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的暴政廢墟上：美國的第三次制度轉型

美國的制度轉型

" bdsfid="275">針對美國制度的攻擊規模之大、程度之深，意味著親民主聯盟已無法通過簡單的手段，在特朗普之后讓一切“重回正軌”。我們需要變革性的思維。

作者：" bdsfid="279">K. Sabeel Rahman

編輯：阿K

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僅僅過去數月，局勢已然明朗：他的政府正在徹底改造我們的政府體系。針對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和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NAP）等健康與社會安全網項目的大幅削減，將摧毀數百萬家庭的生計。監管監督機制的被廢除將產生同樣深遠的影響：美國民眾將在工作中面臨更多的剝削與傷害，遭遇更多的消費欺詐與歧視，并更多地暴露在食品安全隱患和氣候災難之下。在這些領域政府職能被拆解的同時，本屆政府正在其他領域以可怕的方式將國家強制力武器化。

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在全國范圍內展開軍事化且無法無天的移民執法突襲；與此同時，司法部和其他聯邦機構則將矛頭對準大學、私營企業和民間社會組織，視其為特朗普的敵人，或因其過度致力于進步主義事業而加以打壓。

這一系列政策變革具有兩個共同特征。首先，它們表達并協助實現了一種獨特的、反動的美國社會愿景。這不僅僅是為了威權主義本身——也不僅僅是為了腐?。ūM管腐敗現象層出不窮）。其目標在于撤銷，甚至從根本上排除任何推進種族、性別和經濟平等的努力，無論這些努力多么溫和。其次，這種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愿景，是通過重塑基礎政治制度的并行努力來鍛造的。

一些機構，從社會安全網項目到針對企業污染和瀆職的監管機構，或因大規模解雇，或因資金被削減而遭到拆解。其他機構，如ICE，則被賦予了過度的權力。還有一些變革將總統在關稅或執法決策等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權，轉化為僅憑特朗普一時興起便可隨意行使的個人統治工具。盡管特朗普在地方法院輸掉了絕大多數法律訴訟，但他背后那些更為老練的司法支持者利用最高法院的技術性操作手段并延伸法律理論，為政府重塑國家和社會結構的進程按下了快進鍵。

這些變革的影響將遠超任何單一政策。那些旨在遏制剝削、保護工人或捍衛民權的機構一旦被破壞，將難以重建。隨著每一條關于新行政命令的頭條新聞讓人窒息，公眾正逐漸習以為常地認為，獨斷專行的統治和威權主義鎮壓就是如今政治運作的常態。這種對法律和治理概念本身的損害，將極難修復。

然而，在這一時刻，我們仍有另一種美國政治傳統可以汲取——一種解放性的、民主的傳統。這種傳統曾通過自下而上的、由運動驅動的抗爭，推動了我們國家的重大變革，且往往是在面對極度敵對和制度化權力結構的情況下實現的。廢奴運動與“第一次重建”、新政（New Deal）以及民權運動時代，都標志著社會運動和決策者成功將權力從支配利益集團手中轉移，推動社會向著所有美國人享有平等尊嚴和地位的方向邁進。盡管這些變革并不完美，但最為顯著且常被忽視的一點是，其中一些變革展現出了驚人的持久性。當今天的反動派試圖拆解新政和民權運動的成果時，我們必須銘記，這些變革自誕生之初就是在激烈的反對聲中實現的。

正因如此，我們需要構想出能在這些先例基礎上繼續推進的社會變革路徑——即便是在當前極右翼勢力崛起的時刻。無論我們能否走出當前的威權主義危機，都取決于基層社區和普通美國人動員與抗議的能力，以及公民組織捍衛基本民主價值觀的能力——多虧了無數組織者和倡導者的努力，我們正見證此類活動的急劇擴展。我們需要這種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但我們同樣需要一種制度轉型的戰略。如果支持民主的壓力能夠創造出一個決裂與變革的契機，那么關鍵在于如何將這一契機轉化為政治制度的結構性變革，以及經濟和社會權力的更廣泛再平衡。我們將需要一種“重建主義”（reconstructionist）的方法來構想新的制度，使我們能夠推進并鞏固我們對一個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和響應性民主的承諾。

