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建峰：論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司法認定 | 法律適用202512

【作者】陰建峰（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來源】北大法寶法學期刊庫《法律適用》2025年第12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錄）。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注釋。

內容提要：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司法認定，充分體現了技術發展與傳統刑法理論的張力。對于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認定，要以行為的作用力大小為標準設置犯罪的準入門檻，綜合考慮各種證據準確認定行為人對網絡賭博犯罪的“明知”、對網絡賭博犯罪正犯行為的因果促進程度、幫助行為自身危害性、在網絡賭博犯罪中的獲利情況、幫助行為所處階段等因素，并以此為基礎構建分層分類的網絡賭博犯罪幫助犯認定體系，準確界定中立性幫助行為的入罪標準與范圍。

關鍵詞：網絡賭博犯罪；幫助犯；入罪標準；中立行為

目次 前言 一、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認定難點與理論檢視 二、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認定基礎與原則 三、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司法認定路徑 結語

前言

網絡助力傳統賭博犯罪迭代升級，賭博手段網絡化使賭博犯罪場域不斷延伸，并使得賭博犯罪呈現新特點、新態勢。相較其他犯罪，網絡賭博犯罪不僅投入成本低、收益大，涉國（境）外因素多，涉及的地域廣，呈現愈來愈強的欺騙性和隱蔽性，社會影響大，危害嚴重。從實踐來看，網絡賭博犯罪主要呈現以下幾種形態：一是不法人員為了攫取非法巨額利益，塑造國（境）外賭博合法的外觀，依托境外賭場，利用網絡大肆發展我國境內人員成為賭場代理，通過代理組織我國公民出境賭博；二是將網絡棋牌類軟件、APP進行包裝，以娛樂、游戲、返利等形式，招賭、吸賭，誘騙他人步入賭博的圈套；三是以QQ群、微信群等即時通訊工具為載體，通過組建群聊、拉人入群，簡便易行地開展賭博活動；四是將相關的軟件、平臺研發，賭場、代理與賭客之間的勾連，賭場的宣傳、推廣，實施賭博活動以及賭博后的賭資結算等環節分割開，利用信息網絡技術，由不同人員分工協作。由于網絡賭場的開設及運作費用極為有限，且網絡賭博可以突破時空地域限制，實現同一時間聚集不同地區成千上萬人參賭，并借此獲取巨大的犯罪收益，故此等違法犯罪不僅給大量參賭人員造成直接的財產損失，還會造成巨大的資金外流，嚴重影響國家經濟安全。

為了應對網絡賭博這一新型犯罪形態，立法機關先后通過《刑法修正案（六）》《刑法修正案（十一）》對賭博犯罪相關條款進行修正。司法機關也相繼出臺了多部司法解釋，不斷細化網絡賭博犯罪的犯罪構成與認定規則，主要包括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賭博案件意見》），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跨境賭博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等。基于網絡賭博的網絡化、虛擬化與多元化，網絡賭博犯罪天然具備犯罪鏈條長、涉案人員多、犯罪集團化的特點，網絡賭博行為的罪名認定以及在此過程中幫助行為的刑法評價問題，日益成為理論研究與審判實踐的焦點與難點。本文擬結合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司法認定現狀，嘗試構建網絡賭博犯罪幫助犯的認定體系，并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一

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認定難點與理論檢視

在網絡賭博犯罪中，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認定主要在于判斷幫助者與被幫助者是否具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聯絡及與之相應的實行行為。在網絡賭博犯罪這一特殊領域中，幫助行為的認定涉及共同犯罪理論、罪名競合及網絡犯罪特性等多重復雜因素，不僅可能觸及不同罪名，也關涉入罪的標準與范圍。具體而言，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認定難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幫助行為的入罪邊界有待明晰

網絡賭博犯罪中幫助行為的入罪邊界模糊問題，是傳統刑法理論應對網絡犯罪分工化、鏈條化及技術化趨勢時暴露的結構性難題。這一問題源于網絡犯罪生態的復雜性，與法律適用標準密切相關。

一方面，網絡賭博犯罪呈現犯罪鏈條長、涉案人員多、犯罪集團化的特點。尤其在新型網絡賭博和跨境賭博犯罪中，犯罪活動分工細化，并逐步形成由各個作案環節構成的利益鏈條。招賭、攬賭、參賭及賭資結算等環節分割開，往往幫助犯人數眾多，但幫助方式、參與程度、所起作用、主觀認知等各不相同。如一般查處的賭博犯罪中不僅包括賭博活動的組織者、協助者、參與者、關聯者，也可能涉及相關場地管理的老板、員工以及后勤人員等。而且，網絡賭博不僅限于賭博網站的形式，一切可以聚集網民的平臺都具有潛在的成為賭博場所的可能性，比如微信群、QQ群等。這些都為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罪與非罪的認定帶來了一定挑戰。

另一方面，圍繞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認定問題，《賭博案件意見》等相關司法解釋主要從幫助者的作用大小、幫助行為的情節輕重等方面進行判斷，未能完全適應網絡賭博犯罪的新態勢。為徹底摧毀網絡賭博產業鏈，有觀點認為，一般應對全鏈條參與者進行定罪，并對賭博相關犯罪的查處和量刑從嚴把握。這種“鏈條式打擊”需要更全面地考量其合理性并思考其完善方向。部分環節的幫助者提供的只是邊緣性、輔助性服務，在整個賭博犯罪中實際上作用輕微，如微信群賭博中負責拉人、記賬的后勤人員，這種情況下不應僅因“知情不報”便認定為賭博犯罪的共犯。再如，微信群賭博中普通參賭者轉發招賭信息的情形下，應綜合考量其“協助推廣”行為是否能升格為幫助犯。

