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文明”？

從埃及到兩河流域，“近東”這一不甚明確的地理概念涵蓋了人類最重要的古文明發祥地之一。然而，“近東”又是一個具有典型西方中心史觀和文明分區理論特點的概念，隨著現代西方社會對這一地區的“異域化”“神秘化”，這些古文明對現代社會的深刻影響似乎被淡化或遺忘了 。而這種基于區分理論的文明觀，卻塑造了近代以來我們對文明間關系的認知，使我們習慣于以此為基礎思考文明、地區、國別間的關聯和沖突。

通過考古人類最早建立城邦、紀念碑與祭祀神靈的方式，構建日常生活的方法，《文明拂曉時》一書的作者倫敦大學學院比較考古學教授大衛·溫格羅試圖超越國家或地區的興衰，引導我們回到歷史的根基重新思考“何為文明”。那么，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文明”？

《奧德修斯》（2013）劇照。

撰文丨張煉

《文明拂曉時：早期文明的歷史啟示》

作者： [英]大衛·溫格羅

譯者：蔡瓊華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5年8月

復雜的“文明”

文明研究或許是考古學自誕生以來最引人矚目的研究領域之一。它始終有著很強的現實性。無數相關歷史敘事因所處時代的訴求而誕生，“文明”這一語匯在歷經不斷的分析與重構后，被附著上了無比冗雜的意涵，甚至逐漸成為現代性下一切人類社會“優異”成就的集合代名詞。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考古學家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在其著作《文明拂曉時》（What Makes Civilization?）中指出，這實際上是在“造新神”（結論，第170頁），文明已超越了鑄就其血肉的人類歷史實踐，而轉身化為一種理想或價值追求，并因時空與國別的參與，生發出諸種以文化為實體的文明主體。

對于直接接觸碎片化歷史的考古學家而言，我們往往難以從具體而微的研究工作中想象出這樣宏大的進步敘事。盡管早期考古學是被這樣的敘事牽引著前進的，但等到20世紀中葉，當積累下足夠多反映歷史細節而又類型迥異的物質材料時，我們很快便意識到，這樣的文明視角對于考古學而言缺乏有效的分析性。著名的新進化論由此直接以“國家”這一政治社會組織代指文明，更有甚者，新近發明的“社會復雜性”這一雖定義清晰但同樣范疇模糊的概念成為大量考古學研究的直接切入點。事實上，20世紀后半葉的考古學家幾乎很少愿意陷入關于“文明”的復雜討論之中。

溫格羅顯得不同尋常，他毫不客氣地指出了當代“文明”討論中所附著的種種有害意識形態：線性進化與目的論、西方中心主義，以及文化本質主義與孤立論，它們在近代歐洲對近東文明的“發現”中得到了鮮明的顯現（第九、十章）。在溫格羅看來，古代近東在這一過程中同時被塑造成了“文明的搖籃”與“專制的東方”。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實則是歐洲自身在擺脫“舊制度”、構建現代性身份過程中的投影。

通過將神圣王權、王朝政治等特征“他者化”并投射到古代近東，現代西方社會得以確認自身的“進步”與“文明”。博物館陳列在此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將原本具有特定權力語境和神圣意義的近東文物從其原生脈絡中剝離，轉化為公眾可以隨意“凝視”的展品，從而進一步構建了這種區隔性的歷史敘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誕生了最初的文明但已走向“腐朽”的近東也自然應當被“朝氣勃勃”的西方所接管，由后者提供“保護”。近代強調的這種二元對立可以不斷衍生：閃米特人對印歐人、固定的農民對游動的牧民、穆斯林對基督徒……在這種語境下很難不產生“文明沖突”的思維模式?，F代西方語境下對文明的想象就此被形塑。

《奧德修斯》（2013）劇照。

但是，作為一名考古學家，概念上的辨析與詰問絕非溫格羅展開批判的稱手工具。相反，他更多的努力，是想試圖以今天豐厚的考古學研究為基礎，再次書寫文明的形成史，以粉碎它身下虛妄的神壇，在歷史過程中重新尋回其真正的價值。或許這樣才能實現對“文明”概念的“正本清源”。

溫格羅的文明形成史

溫格羅巧妙地運用了莫斯的文明觀（第一章），將文明重新定義為“互相采借”的結果，力圖還原其作為一種過程而非實體的歷史本質：文明是通過具體人類的互動（區域/跨區域交流）與實踐（日常生活）得以顯現的一套抽象價值體系（序言，第ⅩⅦ頁）。換句話說，文明雖然是抽象的概念，但它需要通過現實物質載體得以呈現。另一方面，文明的自我表達卻往往需要通過“拒絕采借”來達成。這就是為什么春秋之時對華夏體系的認同，需要通過對“披發左衽”這類物質載體的抵觸來得到表達。

需要注意的是，如此理解文明，也并非要把歷史上所有的人類實踐過程都匯聚至這一概念之下，而是強調文明所必須依賴的現實基礎。人類社會的史前階段確實已經開始構建這種基礎，正是在社群、村落為單位構筑的交流網之中，為區域人群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價值體系慢慢成型（第三、四章），并最終在古典時代走向成熟，在我們所熟知的成文歷史時期進一步發展、演變。

