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單位膨脹的政治邏輯是值得去進行琢磨的。波蘭的歷史學家維圖德·庫拉在《測量與人類》這本書當中說道，地主讓農奴繳納五籃谷物，然后偷偷地把籃子做大四分之一，就變成了六籃了。這樣的隱形征稅在歐洲是比較常見的。瑞士日內瓦的一磅可能是15盎司、16盎司或者是18盎司，具體是看是什么商品。計量的體系是如此的松散，卻想要讓后人相信古希臘能夠制造出誤差毫米級的帕特農神廟，這就好像是用沙質的尺子去裁剪航天方面的材料一樣。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計量標準出現混亂，從本質上來說是權力書寫歷史所產生的副產品。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存在著25萬種度量標準，那個時候任何嘗試去統一歷史的行為就好像是在流沙之上建造房屋。最為諷刺的是在米制公約簽署之后，歐洲各個國家借著科學的名義來重新構建標準，卻把之前千年的混亂歸責到中世紀的蒙昧之上。但是要是進行仔細查看的話，就連這個科學救贖也充滿了偶然性。在1791年法國人把1米定義為地球子午線四千萬分之一，之后因為測量存在誤差發現地球并不是標準的球體，只能夠改用鉑銥合金米原器。所謂的科學基準，一開始竟然是建立在存在缺陷的假設之上的。
不過，計量造假并不一定全部是出于惡意。在古代沒有全球交流的時候，地域性的計量是很自然的情況。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近代歐洲為構建古典輝煌，將不同時空的計量成就強行拼湊在一起。例如把埃及腕尺、希臘德拉克馬、羅馬磅放入同一個敘事當中，好像存在一脈相承的精確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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