總之，網絡賭博犯罪幫助犯的認定應充分結合網絡共同犯罪規范體系的新型特點，塑造對中立性幫助行為入罪標準的科學認定模式，力求實現刑罰尺度合理、罪刑均衡。

（二）幫助行為與關聯行為難以準確界分

網絡賭博犯罪中，存在大量具有“業務中立性”的幫助行為，例如提供支付接口、服務器租賃、軟件開發等技術服務。此類行為本身合法，但可能被犯罪活動利用。同時，也存在形式各異的代理行為，諸如負責推廣的“狗推型”代理，負責資金結算的跑分型代理，負責吸引投注的攬注型代理，以及負責技術支持的“種馬型”代理。這些中立業務行為、代理行為作為特殊類型的幫助行為，往往與網絡賭博犯罪相互交織，并與實行行為存在交叉性和重合性。但是，即使行為人對網絡犯罪的實行行為提供了客觀的幫助，亦應結合共犯的從屬性原則加以認定。只有幫助行為與實行行為之間能構建起共同指向犯罪后果的歸責關聯性、協同性，并至少具備主觀層面概括的故意時，方可入罪予以懲治。但網絡犯罪的虛擬性、遠程性、不特定性使得不同層面的幫助行為可否入罪、如何精準量刑，成為實踐難題。囿于案例的多樣性、復雜性，應結合具體情形加以探討。

一是中立業務行為何種情況下認定為幫助行為存在理論爭議。中立業務行為是網絡賭博犯罪幫助犯認定中的難點，網絡賭博犯罪中涉及技術支持、支付服務、平臺搭建、人員管理、宣傳代理、生活保障等行為，其中一些行為可能與現實中的合法業務相重合，需要具體、合理甄別和認定，既不能讓中立業務行為成為脫罪的借口，也應該嚴格把握入罪的邊界。例如，某程序員開發一款軟件后出售，若購買者用于開設賭場，該程序員是否構成幫助犯，此時應結合程序員的開發行為本身是否屬于正常技術活動等因素綜合考量。還有，網絡賭博鏈條中，部分人員僅參與輔助性工作，其行為與日常生活關聯密切。在此情形下，有必要準確區分“中立業務行為”與“犯罪幫助行為”。如微信群賭博中，群管理員僅負責維護秩序而未參與賭資分配，其是否構成開設賭場罪共犯，不僅需要考慮行為人對賭博活動持續存在的幫助作用，還需要全面把握日常社交行為與犯罪行為的界限。而關于中立行為入罪的問題，刑法理論中本就多有爭議。有觀點認為，如果行為人明知正犯實施犯罪行為，仍然提供實質幫助，以促使正犯犯罪目標的實現，就嚴重動搖了行為的中立性。也有觀點認為，應站在事后的立場，將有該中立幫助行為和沒有該中立幫助行為的情形進行對比，看該行為是否增加了正犯侵害法益結果的危險或強度。也有觀點指出，中立幫助行為可替代性較高，一般不會導致正犯的實行行為，只是偶然被正犯者利用的情況之下應該否定幫助行為，并有必要借鑒假定因果流程的觀點。亦有觀點主張，客觀歸責從制造法所不允許的危險以及這種危險在構成要件的結果中實現兩方面把握歸責的問題，為解決中立幫助行為的可罰性提供了基本思路。還有觀點認為，中立幫助行為只有違反了社會交往角色的要求，才能認定該行為具有塑造構成要件實現的犯罪意義表達，才能對其進行歸責。這些理論爭議可能會對網絡賭博犯罪中幫助行為的實踐認定產生影響。

二是提供幫助的代理行為如何認定為幫助行為存在理論爭議?！顿€博案件意見》第1條明確規定，為賭博網站擔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行為屬于開設賭場行為。據此，代理行為構成賭博犯罪需滿足兩個要件：一個是“賭博網站代理”，即要在賭博網站上注冊賬號，這是與該賭博網站產生穩定聯系的前提；另一個是“接受投注”，即要在該賬號下設置有下級賬號，以反映其名下發展的注冊會員情況，體現出管理與被管理、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這就意味著，如果行為人擔任代理并接受投注，構成開設賭場罪的實行犯；如果只是實施推廣、網絡運營等代理行為，沒有接受投注，可否認定為幫助犯，還需結合案件實際情況進行判斷。代理行為入罪的原因在于，行為人雖然未直接開設賭場，但通過代理行為利用他人所開設的賭場，變相地對賭場進行宣傳、招攬顧客，擴大了賭場的影響力?！顿€博案件意見》第3條規定，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在賭博網站上的賬號設置有下級賬號的，應當認定其為賭博網站的代理。不過，有些行為人并沒有明確的“代理”身份，僅利用從賭博網站獲取的會員賬號聚集賭博，行為人可能和原賭博網站的管理人間無意思聯絡，其賬號僅為普通會員賬號，并不屬于代理賬號，此種情形是否屬于代理，存在不同的認識。

