我們的最后一次見面。

《鄉愁》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安德烈的葬禮在巴黎圣謝爾蓋教堂舉辦，那天，我們手持蠟燭向這位偉大的藝術家告別。 牧師點燃自己的蠟燭，將燭火傳遞給站在前排的人們。

他們依次將燭火傳遞下去，最后，所有的蠟燭都點燃了，燭光跳動著，把我們對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記憶串成了一條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