作為姿態與戰略的“重建”

是什么將“重建主義”姿態與常規決策區分開來？首先，它明確以道德為指引：即我們要建立的包容性民主。其次，它要求診斷阻礙這一愿景實現的權力結構——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社會的。第三，它側重于能夠轉移權力的干預措施——建設社區和決策者的能力，以實現并捍衛平等與民主，對抗動員起來的反對勢力。

在某些圈子里，采取“重建主義”的政策路徑可能顯得令人不安或激進，但在當前的威權危機時刻，出于幾個原因，這在道德和戰略上都是必要的。首先，針對我們制度的攻擊規模之大、程度之深——無論是拆解、武器化還是私有化——意味著親民主聯盟已無法通過簡單的手段讓一切“重回正軌”。其次，我們繼承的許多治理機構——包括最高法院、參議院和許多行政機構——即便在特朗普之前，也并不利于實現更具包容性的民主。第三，嵌入在新的和轉型后的制度中的結構性變革，正是運動推進規范性愿景并使其能抵御反撲和環境變化的方式。

過去兩位民主黨總統的經歷凸顯了“重建主義”路徑的重要性。在2008年和2020年，廣泛的社會運動助力了選舉勝利，似乎開啟了進步主義可能性的時刻。在第一個案例中，人們渴望并有機會應對金融危機和喬治·W·布什時代的失敗。在第二個案例中，喬·拜登入主白宮之際，正值針對特朗普第一屆政府的過度行為、疫情、氣候正義，特別是種族正義的動員浪潮。這兩個時刻都帶來了重要的政策勝利，其中一些在一段時間內幫助轉移了權力。例如，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的成立，建立了一個專門應對現代金融掠奪形式的機構，改變了受影響社區、金融公司和政府之間的權力平衡。同樣，新冠疫情期間社會安全網的大規模擴張不僅一度將兒童貧困率減半；它還引發了工人權力的提升，特別是低收入工人，他們因此擁有了更多的就業流動性并能夠要求更高的工資。在拜登政府期間，重振旗鼓的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和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都開始反擊現代形式的集中化企業權力。但這些例子很大程度上屬于例外；這兩個時期的治理議程在解決其他權力失衡或嵌入更持久的親民主聯盟方面做得相對較少。回過頭看，顯而易見的是，反動聯盟在這兩個進步主義治理時刻都積累了巨大的權力，利用法院、州政府和右翼社會運動，為重返權力中心做好了鋪墊。

正如“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聯盟成功地拆解、武器化和私有化了制度一樣，親民主聯盟也必須重塑制度，但方式不同：通過建立新的制度將權力平衡向經濟和社會民主轉移；通過遏制那些敵視包容性民主的反動和獨裁權力；以及通過民主化治理權力，以防止未來的倒退并促成更進步的變革。

構建新的制度能力

一種重建戰略是在官僚結構中嵌入民主化使命，以此建立制度。此類制度能夠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權力平衡，并對進步政策產生連鎖效應。進步時代和新政時代的動員建立了公眾對美國經濟權力的新認知，但政治經濟的重大轉變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聯邦貿易委員會、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和社會保障署等新官僚機構的成立。這些機構即便在成立之初也并非總是如應有的那樣有效，但它們的建立本身開啟了一套不同的決策可能性。這正是為何那些敵視新政的人自其誕生之日起就一直試圖拆解這些機構。

