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有事”風波后，中日關系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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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眾議院回應議員質詢時發表錯誤言論，聲稱“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并暗示若臺海發生沖突，日本可能行使集體自衛權進行干涉。針對日方的言論，中方回應以一系列的強硬組合拳，包括緊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發布赴日旅游安全提醒，警告中國公民近期謹慎前往日本；宣布暫停對日本水產品的進口等。

高市早苗為何在當選不久之際就發出如此的強硬言論？是否代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深層次調整？中方為何做出強硬回應？11月19日，IPP在院內舉行了“后安倍時代的中日關系”專題研討會，邀請外交團隊多位資深研討員就近期的中日關系做出深度解析，并為未來中日關系的走向把脈。

與談人

郭海

IPP執行院長、副研究員

楊麗君

IPP研究員、教授

徐偉鈞

IPP助理研究員

主持人

陳佳慧

IPP研究助理

陳佳慧（主持人）：本次研討是在當前中日關系持續緊張的背景下舉行的。首先進入第一個議題：近期，高市早苗在日本國會預算委員會上的涉臺表態被視為是“突破性言論”。她的發言是否意味著日本對臺政策的基本邏輯正在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又或者，這些表態折射出日本國內政治結構——尤其是保守勢力、右翼力量與務實派之間的權力平衡——正在出現某些深層調整？

11月1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東京國會出席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并回答提問。圖源：法新社

郭海：要理解高市近期的涉臺言論，首先需要梳理一下高市早苗發表這些言論的背景。

她是在11月7日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接受立憲民主黨議員岡田克也的質詢時表示，“臺灣有事”——也就是所謂中國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并且暗示在現行《安全保障法》和日本憲法框架下，日本是可以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形式命令自衛隊武力介入相關事態。

11月1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回應稱，日本領導人發表的涉臺錯誤言論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中日兩國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來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中日聯合宣言》（1998年）和《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2008年）），性質惡劣，中方強烈不滿。這其實是中國官方對類似涉臺言論一貫的立場。

結合上述背景，我覺得這暴露了中日關系當中三個結構性的矛盾：

第一，從部分日本保守派的觀點看，中國和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政治基礎有一定的模糊地帶。例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辯稱，“日本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與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一致。”在1972年中日兩國政府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關于臺灣問題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問題在于：“理解與尊重”是否等同于日本同意中國立場？對于部分日本右翼政客來說，至少在文字上看，這種細微差別間存在主觀詮釋的空間。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圖源：新華社

第二，中日雙方在臺灣問題上的安全認知存在結構性沖突。對中國來說，臺灣問題的底線非常簡單：臺灣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臺灣問題是中國的主權問題，絕不允許第三方染指。但對日本而言，臺灣當局是制約中國大陸的地緣政治“屏障”。因此，日本在地緣安全上對所謂“臺灣有事”的情況存在深層不安。

第三，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背景下，日本整體上存在“被拋棄恐懼”。長期以來，日本的安全政策以日美同盟為基礎。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原則將日美同盟某種程度上弱化成了交易關系。日美同盟的堅實程度現在確實要打一個問號。無論這個問號有多大，日本都必須有所考慮和預判“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如何應對中國”。這種恐懼促使許多政治家，尤其是像高市早苗這樣偏右翼的政客，更公開地討論“臺灣有事”。

在這樣的氛圍下，高市早苗會認為自己可以相對“安全”地公開表態。此前日本政治人物在涉臺問題上都比較謹慎，例如安倍晉三也只是在卸任之后才敢公開談“臺灣有事”。高市之所以敢在任內講，是因為當前日本在安全議題上形成了一定共識氛圍，讓她覺得可以公開觸碰這個議題。當然還有其他因素，可以留給下面兩位老師進一步展開。

2020年8月6日，在日本廣島，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廣島和平紀念式上講話。圖源：新華社

