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入獄20多年，為何毛主席不肯原諒他？還兩次當典型批評

毛主席生性豁達，對于大多數對象都秉承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即便是曾經給他造成巨大困擾的對手，他也愿意給機會。但有一個人，主席卻是異常憤怒，后來兩次談及“不殺論”都將他作為代表，此人就是著名的特工潘漢年。

1956年4月，主席在作“論十大關系”報告時，說清查反革命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以一些人來做論據：“什么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主席再次說：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雖然主席對潘只是進行語言上而非物理上的批判，但兩次被當做典型，可見心中恨及。那么潘漢年當初究竟做了什么呢？

一、被捕的由來

1955年，中央召開了一次大會，主要議程中有一項就是關于高、饒的報告。討論階段，不少代表坦白了自己與高或饒之間的關系，并做出檢討。

毛主席對這些行為做出肯定，最后還號召凡是有牽連或歷史問題交代不清的干部，都應主動跟中央講清楚。

時任上海副市長的潘漢年參與了這次會議，全程聽得心驚膽顫，他深藏在心底的秘密又一次被提及，究竟該不該此時說？

那個秘密發生在1943年，已經過去了12年，期間他有很多次機會可以坦白，甚至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過問時他也選擇了否認。

他是在抱著僥幸心理，認為沒有別的知情人、見證人會吐露出去。但眼下不同了，當初幫忙穿針引線的胡均鶴已經被捕，胡是連見面日子都清楚的人，潘漢年不敢賭他為自己保守秘密。

所以經過一番思想斗爭，潘選擇在1955年4月1日，也就是大會剛剛結束的第一天找到了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將12年前秘密與大漢奸汪精衛會面的事托盤而出。

陳毅瞬間被驚得說話來，次日拿著潘漢年整理好的材料前往中南海。毛主席越看越怒，當即批示“此人從此不可信任”。

4月3日晚，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親自帶隊，在上海代表團下榻的北京飯店秘密逮捕了潘漢年，這絕對是從速從嚴了。那當初潘漢年為何要去見汪精衛呢？還真的跟饒有點關系。

在抗日戰爭時期，潘漢年是我黨秘密戰線的重要干部，長期潛伏在形勢復雜的上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組織考慮到情報工作的及時性，也給予了潘漢年很大的自主權。只是，1943年會見汪精衛一事，他確實出現紕漏。

1943年4月，日寇、日偽計劃對我新四軍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新四軍饒政委為盡可能減少損失，就讓潘漢年前往上海，加強與李士群的聯系，爭取重新部署好情報線、將這次“掃蕩”的信息套出來。

李士群是著名的汪偽大特務，但他不是傻子，也想為自己謀后路，遂1939年就早早向我黨發出信號，希望能秘密交流，彼此通過他信任的朋友胡繡楓聯系。

潘漢年將這個消息匯報給上級，組織認為基于現實情況，是可以與李士群進行一定程度接觸的，利用他的情報和特務網來減少我黨根據地、特工的損失。

中央和社會部都回復同意，潘漢年隨即讓地下黨關露作為中間人聯絡。李士群很信任胡繡楓，關露（原名胡壽楣）是胡繡楓的姐姐，之后雙方的消息就由這對姐妹來傳遞。不過兩邊缺乏信任基礎，最開始就是一些不痛不癢的情報交流。

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寇占領了租界，局勢更加惡化。潘漢年認為信息再經人轉一手會非常滯后，便冒險與李士群碰頭。

這次碰頭有兩個人在旁參與，同樣是身世特別復雜的特工：袁殊、胡均鶴。

袁殊的經歷也很有意思，不過并非潘案主線，就不過多贅述。胡均鶴呢，其實早年也是共產黨員，入黨特別早，1925年經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紹加入，1928年還作為少共國際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參會。

但是1932年末被捕后叛變加入了中統，抗戰時期又投靠汪偽獲重用，擔任特工總部蘇州實驗區區長。他屬于多面間諜，既為中統服務，又幫汪偽做事。

李士群想到他曾是共產黨員，就讓他來負責之后與潘漢年的聯系。包括潘漢年每次秘密跟李士群見面，都是胡均鶴操辦行程、住宿。

在潘漢年的拉攏下，胡均鶴又多一層身份，經常為共產黨做事。包括掩護秘密電臺、提供情報、安排地下黨劉曉和王堯山等負責人撤往淮南根據地等。

那個時候的情報戰線，真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難分得清。但只要結果對我們而言是好的，有些東西也可以權宜。

到了1943年日寇準備對新四軍“掃蕩”時，潘漢年又找到了胡均鶴，希望能立即與李士群見面，獲取日寇的作戰計劃。但胡均鶴說：李士群不在上海，回蘇州的家去了。

潘漢年急不可耐，第二天又跟著胡均鶴去往蘇州李家，但還是撲了個空，說李士群到南京去見汪精衛了。潘漢年只好連夜跟胡均鶴抵達南京，終于得到李士群的消息，約好次日見面。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來到潘漢年下榻的酒店，開門見山說要帶潘去見汪精衛。潘漢年這才明白對方是一步步給自己下套，自己被耍了。

此時他沒機會向上級請示，但轉頭就走先前辛苦搭建的情報網全都作廢，自己還有性命危險。事急從權，他只好跟著李士群一起去了。

雙方到底談了什么，我們不得而知，其實這也不重要。畢竟情報人員是有自主權的，面對那種突發情況，即便汪精衛名聲不好，組織也能諒解。關鍵的問題在于，后來潘漢年的一系列做法。

二、氣憤源于隱瞞

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潘漢年回去后竟沒有向組織匯報，回淮北新四軍根據地復命時還刻意向饒政委隱瞞。

當時國民黨在汪偽政府也有內線，獲悉消息后立即大肆宣傳，以此攻擊我黨。毛主席特意讓華東局的人詢問潘漢年情況，潘進行了否認，隨后主席非常信任地讓新華社“辟謠”。

1945年潘漢年去延安參加七大，毛主席單獨與之見面，又談起了這件事。本來這是個很好的坦白機會，主席沒有當眾問，就是在給機會，但潘漢年還是一樣的態度。就這樣一瞞二瞞，瞞到了1955年。

本來潘漢年想著李士群1944年就被毒死了，胡均鶴在上海任職，跟自己密切相關，不會有人把事情曝出來。但1954年9月胡均鶴進京后再也沒有消息。

落了心病的潘漢年每天擔驚受怕，一聽組織要求交代，他想著與其被胡均鶴供出來，不如自己坦白，這就有了向陳毅報告、又被毛主席怒批的事。

其實潘漢年會見汪精衛這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在龍潭虎穴里搞情報工作，誰能完全出淤泥不染？完全不配合對方，怎么可能獲取到信息？所以只要他向組織坦白，絕不會鬧得這么嚴重。

但明明有三次機會，他還是咬緊牙關，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換成中央的角度，你這么重要的問題都能向組織隱瞞，那你歷史上說過的假話還有多少？是不是還有更嚴重的事情沒有交代？哪句話可信哪句話不可信？

其身處的環境越復雜，隨之而來的問題就越多，所以毛主席最終決定嚴肅處理。

潘漢年對組織的忠誠是沒有問題的，縱觀他的經歷，并沒有出賣過同志，跟日寇日偽、國民黨特務機構的來往也是出于為組織工作。但他在會見汪精衛一事的處理上確實有很大問題，關鍵是看站在哪個角度了。

1982年8月，中央為潘漢年平反，也是對他為革命所做出的貢獻進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