同樣，《民權法案》給予了種族正義和取消種族隔離的倡導者更大的杠桿來實現其目標。關于醫院種族隔離的斗爭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例子。正如大衛·巴頓·史密斯（David Barton Smith）在《治愈的力量》（The Power to Heal）一書中所述，禁止在接受政府資助的項目中進行歧視的“第六章”（Title VI），最初并未被理解為一項強制機構利用聯邦支出來推進民權的積極指令。但是，黑人醫生和民權領袖策略性的組織工作，推動監管者接受了這一理念：即取消種族隔離是衛生機構應當承擔的使命?！暗诹隆辈]有自動推動取消隔離；它提供了一個制度杠桿，運動和結盟的決策者可以利用它來推動此前難以想象的民主化政策變革。

這里的教訓很簡單：要讓我們從不民主的現在走向更民主的未來，我們需要以更持久的形式將我們對更具包容性和響應性民主的承諾制度化。這可能涵蓋從替代性的經濟監管機構和新的反歧視方法，到更普遍的社會安全網，確保個人和社區繁榮所需的健康、住房和收入等基本保障。

遏制反動勢力

第二個重建戰略在于遏制反動勢力及其反撲。我們要預設，總會有人試圖逆轉民主的平等主義擴張。民主制度生存和繁榮的部分原因，在于擁有能夠遏制反民主政策和勢力死灰復燃的制度。

重建時期和民權時代（有些人稱之為“第二次重建”）的歷史在此具有指導意義。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重建的鼎盛時期，國會除了通過重建修正案本身外，還通過了一系列法規來幫助實現廢奴的承諾，包括賦予黑人選民選舉權，以及授權聯邦檢察官保護獲釋者免受試圖剝奪其民權或進行政治恐嚇的侵害。這些努力遏制了白人至上主義團體的準軍事暴力，并在19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支持了大規模的黑人選民投票率和選舉代表權。事實上，值得深思的是，最高法院經過數次干預才瓦解了一個多種族的工人階級聯盟，閹割了民權法律，并釋放了新一波的恐嚇和暴力，從而開啟了近一個世紀的吉姆·克勞（Jim Crow）時代。

更激進的是，確立正當程序和平等保護權的第十四修正案的制定者們認為，其中最關鍵的段落是關于取消資格和叛亂的條款——這些都是為了遏制新邦聯主義者和獨裁者的反撲，從而使民主得以扎根。同樣，“第二次重建”中的《選舉權法案》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對投票權的積極保護，還在于其嚴格的“事前審查”（preclearance）制度，這有助于先發制人地遏制種族主義選民壓制的危險。不足為奇的是，最高法院對事前審查制度的廢除導致了該做法的死灰復燃。

未來的民主制度同樣需要開發遏制威權權力的方法。這將需要法律和制度來應對當前時刻出現的技術手段，例如新型的國家和私人監控，或總統對資金流控制的武器化。決策者還需要開始考慮如何控制杰西卡·布爾曼-波岑（Jessica Bulman-Pozen）和埃米莉·R·切爾托夫（Emily R. Chertoff）所稱的行政國家的“第二張面孔”——那個權力過大且缺乏監管的強制機器，正是它為特朗普的反移民運動提供了基礎。

實現治理機構的民主化

第三個制度轉型戰略是實現我們治理機構的民主化，使決策過程能夠更直接地響應普通選民并由其塑造。一個重要的領域是部門之間的權力平衡。甚至在特朗普之前，趨勢就已經是將權力集中在“帝王般”的總統手中。相比之下，立法機構在過去的民主化時刻一直是核心。重建修正案明確將民主主權嵌入國會，“第二次重建”同樣反映了對民權和投票權的立法授權，司法部受此約束。雖然新政通常與強勢總統聯系在一起，但在許多方面，新政中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部分植根于立法機構：羅斯福之所以能那樣治理，是因為擁有國會的巨大多數優勢——至今，立法機構在塑造行政機構權力的結構和行使方面仍居于核心地位。（在這些時刻中，法院通過順從立法授權發揮了重要的輔助作用。）任何未來的重建議程都需要建立在國會多數席位的基礎上，并有一個愿意制衡并永久擺脫對總統權力過度依賴的立法機構。