楊麗君：我想進一步談談：為什么高市早苗要這樣講？她的意圖是什么？

因為我們知道，一個政治家——盡管高市是第一次當選首相——但她的從政經驗并不短。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政治人物，她當然知道臺灣問題是中日關系里一個不可觸碰的議題。當年中日恢復邦交時，雙方為此做出了很多讓步才達成共識，所以這一點她應該非常清楚。但她在這個時候說出這樣的發言，意圖到底是什么？我自己覺得大概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借臺灣問題推動她的政策目標。

高市上臺時提出了三個大的政策目標，其中一個就是在2016年中期實現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其中要修訂內容包括：

第一，將安全保障費用從現在占GDP的1.8%提高到2%，在未來最終實現美國國防部在今年6月20日提出的目標——將包括日本在內的同盟國防衛費用提高到該國GDP的5%。

事實上，考慮到周邊國家以及國際局勢的不安定狀態，再加上特朗普第一任時期的施壓，岸田文雄當政的2022年，日本已決定擴從防衛開支，把到2027年將安全保障費用提高到GDP的2%作為目標。高市早苗想要在今年年底達成這一目標。

修訂的第二項也值得高度重視，即高市早苗正視圖對現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的“無核三原則”——“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進行修改。此舉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將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不但有可能為美國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創造條件，而且更有可能是為日本未來成為一個“擁核”國家制造可能。當然，從財政方面看，日本內部面臨各種經濟問題，短期內實現將安保支出提高到GDP的2%的目標有一定難度。修改1967年以來維持至今“無核三原則”，更是需要面對國內外的阻力。

5月3日日本憲法日。近4萬名日本民眾在東京有明防災公園舉行守護憲法集會，反對軍備擴張。圖源：新華社

我認為，通過操縱臺灣問題，制造外部壓力來動員國內力量，形成內部共識，用所謂“外部威脅”來推動她的政策目標，這應該是她在這個時候拋出“臺灣有事論”的主要意圖。她知道，中國不會輕易采用武力方式統一臺灣——正因為知道這點，她才敢觸碰臺灣問題。她講這些話的初衷可能就是“打打嘴仗”，但她可以借機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因為這個政策目標如果實現，對她的支持率、她的執政穩定性，以及長期政治利益都是非常關鍵的。

第二個方面：高市早苗被視為“安倍衣缽的繼承人”。

大家都說高市早苗是安倍衣缽的繼承人。她上臺后，整體政策確實延續了安倍時代的經濟政策和外交路線。“臺灣有事論”并不是她提出的，而是2021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卸任后提出的，并在去世前一直宣講，借此來推動其“國家正常化”“軍隊正常化”的目標。早在2022年2月27日，安倍晉三就在日本電視政論節目中討論“臺灣有事論”時，公開提出“日本可以與美國共享核武”。

在2024年的自民黨總裁選舉期間，高市早苗、河野太郎和石破茂都提及修改日本核武器政策的設想。“臺灣有事”與“核共享”討論早已經在日本政壇和知識界經過了廣泛的討論。甚至在部分政客中達成共識。安倍生前自己沒有實現，所以高市早苗上臺后要繼續完成這個目標，她的動機非常強烈而明確。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安倍在提到“臺灣有事”時已經卸任，但高市早苗卻是以現任首相的身份提出，性質完全不同。

第三個方面：以外交議題轉移內政困境。

內政上她提出了幾個目標，但經濟政策基本延續了安倍時期的經濟政策。當時安倍推這些政策時，日本正處于通縮時期，他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通縮。但現在的日本物價一直在漲，面臨著通脹問題，日本民眾承受的壓力很大，還有老齡化問題、社保缺口、老齡人口貧困化等社會問題，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

大米價格快速上漲是日本近期物價上漲的代表。圖源：新華社

這些議題本來是日本國內媒體討論的核心，但隨著這次涉臺事件出現，焦點被轉移到外交、對中國的議題上。某種程度上講，她成功地把內政壓力轉化為外交議題。盡管她支持率很高，年輕人也支持她，但如果生活問題不解決，支持率會很快下滑，這是她必須面對的現實。