（三）主觀“明知”認定標準有待具體指引

《賭博案件意見》第2條明確規定，實施為賭博網站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等特定行為，具有收到行政主管機關書面等方式的告知后仍然實施上述行為、收取服務費明顯異常、在執法人員調查時故意規避調查或向犯罪嫌疑人通風報信等情形，以及其他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明知的情形，應當認定行為人“明知”，但是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這一規定為司法實踐中判斷行為人是否“明知”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不過，由于傳統刑法理論應對網絡犯罪分工化、技術化趨勢的滯后性，對于網絡賭博犯罪中“明知”的認定依然存在兩方面的問題。

一方面，盡管相關司法解釋通過列舉“交易價格明顯異?！薄疤颖鼙O管”等情形來認定主觀明知，但網絡賭博犯罪中幫助者常以“不知情”抗辯。實務中對于“明知”需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進行更為靈活與謹慎地認定。例如，第三方支付平臺員工為賭博網站提供結算服務，不能僅因交易流水異常便推定“明知”，而應充分考量合規審查的客觀困難。再如，在為賭博網站提供支付結算服務的案件中，不能僅以“行業利潤率過高”為由推定其明知，實踐中需結合具體服務類型、交易習慣等綜合判斷。

另一方面，需要實務人員準確理解“明知”的內容。網絡賭博犯罪中的幫助者是否需明知具體賭博犯罪的類型，抑或只需概括知曉他人實施違法犯罪，這一問題直接影響罪名的選擇。“明知”的內容直接影響著行為人是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還是相關賭博犯罪的共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構成僅要求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強調的是“概括故意”的獨立價值，無需明確知曉具體罪名。如果將“概括知曉他人實施違法犯罪”等同于“明知犯罪類型”，就會導致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賭博犯罪共犯的界限模糊。

綜上所述，信息網絡時代背景下，為有效認定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者的罪與非罪問題，應結合傳統共犯理論和現行規范體系對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認定進行深入考察，以明確共同犯罪的構成范圍，合理確定犯罪圈大小。因此，面對網絡賭博犯罪行為逐漸增強的隱蔽性、復雜性和技術性，對網絡賭博犯罪相關幫助行為是否入罪及如何入罪應重新思考，并及時完善相應的賭博共同犯罪的規范體系。

二

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認定基礎與原則

在網絡賭博犯罪中，賭博活動幫助行為類型各異，包括技術支持、高利貸發放、資金結算、發牌坐莊、籌碼兌換、端茶送水等。這些幫助行為是否入罪、如何入罪，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網絡賭博犯罪中幫助行為的認定應當遵循的理論、依據與原則。在此基礎上，需進一步厘清網絡賭博犯罪中幫助犯的判斷標準。之后，還需要在具體的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行為場景中對該標準進行檢驗，判斷能否達到認定實用性、邏輯自洽性與結果合理性。

（一）幫助行為入罪的判斷

網絡賭博犯罪中幫助行為的入罪核心，在于如何界定幫助行為與實行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以此為基礎構建刑事違法性判斷的邏輯框架。筆者認為，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入罪的違法性基礎，本質上是因果共犯論與網絡犯罪特征的融合運用。而因果共犯論以“違法是連帶的，責任是個別的”為核心理念，主張共犯的違法性源于其與正犯行為及法益侵害結果的因果關系。易言之，因果共犯論是幫助犯認定的違法性基礎。幫助犯之所以具有刑事違法性、刑事可罰性，是因為幫助犯具有法益侵害性。共犯論的核心是共犯的因果性問題和共犯的限定性問題。前者是指能否承認共犯行為（共同或間接）引起了法益侵害或法益侵害的危險；后者是指以因果性的存在為前提，在多大程度上承認共犯構成要件的框架對共犯成立范圍的限定。而幫助犯的違法性則源于其促進了正犯行為的進行，幫助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促進和被促進的因果關系。由于一般的幫助行為不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無法從刑法直接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中獲得獨立的違法性，故幫助犯的違法性從屬于正犯，其通常不具有獨立于正犯的違法性，除非幫助行為同時符合其他犯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梢姡瑤椭竿ㄟ^促成實行行為，實現侵犯法益的結果。因此，根據因果共犯論，幫助犯具有法益侵害性，對實行行為具有實質性促進作用，并且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間接的因果關系。

具體到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行為來說，其入罪的違法性基礎即在于通過物理或心理因果關系實質性地促進了賭博犯罪的實行，并通過累積效應放大了法益侵害風險。例如，網絡賭博幫助行為通過開發賭博軟件、提供廣告推廣等技術手段降低犯罪門檻，使參賭人員數量和賭資規模呈指數級增長。當然，如果幫助行為與正犯行為之間不存在歸責關聯性，未超出技術中立行為的合理邊界，則不具備歸責的違法性基礎。

（二）幫助犯的認定以正犯犯罪事實成立為前提

限制從屬說是幫助犯認定的形式依據。在因果共犯論的基礎之上，幫助犯的成立必須基于正犯行為的實施。正犯行為是應當全部滿足犯罪構成要件，還是可以部分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值得討論。有學者認為，共同犯罪是不法層面的共同犯罪，認定的是不法層面的因果關系，正犯符合不法層面的犯罪時，共犯即可成立。這種限制從屬說的觀點具有實踐價值。在四要件的犯罪論體系之下，限制從屬說可以較為圓滿地解釋無刑事責任能力人為正犯時幫助行為的歸責問題。無刑事責任能力人實行犯罪行為，不符合四要件中的犯罪主體要求，但是在客觀方面已達到犯罪的條件，具有法益侵害性，只是不具有追究其刑事責任的條件。若行為人的幫助促成了無刑事責任能力人的犯罪行為，應當認定為幫助犯，追究其刑事責任。限制從屬說的觀點在司法實踐中也有跡可循。