《埃及》（2005）劇照。

在溫格羅書寫的文明形成史中，核心是古代近東，這是幾乎最早受到關注，同時研究又最為深入的早期文明之一。它所身處的獨特地理空間，在現代政治社會問題頻發，又進一步增添其中的復雜性。對溫格羅而言，同樣是近東的中介位置，使其成為了舊大陸整體文明發展中的“中間人”，勾連起了真正推動社會演化的諸般要素。青金石、金屬冶煉、烹飪技術……這些物質與文化的長距離流動塑造了一個更廣闊的“文明之鍋”（the Cauldron of Civilization），各個看似獨立的文明實則在交往行為的炊火下融混其中，它們其實都置身于細密相連的文明交流網絡之中。凸顯網絡功能的一個極好的例子，是作為等價物的白銀與作為青銅原料的錫，它們的產地分別位于近東的東西兩側，而正是近東的中介制造出了二者各自的稀缺性與需求，使得商業流轉得以成型，并進而形塑了整個網絡對于它們的文化闡釋。在此基礎上，近東自身的獨特性也得以產生，孕育出以印章、封泥、代幣、楔形文字為象征的商業文化體系（第五、六章）。

考古學家喜歡鍋的意象，因為我們研究中的重點領域之一，就是容器以及與之相關的飲食體系。不過，溫格羅并未止步于對物質交流的描摹。他進一步指出，這些交換并非純粹的經濟行為，而深深嵌入在宗教與宇宙觀的脈絡之中。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神廟中神像的制作，依賴于來自遙遠地區的珍貴材料，而這些材料的產地在其官方意識形態中常被描繪為“蠻荒”之地。

這種宇宙觀與商業的糾纏揭示了早期文明的一個核心悖論：它們一方面通過獨特的宗教實踐來強調自身的文化特異性與神圣起源，另一方面，其神圣性的構建又離不開跨越廣闊地域的物質與知識流動。因為異域物品的神秘感正是營造神靈不可知地位的必要資源。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意識形態上的這種宗教需求正對應著資本主義體系對利潤的追逐，為商業交流網絡中的流動提供動力（第七章）。誕生于這一文化體系的王權，也因此具有了世俗人類與神秘世界之間調解者的首要角色（第八章）。

“文明”反思

限于體量，溫格羅在《文明拂曉時》中展開的宏大敘事，對許多細節或有取舍，抑或值得進一步推敲。例如，其對精英驅動交換的著重描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更廣泛社會階層在文明形成過程中的能動性。并且，我們也很難真正相信，在青銅時代廣泛存在彼此“合謀”的“掠奪性精英”，試圖以貿易的手段把世界勾連起來（第六章，第78頁）。此外，關于“文明”本身的確切定義，溫格羅也更多的是操作性地運用了莫斯的框架，而未陷入無休止的概念論爭，這雖保證了論述的流暢，但也可能讓期待精確界定的讀者感到些許遺憾。

盡管如此，《文明拂曉時》仍無疑是一部極具啟發性之作。溫格羅成功地將考古學從專業的象牙塔中解放出來，使其參與到關于文明本質、文化交流與當代身份認同的核心討論中。對于“文明”這類本就與考古學密切糾纏的現代思想里的中心概念，考古學確實需要發出自身的聲音。這并不能局限于提供搭建整體歷史敘事的碎片化“知識”，而需要考古學家親身開展構建?？紤]尺度，考古學的優勢同時見于兩端，我們既需要時刻處理最為微小的歷史細節，又時常以最為宏觀的整體視野審讀人類歷史發展的全局；考慮研究視角，考古學試圖以全景展現物質遺存的方式來還原歷史，這同時凸顯了我們相對于其他人文科學，對整體性與物質性更為自覺的把握；考慮社會參與，現代考古學恰恰以深度的田野實踐為學科立身之基。毋庸置疑，考古學能夠提供獨特的價值，并闡發出自身對于文明的理解與反思。

《埃及》（2005）劇照。

溫格羅在這條路上比其他考古學家走得更遠。在《文明拂曉時》中，他思考的主要問題是將“文明”拉下神壇，但我們也仍能從字里行間讀到一些更進一步的反思：文明的出現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讓位于“非個體的”商品流通（第五章，第75頁）；無謂的囤積與銷毀因文明必須制造需求而廣泛存在（第六章），等等。更直接的論斷則出自其2021年與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合作的新著《人類新史》（The Dawn of Everything），文明在其中反倒成為了人類社會可能走上的一條“岔路”，文明之外的別樣歷史或許能為我們提供更多的價值。這就進入了另一個話題，在此不多贅述。但是，考古學家至少應該欣賞溫格羅構建敘事、做出反思的嘗試與能力。

還有哪些考古學家做出了嘗試？遠有戈登·柴爾德（Gordon Childe）（《人類創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近有伊安·霍德（Ian Hodder）（《糾纏小史》[Where Are We Heading?]）、伊安·莫里斯（Ian Morris）（《人類的演變》[Foragers, Farmers, and Fossil Fuels]）。他們的文明反思或多或少都影響了我們對于相關概念的理解。但遺憾的是，即便是在考古學家的文明敘事中，中國考古學與史前文明的身影都遠遠無法與其在現實中龐大的體量相匹配。在中國考古學研究正式進入“黃金時代”的當下，改變這一現狀無疑也是中國考古學家所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務。我們期待中國考古學視野下的文明敘事與反思真正為我們當下的時代思潮貢獻自身的力量。

言至于此，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文明”？《文明拂曉時》至少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確切的結論：文明不應被看作是“新神”，我們需要在歷史與實踐中去審視真正的文明。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張煉；編輯：商重明；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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