第四個方面：全球政黨政治的解體，日本也不例外。

從世界范圍來看，政黨政治正在普遍解體，日本也一樣。自民黨從“55年體制”（自由黨和民主黨合并，隨后日本形成高度穩定的兩極格局，自民黨長期執政，社會黨長期在野）以來一直是最大黨，但近年內部結構出現了巨大變化：自民黨內部的“派閥政治”已經瓦解了。

以前自民黨黨內有很多派閥，通過制度化運作來平衡利益、解決矛盾。但現在只剩“麻生派”還在運作，其他派閥都因為政治資金丑聞宣布解散了。客觀而言，盡管派閥政治有其弊端，但可以形成“集團作戰”，有效增加政治人物的互助合作，以便于應對外來壓力。

同時，派閥內的個體言行也受集體的制約，因其體現的是集體的利益，也需要考慮集體共識。在這樣轉變下，自民黨內的政治人物變成了單獨作戰，不再需要考慮派閥利益和共識。所以，即便不遵守中日關系的相關文件也可以聲稱是“個體行為”。另外，以個體面對國民，很容易走“民粹路線”。

10月21日，日本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在東京參加臨時國會眾議院首相指名選舉。圖源：新華社

政黨政治的式微，也是為什么很多國家走向“極右路線”“民粹路線”的原因。日本如此，歐洲也是如此。未來這種狀況可能成為常態。特別是在日本或東南亞等有選舉制度的國家，“操縱中國議題”是最容易動員民意的方式之一。這種情況未來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對中國而言，需要認真思考如何應對這種趨勢——中國的鄰國多、地緣摩擦多，如果這類政治操作常態化，對我們將非常不利。

第五個方面，高市早苗試圖將自己打造成日本的“政治強人”。

高市提出“強經濟、強外交、強日本”。她要扮演一個“強人角色”。她看到全球“強人政治”在崛起，她也要塑造一個能對中國“硬碰硬”的形象。日本國民也希望一個強人政治家的出現來引領國家。迎合民眾心理，這也是她為什么要突破以往界線的重要原因。

那么，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么辦？我覺得有兩個方向：

第一，必須堅決反制。如果我們弱下來，操縱中國議題來實現政策目標就會常態化。而且，必須注意到的是，高市早苗的下一步計劃是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的“無核三原則”。這次的“臺灣有事”不過是第一步，也是“投石問路”。我們必須予以堅決反制，以防止其下一步行為的實施。

反制方法一方面是直接給予壓力，比如經濟制裁、軍事施壓等。另一方面也同樣重要——爭取國際話語權。在“臺灣有事”的問題上，高市早苗的行為有可能挑動戰爭，因此是觸碰底線的“挑戰者”，是東亞以及東南亞安定局勢的破壞者，而我們是世界和平的維護者。

而且，如果我們容忍了這一次，高市早苗就會有下一步修訂“無核三原則”的行為。我們反制是為了維持和平、避免局勢失控。在國際舞臺上，這些話語必須抓緊，爭取主動權。高市早苗觸碰的不只是臺灣問題，還有整個周邊局勢。

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局部戰爭，但只要中國和美國不加入，它們就不會升級。一旦中國在任何一個地方被迫介入，那就可能意味著世界大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高市早苗是戰爭的狂熱挑動者，中國是愛好和平的一方，我們的反制是為了避免戰爭、維護和平，我們必須要爭取全球話語權。

徐偉鈞：這件事情上，首先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的全文暫時還沒有公布，現在能看到的主要是媒體的相關報道和岡田克也提出的質詢。質詢主要包括幾點：首先，岡田稱高市在就任首相之前曾經表示，如果中國對臺灣實施海上封鎖，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因此詢問她發表這一言論的真實意圖，以及她預設的具體事態場景是什么。岡田還特別強調，日本一些在野黨議員和學者認為，高市此前對“存亡危機事態”的認定，以及有關武力行使的表態過于輕率，因此要求她進一步說明。

