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預言了我們的今天？加繆的疫區與現實驚人相似

一本70多年前的小說，為何在疫情后突然爆火？因為它提前寫透了我們在疫情中的一切遭遇與心境。

2020年，當新冠疫情全球肆虐時，一本寫于1947年的小說《鼠疫》在全球多地銷量飆升，甚至一度脫銷。人們驚訝地發現，加繆筆下那座被鼠疫圍困的奧蘭城，竟然如此精確地預言了我們在疫情中的生活。

01 精準的疫情預言

加繆的《鼠疫》描寫了一場發生在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鼠疫全過程。一開始是死老鼠不斷出現，然后第一個人死于怪病，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逐日增多。

醫生鼓起勇氣說出“鼠疫”這個詞，其他人卻心存疑慮，不敢承認。

這一切，像極了新冠疫情初期的情況。更令人震驚的是加繆對疫情發展過程的描述：疫情迅速蔓延，成為無可否認的事實，市府怕驚動輿論，封鎖消息。

終于到了封鎖不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監控、隔離，直至封城。

封城后，人們的心態由僥幸轉為恐慌，又由恐慌轉為漸漸適應，鼠疫本身終于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人們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收聽和談論政府公布的統計數字，祈求自己平安渡過難關。

02 不只是瘟疫的象征

雖然《鼠疫》描寫的是一場瘟疫，但它更是一部充滿象征意義的寓言。加繆最初用鼠疫來隱喻法西斯主義。

在1940年的日記中，加繆曾把法西斯軍隊稱作“像老鼠一樣”。

然而，加繆的深刻之處在于，他將鼠疫的象征意義擴展至更廣泛的人類生存境遇。在最廣泛的意義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種大規模的禍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區、民族、國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類，瘟疫、災荒、戰爭、專制主義、恐怖主義等等都可算在內。

加繆曾經這樣談及寫作《鼠疫》的基本動機：“我想通過鼠疫來表現我們所感到的窒息和我們所經歷的那種充滿了威脅和流放的氣氛。我也想就此將這種解釋擴展至一般存在這一概念。”

03 荒誕世界中的反抗

加繆被認為是“荒誕哲學”的主要代表。對他而言，荒誕本質上是一種矛盾，是現代人的生存困境。

《鼠疫》充分體現了加繆的存在主義思想，表現了世界是荒誕和不可理喻的，人是孤獨無助的。

但加繆并沒有停留在揭示荒誕這一階段。與《局外人》相比，《鼠疫》實現了一種超越——從“以荒誕來回應荒誕”轉變為對荒誕團結而堅定的反抗。

在《鼠疫》中，加繆通過里厄醫生的形象，表達出一種抵抗精神。這種抵抗不僅僅是個人的舉動，而是表現為一種集體的行動。

在里厄的組織下，一大批志愿者組成了救護隊，投身于對鼠疫的斗爭中。

04 疫情中的人物群像

《鼠疫》中的人物塑造極具象征意義，展現了災難面前的不同人性。

里厄醫生是一個堅定信念與疫病作斗爭的典型代表。他奮不顧身地救治病人，與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壯舉都無關，而只是因為他作為一個醫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

記者朗貝爾最初千方百計想逃出已封城的奧蘭，與情人團聚，但當機會來臨時卻突然放棄出城，選擇留下來幫助抗疫。

小職員格朗是一個平凡但謙遜的普通人，他利用業余時間在衛生防疫組織里做義務勞動。加繆在小說中宣稱：“假如一定要在這篇故事中樹立一個英雄形象的話，那么作者就推薦這位無足輕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

05 疫情后的集體遺忘

在小說的結尾，鼠疫如同它來臨時一樣突然地結束了。幸存者們歡欣鼓舞，他們慶幸噩夢終于消逝，被鼠疫中斷了生活又可以繼續下去了。

也就是說，他們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后把業余時間浪費在賭牌、泡咖啡館和閑聊上了。但加繆借小說中一個人物之口向我們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過就是生活罷了。”

如果我們不把鼠疫僅僅看做一場噩夢和一個例外，而是看做反映了生活本質的一種經歷，也許就會獲得某些重要的啟示。

我們也許會認識到，在人類生活中，禍害始終以各種形式存在著，為了不讓它們蔓延開來，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然而，可悲的不是災難本身，而是災難過后生活一切照舊。加繆在《鼠疫》的結尾發出了深刻的警示：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

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驅使它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它們的葬身之地。

非典過后，學者周國平曾寫道：“真正可悲的不是SARS，而是在SARS之后我們的生活一切照舊。”今天，新冠疫情已經漸行漸遠，但我們是否真正吸收了疫情的教訓？是否改變了那些需要改變的生活方式？

加繆的《鼠疫》在疫情期間被重新捧上神壇，不是因為它的文學價值突然提高，而是因為它像一面鏡子，讓我們看清了自己在災難中的樣子，也提醒我們：鼠疫桿菌從未真正消失，它只是潛伏在某個角落，等待下一次喚醒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