另一個前沿在于改善選舉民主本身。值得注意的是，進步時代關注企業權力和經濟貧困化的運動，將政治腐敗和改革置于其議程的核心。他們推動通過了一系列州和聯邦憲法修正案，確立了參議員直選、州級公投和反腐敗條款，并努力使腐敗和過度黨派化的司法機構民主化。政治改革者同樣必須為核心選舉和民主制度的替代方案建立支持，例如立法機構中的比例代表制。我們還需要替代那些在當前威權統治崛起中起核心作用的反多數主義制度：特別是被政治化和被俘獲的最高法院以及失衡的參議院。

同樣重要的是公民社會與決策機構之間的關系。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有效的民主需要一種制度，賦予大眾成員制的公民社會組織——從工會到社區團體——在塑造政策方面有意義的角色。這可以采取工資委員會的形式，例如20世紀初為整個行業制定勞工標準的那些委員會。或者可以采取像社會保障這樣的政策形式，創造出有組織的選民群體，隨時準備捍衛這些平等主義政策免受廢除。它也可以采取更具參與性的國家決策形式；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即便是像產業政策這樣復雜的問題也可以實現民主化。

從當下通往未來

建設、遏制和民主化——這三大戰略構成了重建主義議程的基礎。但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扭轉威權主義浪潮將是多么困難。每周都有新的國家支持的鎮壓形式出現。最高法院中根深蒂固的權力和碎片化的信息環境，幫助反動聯盟隔絕了對其行動的任何有力回應。未來的親民主治理時刻并非必然到來。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這些鎮壓策略和反動政策極其不得人心。它們對于解決實際且日益惡化的危機——負擔能力、不平等、不穩定性、氣候災難以及政權本身侵犯人權的行為——毫無助益。隨著共和黨預算協調法案和關稅混亂的政策效應開始影響普通民眾，這些危機即使不說必然，也很可能會惡化。

這些危機為打造廣泛的親民主運動創造了機會。陷入ICE法網的移民與黑人和棕色人種社區所面臨的對身體完整權和基本安全的威脅，與多布斯案（Dobbs）后強加給女性的身體傷害，或LGBTQ社區在反動反撲面前面臨的威脅并無二致。同樣，對行政國家和社會安全網的破壞將對數百萬美國人產生負面的物質影響——這可能成為建立經濟安全聯盟的基礎，專注于更新社會安全網并實施保護措施以抵御企業權力的傷害。這將是組織者和普通美國人的關鍵工作。但在進行這一必要的運動建設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利用這一時刻，為我們想要的治理機構建立一個共同愿景——而不是僅僅接受我們在1月之前碰巧擁有的那些極不完美的制度。

這些邁向下一次重建的努力不會在所有地方同時發生。相反，它可能會以地理上不平衡的方式，異步發生。替代愿景的地方性立足點——例如紐約市的佐赫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競選活動——將會出現。擁有民主黨多數席位的州可以成為反對威權時刻最惡劣行徑的堡壘，以及替代性保護、供應和賦權形式的先驅。在過去的民主化突破時刻，州和地方的基礎同樣至關重要。那場保護美國黑人免受令人憎惡的《逃亡奴隸法》侵害的緊急、地方性、實地組織工作，幫助催化了更廣泛的全國性廢奴轉變。同樣，正是進步主義和民粹主義時代的州和地方運動及政策，為新政奠定了基礎。

僅靠這種自下而上的運動力量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準備好重構制度的計劃，使民主在未來變得真實而持久。過去幾代民主化人士在不可能的逆境中改造了這個國家；現在，輪到我們做同樣的事了。

作者

凱·沙比爾·拉赫曼（K. Sabeel Rahman） 是康奈爾大學法學院的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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