在這樣的背景下，其實這次質詢本身也帶有很強的國內政治意涵。站在高市的角度，在國會這樣的場合，她確實很難完全否認之前講過的話。因為如果她在國會完全否認，那么她的基本盤，即右翼勢力會非常不滿。而且她的政權本身也不穩定。

現在的高市早苗政權，在自民黨內部主要依靠麻生派和前安倍派勢力的支持，自身的政治根基相對薄弱；在黨際層面，她主要依賴與右翼的日本維新會的合作，但新的執政聯盟內部仍存在很多分歧。所以她自身在黨內與整個政權中的力量并不牢固，需要依靠右翼民眾的支持來鞏固執政基礎，她的政權才能穩定運作。在這種情況下，面對偏左翼的立憲民主黨議員的質詢，如果她完全否認此前的表態，就可能導致政權動蕩。

10月20日，在位于日本東京的日本國會，高市早苗與維新會黨首吉村洋文在記者會上握手。圖源：新華社

另一方面，高市雖然從政經驗豐富，但缺乏外交經驗。她可能沒有意識到在國會作出這樣的表態，會引發這么嚴重的后果。當然，這里只是解釋她當時為什么會作出這樣的回答，不代表她的回答有任何的正當性。

高市的這次表態性質非常嚴重，因為此前所有的日本首相都避免在這個問題上作出明確表態。而這是第一次日本首相以現任首相身份明確指出“臺灣有事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

當然，高市在答辯過程中也加入了一些“限定條件”，只是這些限定在后續報道和討論中基本被忽略了。根據媒體報道，她在回應“何種情況下構成存亡危機”時，表示必須根據實際發生的具體事態，綜合所有信息判斷。她提出的可能情形是：如果中國軍隊動用軍艦對臺灣實施海上封鎖，而美軍前來解封；為了阻止美軍的行動，中國軍隊可能動用武力，而如果中國對美軍動武，就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因為“存亡危機事態”是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基礎，而集體自衛權是跟美國之間，而不是針對臺灣當局。

所以她實際上加了很多限定條件。她還說，單純使用民用船只阻礙航行“不構成存亡危機事態”；但如果在戰爭狀態下實施海上封鎖，并伴隨無人機活動及各種突發狀況，就要“另做考量”。

也就是說，她主觀上是試圖把可適用集體自衛權的情況限制到最極端的事態下，再作出這個表態。但從本質來說，她仍然是以日本首相的身份，公開作出了可能介入中國統一進程的表態，所以性質依然非常惡劣。

關于回應的問題，我認為中國的回應還是少了一點。畢竟高市的表態是站在日美同盟體系之上，是以美國可能介入臺灣問題為前提的，而且近期美國駐日大使也多次就相關問題大放厥詞。目前中國的回應更多是針對日本本身。從我的判斷來看，如果美國不介入，日本不會有膽量介入中國的統一進程。因此在回應上，避免美臺勾連和避免美日聯合干涉臺灣問題的考慮可能也需要相應提高。

10月28日，在日本橫須賀美海軍基地停泊的“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上，美國海軍上將塞繆爾·帕帕羅迎接到訪的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圖源：法新社

另外，我認為這件事情并不代表日本對臺政策邏輯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說得極端一點，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一直差不多，就是“不希望看到”中國大陸的統一。日本一直是這種態度，我們也一直對此保持警惕。高市只是第一次把這個態度明面化而已。

事實上，自2016年蔡英文上臺以來，日本一直與臺灣民進黨當局有明里暗里的勾連，包括間接支持，政治人物的竄訪，甚至一些安全領域的合作也通過非公開渠道展開。他們的態度一直如此。

因此，這不能說是“本質轉變”，只能說是一個“突破”。站在中國角度，高市既然敢做突破，我們就必須堅決反制，把這種企圖在萌芽階段就扼殺在搖籃里，不能讓日本真的介入。一旦介入，對中國的統一進程可能會造成較大的阻礙。

