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未退的計生押金

據澎湃新聞2025年11月21日報道，云南曲靖市麒麟區三寶街道興龍村村民吳某反映，2015年為給次女辦理落戶上學，他與村委會簽了一份協議，2017年上交2萬元計劃生育押金后，孩子才于次年落戶。2023年起，其父多次向村委會、街道辦申請退押金，至今無果。

當年的計劃生育宣傳標語

一筆2萬元的計劃生育押金，橫跨8年仍懸而未決。云南曲靖村民吳某為給次女落戶被迫簽訂協議、繳納押金，卻因未履行結扎義務且生育三胎，被當地官方以“違約在先”為由拒絕退還。這場看似“協議糾紛”的背后，折射出基層治理中政策銜接不暢、權力邊界模糊的深層問題，更拷問著民生保障與法治精神的落地實效。
戶口登記是公民的法定權利，這一原則早有明確界定。1988年公安部與原國家計生委就聯合發文，禁止將節育手術、超生處罰與嬰兒落戶捆綁；2016年《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更是明令取消戶口登記的任何前置條件。但興龍村委會仍以“不繳押金不給落戶”為籌碼，與吳某簽訂協議，本質上是用村規民約架空了法律法規，將公共服務異化為強制履約的工具。更值得注意的是，收款收據明確限定了合法收款范圍，而計生押金顯然不在其列，這種“違規收費+捆綁落戶”的操作，本身就涉嫌侵害村民合法財產權與基本權利。
政策迭代的背景下，“違約論”更站不住腳。吳某2015年簽協議時，全面二孩政策已箭在弦上，2016年正式實施后，原有的絕育要求已失去政策基礎。按照行政法基本原理，政策變更后，行政協議的履行應遵循“從新從優”原則，不再要求公民履行已過時的義務。當地街道辦以“未結扎+生三胎”為由拒退押金，無視了政策環境的重大變化，將過時的義務條款當作不退押金的“擋箭牌”，違背了比例原則與公平正義。即便吳某后續生育三胎，相關責任也應按當時政策依法處理，與此前為落戶繳納的押金無法律上的關聯性，不能混為一談。
基層治理不能困在“過去時”里。村委會聲稱收取押金是“為完成計生工作目標”，街道辦則以“村規民約”為由推脫監管責任，這種說辭暴露了部分基層單位的治理惰性。村規民約作為村民自治的載體，絕不能成為違法違規的“避風港”，必須在法律框架內制定和執行。而街道辦作為上級監管部門，對村委會違規收費、捆綁落戶的行為視而不見，事發后又將責任推給“歷史遺留問題”，顯然未盡到監管職責。更令人擔憂的是，類似未退的押金涉及不少家庭，若不及時清理，不僅會損害群眾利益，更會透支政府公信力。
8年未退的押金，考驗著基層治理的溫度與法治的力度。對于這類橫跨政策迭代期的歷史遺留問題，不能簡單以“協議約定”“違約在先”一推了之。當地相關部門應主動擔當，一方面依據法律法規和新政策，明確押金退還的具體標準和流程，盡快解決包括吳某在內的存量訴求；另一方面要開展全面排查，清理各類違規收取的計生押金，讓沉淀的民生款項回歸群眾手中。更重要的是，要以此為戒，厘清基層治理的權力邊界，杜絕“村規民約大于法”的現象，確保公共服務始終在法治軌道上運行。
民生無小事，枝葉總關情。一筆押金的退還，不僅關乎一個家庭的切身利益，更關乎政策的嚴肅性與政府的公信力。在全面依法治國的今天，唯有摒棄“重管理輕服務”的慣性思維，用法治思維化解歷史遺留問題，讓政策迭代真正惠及民生，才能讓群眾在每一起民生事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