具體到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行為而言，只有在正犯實施了網絡賭博犯罪行為，符合賭博相關犯罪的構成要件，賭博犯罪事實成立的情況下，幫助行為才具有刑事可罰性。如果正犯行為系合法行為，其不構成犯罪，則幫助行為不可罰。同時，幫助行為的違法性獨立于正犯的責任。即使正犯因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或缺乏故意而免責，幫助者仍可能因自身行為符合相關犯罪的構成要件而被追訴。當然，為避免客觀歸罪，限制從屬性理論也可為網絡賭博犯罪中幫助行為的出罪提供依據。一方面，正犯行為不法應具有明確性，即正犯行為需達到“明確違法”程度，而非抽象危險。例如，為僅具賭博雛形的“測試網站”提供技術支持的行為，因正犯行為不法性不足而不可罰。另一方面，幫助行為與正犯不法之間應具有歸責關聯性，即幫助行為需與正犯行為及結果存在直接關聯。例如，技術提供者若僅提供一次性服務且未持續維護，則歸責關聯性可能中斷。

（三）基本原則：主客觀相統一原則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要求，在認定幫助犯時，既要考察其犯罪故意，也要考察其客觀行為的法益侵害性。幫助犯需要在事前事中就具有幫助的故意，而不包含事后的故意。幫助犯的故意可以是幫助者單方面對正犯的幫助故意，正犯不必知曉幫助犯的幫助行為。在犯罪故意的內容方面，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都在幫助犯成立的主觀范疇內。有觀點認為，如果中立行為人只認識到他人有濫用中立行為進行犯罪的可能性，那么不能成立幫助犯。由此延伸，幫助犯的主觀故意不包括間接的故意抑或放任的故意。筆者認為，信賴原則只有在具有一定風險和風險控制規則的場景下才有意義，而一般的、缺少風險的社會場景中，行為人應當基于常識對一些犯罪行為具有注意義務，不能在所謂交易規則、社交規則、網絡規則、業務規則的掩護下，免除其正常的注意義務，從而無責任地信賴他人。當認識到他人有利用自己的行為實施犯罪之可能性時，就應當停止自己的幫助行為，否則就具有幫助的故意。在客觀方面，幫助行為必須對正犯行為有促進作用，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間接的因果關系，這是判斷是否構成幫助犯的客觀要件。

網絡賭博犯罪中幫助犯的認定同樣要嚴格遵循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一方面，要注重主觀與客觀的對應性，即主觀故意需與客觀上的幫助行為在內容上一致。例如，如果幫助者主觀上“明知”正犯實施網絡賭博犯罪，但客觀上卻提供了與賭博無關的技術服務，則主客觀不統一，不構成共犯。另一方面，要強調主觀與客觀的因果性。主觀故意需對客觀上的幫助行為具有支配作用，即行為人的主觀意圖需通過客觀上的幫助行為得以實現。例如，幫助者若僅具有明知正犯可能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概括故意”，但客觀行為并未實際促進網絡賭博犯罪，則不構成幫助犯。為此，需要在主觀層面通過“異常行為模式+技術特征”構建推定明知規則，同時保留反證空間；在客觀層面，應以“實質促進作用+情節嚴重標準”限縮對網絡賭博犯罪中幫助行為的打擊范圍，避免客觀歸罪。如此，方能在遏制犯罪與保障技術中立之間，通過主客觀關聯性審查實現精準認定。

三

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司法認定路徑

網絡賭博犯罪中幫助行為的司法認定，需要綜合考慮刑事政策、網絡賭博犯罪的特點以及相關司法實踐三重因素，進而明確網絡賭博犯罪幫助犯的判斷標準，合理界分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行為與關聯行為，并對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犯妥當適用刑罰。

（一）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認定的考量因素

一是必須考慮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對相關行為人是否有適用刑罰的必要性，是罪與非罪的重要判斷因素。如果幫助行為所起作用有限、符合《刑法》第13條但書規定的，不應認定為犯罪。為此，需要推動行政處罰與刑事追責的銜接，著力構建“行政處罰—幫助犯—正犯”的梯度治理體系。例如，對首次提供技術支持且未從賭博犯罪中獲利的行為人，可綜合考慮后處以行政處罰或者“職業禁止”，非必要不啟動刑事追責。

二是需要考慮網絡賭博犯罪的形式變化。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方式也不斷更新，從提供網絡技術到幫助資金結算，再到賭博網絡直播中的打賞等，不同行為方式對賭博活動的作用顯著不同，故應當結合具體行為方式審查判斷。入罪標準的關鍵在于幫助行為與實行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對此，可以結合因果關系的作用力來論證。幫助行為在對實行行為的完成、推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力越大，則其危害性就越重，入罪的可能性就越高。網絡賭博犯罪中幫助犯的構成，意味著其幫助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存在客觀、具體、有條件的因果關系，且兩者之間存在行為在先、危害后果在后，無前者則無后者的時間序列關系；同時，幫助行為對于實行行為的完成、推進起著實質性促進作用。