陳佳慧（主持人）：謝謝三位。從日本的表態之后各方的反應來看，這次的反應其實是比較復雜的。

首先從日本國內來看，自民黨內的一些政治精英采取了比較高調的批評姿態；日本民眾也確實存在一些抗議的聲音。但我們看民調數據，高市早苗現在整體上仍然保持了一個比較高的支持率。共同社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超過四成的民眾對“臺灣有事論”持支持或偏贊同態度。那么，日本內部的這些不同反應是否會進一步塑造高市政權今后在對臺或者對華政策上的走向？

第二個問題是從中國方面來看。這一次中國也采取了非常一致的強硬立場。與以往類似事件相比，這次中國的立場有什么不同？是否出現了新的表達方式或者產生了不同的成效？另外，如果日本未來繼續采取這種強硬姿態，我們是否還可以進一步升級某些反制措施？有哪些可能的手段值得考慮？

第三個問題是，中日關系一定要放在中美日的大框架下觀察。前面幾位老師也都提到了美國因素的重要性。但這一次特朗普本人并沒有對高市早苗的表態作出明確的正面回應。那么站在特朗普政府東亞戰略收縮的背景下，美國方面的態度又會對日本未來的對臺政策或者對華政策產生什么影響？

徐偉鈞：日本國內對政府不滿的抗議一直非常常見。這一次之所以顯得比較突出，是因為我們的立場和日本政府的立場不同，所以我們這邊會更多關注、更多報道。但實際上，這些抗議可能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強烈。

剛剛主持人提到的民調數據，我認為還是比較真實的。在日本右傾保守化的背景下，大部分右翼民眾并沒有真正意識到如果和中國“鬧翻”后果會有多嚴重。他們更多是出于右翼立場、民族主義立場，覺得日本政府應該對中國更強硬，在臺灣問題上做出一些表態。他們確實是可能持有這種觀點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的反對或批評意見，比如媒體報道的那些知名學者，像是孫崎享、舛添要一、纐纈厚等人，他們本來就一直反對極端民族主義，也反對歷史修正主義。這些學者基本上我們都很熟悉，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還有一種反對聲音來自財界的企業，他們的動機主要出于經濟利益，認為這件事情影響了中日經濟關系，所以會反對。

圖源：央視《新聞聯播》

政治界的反對分兩類：一種來自在野黨，比如鳩山由紀夫、野田佳彥，他們跟自民黨本來就不是一伙人的，所以他們的反對態度完全正常。

另一種來自自民黨內部的一部分人，比如石破茂。但他們的批評可能更側重于一種“高市早苗你‘可以偷偷摸摸做’，但不能公開‘把話講出來’的態度。因為石破茂以及自民黨內的大部分政治家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其實沒有太大的出入。只不過他們之前是“暗中搞事”，而高市是“明目張膽搞事”。

11月13日，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TBS電臺節目中指出，高市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這相當于本屆日本政府斷定“在某種情況下就會這樣做”。但這并不能提高威懾力。

我認為，中國這次的反制措施是比較有針對性的，力度也比較強。這些反制和高市的表態本身可能形成了一種“不對稱感”，但我們確實有“重點施壓”的戰略考慮。我個人覺得，高市的一貫政治立場就是右傾、反華，她當上首相后，很可能會進行一系列“擦邊操作”，甚至直接挑戰中國利益。那么我們在她邁出第一步的時候，就用集中且高強度的反制來施壓，直接扼殺她后續搞事的苗頭，這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考量。

如果我們這次容忍了，她之后可能會得寸進尺、有更多動作。例如，她可能會推動制定日本版的“臺灣關系法”，這類舉措會顯著增強日本對臺灣當局的支持，也會進一步損害中國利益。

說到美國。特朗普確實沒有明確表態。但我認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調整，其實也是高市政權此次越界的一個重要背景。因為特朗普在搞戰略收縮，他的同盟承諾在所謂的“盟友”看來越來越不靠譜。他對臺灣當局的支持也出現一定動搖。中國推進統一進程，美國是否會介入，這種不確定性在不斷增強，臺灣當局的擔憂也在不斷加深。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認為應當作出戰略調整：要把美國牢牢捆在亞太、印太，乃至臺海地區，不能讓特朗普輕易“抽身離開”。因為如果美國真的撤了，日本顯然沒有能力獨自面對中國的壓力，也無法憑一己之力阻止或實質性地影響大陸統一臺灣的進程。所以日本需要美國繼續在這一地區維持軍事存在、維持對臺承諾。

在特朗普戰略收縮的態勢下，日本可能會采取主動挑起一些事端，迫使美國介入、迫使美國表態，從而構筑印太地區針對中國的遏制和包圍網絡。這也就是所謂“卷入戰略”。

楊麗君：我補充一下日本國內的反應。

第一，在臺灣問題上，日本政界和知識界其實是存在一個“不說的共識”的。他們非常不希望臺灣和大陸走到一起。我印象很深，兩三年前他們就在各種國際會議上反復拿臺灣問題做文章，拉上澳大利亞等國家，一起討論、一起渲染，目的就是集結外部力量形成一個共同體來對付中國的同時，實現本國的政策目標。不管從地緣政治角度，還是其他戰略考量，日本對臺灣地區的基本態度就是——“不能讓臺灣回歸大陸”，這是一個長期共識。

但是，日本國內還是有一些反對的聲音。這些反對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集體自衛權”的擔心，二是很多日本國民本身確實比較愛好和平。他們對二戰后形成的和平憲法還是有一定支持基礎的，這一點在日本社會確實存在。

但這幾年變化也很明顯。以前推動修改憲法是非常難的，但現在如果做的話可能會比以前容易得多，因為社會基礎已經變了。前首相安倍晉三在第二任時期曾經嘗試修改憲法，盡管沒有成功，卻有過長時間和深入的輿論探討，在其卸任后也一直在利用媒體和雜志討論“臺灣有事論”和“核共享”，在經過長時間的輿論渲染之后，很多日本人已經不再覺得這些言論是“離經叛道”的。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后退，也讓很多日本人產生“國家必須自己保護自己”的意識。雖然公開討論不多，但這種認知基礎確實在不斷擴散。

我這幾天一直在看日本報紙和各種討論，希望能找到一些真正不同的反對聲音——但其實非常少。這也讓我想到了當年的釣魚島“國有化”事件。當時情況也很類似。雖然個別政治家會“不痛不癢”地反對幾句，但他們心里其實是覺得：如果能不惹大事，那就做下去。

當然，如果中國方面的壓力夠大，他們又會調整立場。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動態狀態。就目前而言，沒有什么足以阻止高市的強有力反對聲音。很多人都在“和稀泥”，表面批評兩句。未來怎么變化，其實就看我們怎么做。我們采取什么措施，會直接決定事態的走向。

這就來到第二個問題——中國的反制。目前主要看到的做法是倡導暫停赴日旅游以及再次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以及加強在釣魚島海警巡航的力度。我們有必要梳理一下手里究竟有哪些牌能打，整理出一套應對策略。同時，最重要的在國際話語方面反制必須抓緊。

日本共同社報道，中國政府已向日方通報將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日本在野黨20日，向日本政府提出質詢，要求評估中國暫停日本水產品進口，對日本水產品行業造成的影響。圖源：路透社

至于美國方面，我認為高市早苗做的正是美國想讓日本做的。在10月30日的中美首腦會談時，特朗普有意回避了中美之間最重要的臺灣問題。但是一個星期之后的11月7日，高市早苗就拋出了“臺灣有事論”。而在10月28日日美首腦會談時，核心問題就是強化日美同盟，強化安保力量。在日美首腦會談時，日本方面主動提出并承諾在今年將日本防衛費用增加到GDP的2%，這正是去年特朗普向各國施加關稅壓力時對日本的要求，也是當時日本政府極力想要守住的一個線。從首腦會談后的記者招待會的報道也透露，在會談中日本方面向特朗普提到了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安保三文件”。