三是需要考慮相關司法實踐的狀況。網絡賭博活動參與人員眾多，若不區分參與人員的實質作用，將全部人員納入刑罰處罰范圍，不僅不利于實現刑罰一般預防目的，也不利于有針對性地突出打擊重點和打擊力度。立足于網絡賭博犯罪的實踐狀況，筆者建議，在設置分層化入罪標準的基礎上，對參與人員眾多的賭博行為合理分流，從而構建分層分類的網絡賭博犯罪幫助犯的認定體系。具體包括以下幾層要素：第一，行為類型。行為是犯罪的核心，也是認定行為人罪責的基礎。對于類型多樣的幫助行為，要抓住重點和本質，聚焦于幫助行為類型與實行行為之間的配合度、推進力，將規制的重點放在核心幫助行為，而對邊緣幫助行為進行嚴格審查。如在賭場端茶倒水、開門送客等，此類邊緣幫助行為雖廣義上與賭博行為也存在關聯，但本質上對賭博犯罪的推進過程并未發揮有效作用，除非有充足證據證實其行為加速了犯罪進程，否則應予以分流。第二，行為方式。網絡賭博犯罪中，幫助行為主要表現為提供技術支持、擔任代理、提供支付結算等。就提供技術支持的行為來說，如果行為人明知服務對象實施網絡賭博犯罪仍提供幫助，可推定其幫助行為與正犯不法存在歸責關聯。即使無明確主觀明知，若幫助行為顯著降低犯罪成本或擴大犯罪規模，基于“異常行為模式+技術特征”之規則，亦可認定其違法性。就代理行為來說，其在網絡賭博中通常表現為“金字塔式”結構，故需結合不同層級的“作用力”與“參與度”加以判斷，底層代理可能因“參與度不足”“作用力不夠”而與正犯不法的關聯性減弱。至于為賭博網站提供“資金通道”的支付結算行為，其違法性需結合“資金流轉規?！迸c“服務費異常性”來判斷：巨額資金流轉直接體現幫助行為對正犯不法的支撐作用；顯著高于市場價的收費標準，可推定行為人對資金用途的“概括明知”，進而強化違法性。第三，行為人在犯罪中的獲利情況。一般而言，行為人在犯罪行為過程中所起作用越大，其獲利越多，若其獲利情況嚴重背離普通的娛樂行為，則其入罪可能性就越大。第四，行為人的犯罪前科及經歷，如曾因為賭博犯罪而被處罰，再次實施幫助行為，表明行為人對其行為的客觀性、危害性心知肚明，明知而故意為之。

（二）網絡賭博犯罪幫助犯的判斷標準

1.對網絡賭博犯罪“明知”的判斷

認定幫助者與網絡賭博犯罪本犯構成共犯，需幫助者主觀上有與被幫助者共同犯罪的故意。進言之，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犯必須具有犯罪故意，包括明知他人進行網絡賭博犯罪并提供幫助，或者認識到他人有進行網絡賭博犯罪的高度蓋然性，并放任自己實施對網絡賭博犯罪有促進作用的中立行為。筆者建議將行為人對網絡賭博犯罪的認識蓋然性作為重要的幫助故意的判斷依據。由于網絡賭博犯罪涉及的環節較多，比如線上支付、轉賬、代理、宣傳、組織、設置網站平臺等，每個環節都各有特點，因此在一些場景下幫助者可以發現和識別網絡賭博犯罪。這對客觀上提供特定幫助的行為人提出了更高的注意義務，即行為人在進行正常業務行為時，若發現涉及網絡賭博犯罪的異常行為，應及時停止提供相應服務，否則就可能被認定主觀上系出于“明知”，進而構成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犯。

上述建議實際上是為明知的認定確立“異常行為模式+技術特征”的二元規則，即通過客觀行為與技術特征的異常性，綜合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明知”正犯行為。就異常行為模式而言，主要是考察提供幫助的行為人在交易結構、服務方式等方面是否表現出與合法經營明顯偏離的行為特征。例如，按賭資1%收取技術服務費，直接體現對犯罪活動的參與，表現為交易結構異常；根據正犯需求調整技術功能，提供諸如開發賭資結算模塊、設置虛擬幣交易接口等定制化服務，表現為服務方式異常。就技術特征來說，主要考察幫助行為所依賴的技術手段與網絡賭博犯罪的關聯性。如果行為人提供的是僅能用于賭博活動的專用性技術，如賭資結算系統、賠率算法，則足以揭示技術功能的犯罪適配性。當幫助者在行為模式與技術特征方面相互印證、形成閉環時，可認定幫助者對網絡賭博犯罪主觀上具有“明知”。

2.對網絡賭博犯罪正犯行為的因果促進程度

幫助犯的違法性本質仍是法益侵害性，而決定其法益侵害性大小的是幫助行為客觀上對網絡賭博犯罪正犯行為的因果促進程度。換言之，諸如提供技術、資金支持的幫助行為雖非直接實施賭博活動，但通過直接促成賭博犯罪的物理條件，或者強化正犯實施犯罪的信心與持續性，顯著增強了犯罪實現的可能性和危害后果的擴散性。而且，此等網絡幫助行為對法益侵害具有實質性貢獻，體現為對賭博犯罪規模的擴大作用，以及對法益侵害的直接滲透。為此，應當考察幫助行為與網絡賭博犯罪行為成立以及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幫助行為作為因果關系中“因”的可替代性越強，幫助行為的法益侵害性越低。