剛剛徐博士講的一點我非常同意：美國戰略收縮之后，日本在安全上的不安感變得非常強烈，所以它會追求軍備擴張，這是一個重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我認為是高市在“討好美國”，同時也是在借美國的勢力來推動日本國家正常化。美國并不愿意放棄亞太，而她現在的很多做法，實際上是在投美國所好。美國自己現在做不來、顧不上這些事情，它在收縮，但它很希望有國家替它在亞太“挑事、造勢”。

美國也試圖拉攏東南亞，尤其是拉攏菲律賓，但這些國家并沒有在南海掀起多大風浪。高市現在推動今年年底把軍費提到GDP的2%；在日美首腦會談時，日本不僅承諾承擔更多美軍駐日費用，而且承諾改進軍事裝備。再加上其他對美投資項目，這對商人的特朗普來說不可不謂是一筆很好的買賣。

郭海：我稍微補充一下：第一點是關于中日的相互認知，第二點是關于中美日的三角關系。

首先是相互認知。2022年，IPP曾經舉辦過一次中日關系的線上研討會，當時請到了東京大學學者川島真教授。他當時有一個觀點：雖然中日民間相互認知整體上比較負面，但根據他的調查和一些數據，中日青年之間的相互認知并沒有那么糟。當時日本青年（比如95后）中，大概有25%對中國的印象還是良好的，所以他認為中日關系的未來可以寄托在青年身上。但現在看來，這種情況可能正在惡化。原因大概有兩點：

第一，主張和平主義、對華友好的“老朋友”們，這一代人現在幾乎快不存在了。這些人大多有戰爭經歷，且屬于日本左翼，本來就是少數派。隨著時間的推移，真正有戰爭經歷的人現在已屈指可數。戰爭世代消亡之后，日本社會整體的保守化趨勢必然會更強。

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負面印象長期維持在極高水平，2021年達到90.9%；相比之下，中國民眾對日本的負面印象為66.1%。圖源：日本內閣府

第二，“Z世代”的對華認知，無論是友好還是不友好，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交媒體時代“信息繭房”的產物。他們對中國的認知非常單向、不立體，而且很片面——他們大多數的信息來源是YouTube等社交媒體上的內容。這一點上，中國未來在公共外交上確實要多做工作。我們在回應上，不應給日本右翼提供“妖魔化中國”的素材。從長期來看，讓自己在國際上的形象更正面，對中國也會更有利。

第二點是“中美日三角關系”。中國曾經對日本有期待，覺得日本可能形成某種更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現在看來，這種幻想基本破滅了。

當然，中美日三角關系確實發生了變化。過去，中美日三角關系可以被形容為一種“穩定婚姻型”：美國和日本都對中國保持一定緊張關系，因此美日同盟關系相對穩固。但現在，在特朗普政權下，美國推動戰略收縮，無暇顧及亞太，更希望把三角關系推向一種我們稱之為“羅曼蒂克型”的結構，即美國放任中國和日本相互沖突，然后兩國都來討好美國。但無論是過去的“穩定婚姻型”，還是現在這種“美國為樞紐、中日相爭”的“羅曼蒂克型”三角關系，對中國來說都是比較難處理的局面。

因此我認為，在未來的反制當中，外交話語層面的反制要注意其長期影響；同時在軍事和經濟方面，我們也需要梳理清楚有哪些反制工具，形成一個“工具箱”，這樣可能會更有效。

*以上內容根據現場發言記錄整理，內容有刪減。發言僅代表研究員個人意見，不代表研究立場。

“后安倍時代的中日關系”研討會現場

研討會上，研究人員圍繞日本對臺政策的變化以及中國的反制路徑展開討論

楊麗君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研究員、教授

郭海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執行院長、副研究員

徐偉鈞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助理研究員

陳佳慧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研究助理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審校｜劉 深

排版｜周浩鍇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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