在判斷幫助犯在因果關系中的可替代性時，可以假設將幫助行為排除，根據經驗、常識等判斷對網絡賭博犯罪的影響，還可以考慮網絡賭博犯罪團伙尋求同類幫助的難易程度。如果缺少幫助行為，嚴重影響正犯的實施進程，或者正犯行為人尋求同類幫助行為的時間、精力、經濟、風險成本較高，那么幫助行為的可替代性低，對正犯的實質促進作用大，法益侵害性高，就可以被認定為幫助犯。反之，偶爾為網絡賭博犯罪團伙提供餐飲的行為，確實對網絡賭博犯罪行為有一定促進作用，但屬于邊緣性幫助行為，其可替代性較強，促進作用太低，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較弱，故不能認定為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犯。但是，長期、固定地為網絡賭博犯罪團伙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保障服務，對網絡賭博犯罪行為的實質促進作用較大，不易被替代，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較強，則可以綜合考慮認定為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犯。

3.幫助行為自身危害性

幫助行為自身的危害性也是認定幫助犯的重要因素之一。與中立業務行為相比，若幫助行為本身就構成犯罪或者屬于違法行為，則成立網絡賭博犯罪幫助犯的門檻就更低。這一標準是多種因素的綜合體現，因為當幫助行為是違法、犯罪行為時，幫助者對網絡賭博犯罪的認識可能性極高，該幫助行為的可替代性較低，網絡賭博犯罪實行犯尋求同等非法幫助所需成本更高，故而幫助行為的促進作用和重要程度更高，入罪門檻當然就應當降低。例如，非法的支付公司為網絡賭博犯罪提供支付服務，對其幫助犯的認定標準應當低于合法支付公司為網絡賭博犯罪提供幫助的認定標準。網絡賭博犯罪之所以使用非法的支付服務，便是因為非法的支付服務更容易規避監管，對網絡賭博犯罪的實質促進作用大。

4.在網絡賭博犯罪中的獲利情況

幫助行為人在網絡賭博犯罪中的獲利情況亦是認定幫助犯的重要標準之一。參與網絡賭博犯罪分紅，或者從網絡賭博犯罪中獲得較高報酬，即使其從事的幫助行為對網絡賭博犯罪活動促進程度不高，也可認定為幫助犯。值得關注的是，不參與“分紅”，僅領取報酬而實施幫助行為的認定。從共犯理論來看，共犯若對正犯的行為屬性和主觀意圖具有明知，并實施相應的幫助行為，一般可構成正犯的共犯。也就是說，實施幫助行為的，只要行為人明知他人實施賭博犯罪并提供幫助的，無論是領取報酬還是參與“分紅”，均不影響共犯的認定。但是，對此問題應當區別對待。對于在賭博團伙中所起作用較大、對賭博犯罪的發起和推進具有促進、加速、關鍵作用的人員，必須追究其刑事責任；而對于那些對網絡賭博犯罪所起作用輕微、危害極小的人員，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例如，對于僅參與日常采購、端茶送水，領取固定薪金，且報酬金額和相似工作間無顯著差別的人員，雖客觀上對網絡賭博犯罪起到了一定的幫助作用，報酬也來自網絡賭博犯罪的利潤分成，但幫助行為本身作用有限、可替代性較高、危害性不大的，也可以依據《刑法》第13條但書條款出罪。

5.幫助犯所處的階段

幫助犯的主觀故意只能是事前或者事中的故意。在事前沒有通謀的情況下，行為人在網絡賭博犯罪既遂后，為網絡賭博犯罪提供掩飾、隱瞞財物等后續幫助行為的，不能認定為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犯，只能構成相應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但應當注意的是，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者雖與實行犯沒有語言、文字上的事前通謀，卻“心照不宣”地多次、反復幫助實行犯，在此情況下雙方之間已經形成了事實上的心理默契，幫助者后續的行為可以認定為幫助犯。此外，基于共犯從屬性之考量，只有在正犯行為著手進入實行階段后，幫助行為的法益侵害才進入緊迫與否的評判范疇。

（三）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與關聯行為的合理界分

1.網絡賭博犯罪中中立業務行為的認定

合法的中立業務行為與以中立業務為幌子的幫助犯之間的界限，必須基于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綜合判斷。結合前文的理論爭議，網絡賭博犯罪中所謂中立業務行為構成犯罪，需滿足以下條件。

一是中立業務行為人對網絡賭博犯罪具有客觀助力性。中立業務行為的實施在客觀上要求對網絡賭博實行行為的完成具有實質促進力，加速或促進了危害后果的發生，在法益侵害的過程中與正犯的實行行為產生關聯性、協同性的正向因果，創設了刑事立法所不允許的危險，其手段行為形式中立，本質具有違法性。

二是中立業務行為人明知他人實施網絡賭博犯罪。在主觀方面，中立業務行為人必須具有幫助的故意，才能構成幫助犯。一些中立業務行為人，由于其工作內容的特殊性或者專業性，更容易認識到幫助對象的具體狀況，這種情況下應當提高其注意義務。根據“異常行為模式+技術特征”的二元規則，并基于客觀證據、經驗常識，如果能夠判定中立業務行為人能認識到在幫助網絡賭博犯罪，則可認定其主觀上具有明知，從而認定其具有幫助的故意。例如，行為人為賭博網站提供相關技術服務，根據實行犯的要求動態調整技術參數，包括實時修改賠率、調整賭局規則。這種可調節技術本身即具有很強的犯罪適配性，其技術特征意味著行為人能夠認識到在為網絡賭博犯罪提供幫助。

三是中立業務合作的固定性、特定性與長期性。一般而言，不直接促進網絡賭博犯罪的業務行為，即使具有幫助的故意，也不宜一概認定為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犯。例如，明知對方是網絡賭博犯罪團伙，還偶爾為其送餐的行為，因并未直接幫助網絡賭博犯罪，故而不能貿然認定為幫助犯。但是，若行為人提供的業務行為與網絡賭博犯罪集團形成了長期的合作，內容相對固定，幫助的對象特定，其中立業務行為客觀上就與網絡賭博犯罪之間產生了直接的關聯，具有了法益侵害性。穩固的中立業務服務為網絡賭博犯罪提供了穩定的生活保障、技術支持乃至心理支持，對實行行為起到了實質的促進作用，當然就可以認定為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犯。需要注意的是，對于專業化、技術化程度高的中立業務行為來說，行為主體日益呈現公司化、規范化，因此處罰的重點對象宜限定為公司、企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例如，賭博網站的運營往往由專業的網絡技術開發團隊負責。在技術團隊中，各行為人負責的工作內容差異巨大，有的負責網絡架構、代碼編寫等核心工作，有的可能僅負責網站美工、文字加工等，不同人員所起作用亦明顯有別。所以，應考慮技術人員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獲利方式以及與網絡賭博犯罪的密切程度等，綜合加以分析。對于僅提供非核心技術的幫助行為，聽從技術團隊主管人員的指令，與網絡賭博犯罪本犯無直接聯系的，且參與時間不長、獲利不大的，可不作為犯罪處理。

四是中立業務行為的可替代性較低。中立業務行為對網絡賭博犯罪所提供幫助的可替代性越低，其對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就越核心，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就越強，法益侵害性也就越大。例如，合適的支付結算服務比合適的餐飲服務更不可替代，因此前者對網絡賭博犯罪的促進作用更大。

2.以代理模式提供幫助行為的認定

網絡賭博通常采用“總代理—區域代理—推廣員”的層級結構，不同層級的參與者對犯罪整體性認知差異顯著。在此類多級代理模式下，如何對網絡賭博犯罪中的代理行為追究責任，其關鍵仍在于區分“業務推廣”與“犯罪幫助”，需要結合不同層級的“作用力”與“參與度”加以判斷。頂級代理通過發展下級代理擴大犯罪規模，其幫助行為與正犯不法的關聯性更強；而底層代理若僅發展少量賭客且未參與資金結算，可能因“參與度不足”而出罪。如果只是具有推廣、網絡運營等代理行為，沒有接受投注，則不構成開設賭場罪的正犯，可考慮認定為幫助犯，但具體認定還需結合案件實際情況，依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進行判斷。此外，對于行為人使用普通會員賬號，雖未設置下級賬號，但實質上接受其他參賭人員的賭資，幫助其在賭博網站上投注或將其持有的會員賬號提供給他人直接投注的，如果行為人收取部分賭資作為報酬的，宜認定為“賭博網站代理”；如果確未收取賭資，僅出于幫助目的的，一般不認為屬于代理行為。

（四）網絡賭博犯罪幫助犯的刑罰適用

網絡賭博活動具有多鏈條性、涉眾性和隱蔽性，對網絡賭博犯罪而言，沒有不同鏈條上幫助者所施予的幫助行為，網絡賭博犯罪客觀上難以完成。因此，這些幫助犯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容輕視。一方面，對幫助犯處罰具有刑法規制的正當性，故原則上應對幫助犯施以刑罰。另一方面，幫助犯的主觀惡性相對而言畢竟低于實行犯，因而對幫助犯的定罪要避免過分擴大打擊范圍，并在量刑上與實行行為加以區分。鑒于此，筆者認為，對幫助犯是否需要適用刑罰，可以參考以下方面酌情處理。

一是考慮犯罪金額?！顿€博案件意見》第2條明確規定，在網絡賭博中提供各類幫助的行為，如收取服務費數額在2萬元以上；為10個以上賭博網站投放與網址、賠率等信息有關的廣告，或者為賭博網站投放廣告累計100條以上的；為賭博網站提供資金支付結算服務，收取服務費數額在1萬元以上或者幫助收取賭資20萬元以上的，屬于開設賭場罪的共同犯罪?？梢?，幫助行為入罪的金額標準較高，幾乎相當于聚眾賭博入罪數額的4倍，接近開設賭場犯罪情節嚴重的標準。因此，對幫助犯未達上述相應數額的，原則上可考慮不施以刑罰處罰。

二是考慮幫助犯與實行犯的共謀情況。幫助犯與實行犯的共謀發生在網絡賭博活動的具體時間段及共謀的具體內容，均是裁量刑罰時應考慮的因素。例如，共謀發生在實行犯的實行行為后端，且幫助者的幫助行為與網絡賭博犯罪本身并不具有實質意義的幫助，或者雖是具有一定意義的實質性幫助，但其作用較小，且幫助者所分配的利益與網絡賭博犯罪收益并不直接掛鉤的，均意味著幫助者對網絡賭博犯罪的幫助作用并非必不可少。諸如此類的情形，并非一定要對幫助行為施以刑罰處罰。為此，需要引入“比例原則”限制司法裁量，對幫助行為的處罰應與其實際作用、違法所得、主觀惡性成比例。例如，對僅收取固定報酬的后勤人員，即便認定構成幫助犯，亦可適用緩刑或非刑罰措施。

至于在網絡賭博犯罪中擇一重罪處罰幫助者可能產生的刑罰“倒掛”的問題，其本質仍是網絡犯罪新形態與傳統共犯理論的沖突。對此，應在堅守“主從犯量刑梯度”的基礎上，將打擊的重點聚焦于技術型、規?；瘞椭袨?，通過罪名精準定性與量刑情節綜合考量，實現罪責刑相適應。同時，可以考慮完善想象競合與牽連犯的適用規則。幫助行為同時觸犯數罪時（如非法經營罪與賭博罪共犯），明確“擇一重罪”的具體適用規則，優先評價其對賭博犯罪的“促進作用”，確保從犯的刑罰與其實際作用相符。

結語

隨著數字技術的深度滲透，賭博犯罪完成了從傳統線下向網絡空間的全面轉型，其幫助行為也隨之呈現精細化、類型化與科技化的顯著特征。網絡賭博幫助行為已不再是傳統共犯理論中“輔助性、邊緣性”的存在，而是成為支撐整個犯罪鏈條運轉的核心環節。這種轉型不僅加劇了網絡賭博犯罪的隱蔽性、涉眾性與危害性，更對以“物理空間共犯”為基礎的傳統刑法理論提出了嚴峻挑戰，帶來了幫助行為的入罪邊界、中立行為定性、主觀“明知”認定及刑罰適用平衡等難題。其本質是技術創新催生的犯罪形態與滯后于時代的法律規制體系之間的矛盾。破解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認定難題，不能依賴“一刀切”的粗放式打擊，而需轉向“精密化規制”的思路，在堅守刑法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構建與網絡犯罪特征相適配的認定與處罰體系。

首先，需以“分層分類”為核心，明確幫助行為的入罪門檻與范圍。應基于“行為作用力大小”之核心標準，結合行為人對賭博犯罪認識的高度蓋然性、幫助行為與正犯行為的因果促進程度、行為自身危害性、獲利情況及所處階段等因素，建立梯度化認定框架。對于“核心幫助行為”，因其對犯罪的實質促進作用強、可替代性低，且行為人主觀明知的蓋然性高，應直接認定為賭博犯罪共犯，依法從嚴懲處；對于“一般幫助行為”，需嚴格審查主觀明知與行為關聯性。如果代理未接受投注、技術服務未偏離正常業務范圍，且無證據證明行為人明知犯罪用途，則應限制入罪，或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輕罪；對于“邊緣幫助行為”，若其作用輕微、可替代性極高，且未從犯罪中獲取超額利益，應適用《刑法》第13條但書的規定，通過行政處罰而非刑事追責予以規制，避免刑罰過度擴張。

其次，需細化“主觀明知”的推定規則與“技術中立”的豁免邊界，破解中立業務行為的定性難題。司法實踐中“明知”認定泛化的根源，在于缺乏客觀、可操作的判斷標準，變相導致客觀歸罪。對此，應建立“異常行為模式+技術特征”的二元推定體系。在行為模式層面，若幫助者存在交易價格顯著異常、服務方式偏離常規、逃避執法調查等情形，可推定其明知犯罪用途；在技術特征層面，若幫助行為所涉技術具有明確的犯罪適配性，或技術服務直接支撐賭博犯罪的核心環節，亦應推定明知。同時，需為行為人保留反證空間。如果其能證明已履行合理審查義務、服務具有通用用途，則應推翻“明知”推定，排除刑事責任。對于技術中立行為，需明確豁免的核心條件，以此平衡技術創新與犯罪防控，避免因技術被濫用而過度追責。

再者，需完善行政處罰與刑事追責的銜接機制，化解刑罰“倒掛”難題，實現罪責刑相適應。網絡賭博幫助行為常涉及賭博罪共犯、非法經營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罪名的競合，若單純依據“擇一重罪”原則處罰，可能出現幫助犯刑罰重于主犯的“倒掛”現象。對此，應堅持“以犯罪本質為導向”的罪名選擇原則。幫助行為的核心危害在于促進賭博犯罪，故在罪名競合時，應優先評價其對賭博犯罪的促進作用；若幫助行為同時符合非法經營罪與賭博罪共犯構成要件，且非法經營數額巨大但對賭博犯罪的促進作用有限，可結合從犯情節、退贓退賠等量刑因素，對其從輕或減輕處罰，確保從犯刑罰不超過主犯。同時，應推動“行政處罰-刑事追責”的梯度治理，形成“輕罪輕罰、重罪重罰”的處罰格局，既彰顯打擊決心，又體現寬嚴相濟。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精密化規制，不僅是應對新型犯罪的司法需求，更是數字時代刑法理論更新的必然要求。它要求刑法從“物理空間思維”轉向“網絡空間思維”，在堅守因果共犯論、限制從屬說與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基礎上，針對網絡犯罪的鏈條化、遠程化、技術化特征，調整共犯認定的邏輯與標準；同時，也要求司法機關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防控風險與促進發展之間尋求平衡。唯有如此，才能實現對網絡賭博犯罪幫助行為的精準打擊，有效遏制網絡賭博犯罪的蔓延態勢，同時為數字時代新型犯罪的刑法規制提供可借鑒的范式，最終達到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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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適用》2025年第12期

【法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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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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