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域 | 在信與不信之間：外行如何科學地“懷疑”專家？

在專家與外行之間，建立一座基于理性批判與審慎信任的認知橋梁，是現代社會知識秩序得以健康運行的關鍵所在。

原文 ：《尋找專業知識與公眾認知之間的平衡點》

作者 |紹興文理學院教授 方環非

圖片 |網絡

在專業知識高度分化的現代社會，缺乏專業訓練的外行或新手如何對待專家證言知識？這一問題不僅關乎個體如何合理地獲取知識，更觸及現代社會知識生產、傳播與信任的根基。

對專家證言知識的依賴與懷疑

首先，專家的證言知識本質助推外行依賴。人類知識大廈的構建絕非僅依靠個人直接經驗或先驗推理。阿爾文·戈德曼稱：“證言是我們關于世界絕大部分知識的來源，其范圍遠超我們個人的觀察與推理。”對于外行而言，接受專家證言是獲取特定領域可靠知識的唯一可行途徑。約翰·哈德維格也認為，在現代知識勞動分工極其細密的情境下，個體幾乎無法僅憑自身努力獲得關于復雜問題如量子物理或尖端醫學的充分證據。知識在本質上變得具有社會性和依賴性。一個普通患者不可能親自驗證某種新藥的生化機制與臨床試驗數據，其必須依賴醫生的專業判斷。因此，對外行而言，接受專家證言是一種認知上的必然選擇，是跨越知識鴻溝的理性橋梁。然而，這種依賴絕非盲目信任。接收者應對證言來源進行“過濾”，評估其可信度。這為外行的合理懷疑埋下了伏筆。菲利普·基切爾闡釋了“有保證的信賴”概念：對專家的信賴必須基于對其資質、所在領域的共識程度以及知識生產機制的可靠性的評估。接受專家證言本質上是一個需要接收者運用“二階評估能力”，即評估“誰是專家”“他（們）何時是專家”的能力的認知過程，而非直接掌握專家所擁有的一階知識。

其次，專家系統的脆弱性使得外行懷疑具有合理性根基。一方面是存在專家失誤與認知局限的現象。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已然揭示了范式轉換時期科學共識的顛覆性變遷。即使在同一范式內，2023年《科學》揭露了發表于2006年的阿爾茨海默病的開創之作涉嫌圖像造假，直接動搖了數十年相關藥物研發的基礎，這表明科學自我糾錯機制雖然存在，但過程漫長且代價高昂。外行對專家結論可能存在的潛在錯誤保持警惕，并非全然非理性。另一方面是利益沖突與價值滲透。專家并不總是價值中立的知識傳遞者。謝拉·賈薩諾夫在《自然的設計》中指出，科學知識的構建常與特定的社會和政治秩序交織，服務于特定利益。外行雖不能評估具體證據，但或許能識別潛在的利益沖突場域。

最后，專家群體內部分歧與共識的不確定性也不容忽視。在氣候變化、經濟政策或新興技術如人工智能風險評估等領域，公開的學術爭論屢見不鮮。海倫·朗吉諾早在20世紀80年代已然發現，科學客觀性源于批判性對話共同體的互動。當外行觀察到顯著的專家分歧時，簡單的“相信專家”指令便失去了清晰的指向。此時，外行的懷疑反映了對知識現狀復雜性的認知，而非對知識的拒斥。再有就是部分專家證言與外行經驗的沖突。斯蒂芬·溫伯格等人的心理學實驗表明，當專家的結論與個人根深蒂固的直覺或直接經驗相悖時，即使外行承認專家的權威，內心仍會產生認知失調和抵觸感。這種沖突感可能促使外行尋求對專家證言更深入的解釋或尋找共識度更高的替代觀點，這種基于認知沖突的懷疑具有一定啟發性價值。

評估專家證言知識必須遵循認知規范

當然，承認外行懷疑的潛在合理性，不等于縱容對所有專家證言知識的隨意否定或者滑向相對主義。外行的懷疑必須遵循一定的認識規范，才具有真正的知識論價值。阿爾文·戈德曼強調，對專家知識的評估需要依據“專家標志”而非個人好惡。那么新手或外行的懷疑需要遵從什么樣的規范性框架呢？

一是要聚焦于“二階理由”的評估。外行無法直接評估專家證言的一階證據和推理，但其懷疑應主要基于對專家證言來源可靠性的“二階評估”，也反映認識行動者的理智德性。具體來說可能包括：（1）共識度與分歧性質，比如該領域是否存在廣泛共識；分歧是前沿探索的正常現象，還是涉及根本性爭議；分歧專家的資質和動機如何。參考不同權威機構如國家機構或國際組織的聲明是識別主流共識的有效方式。（2）資質與利益沖突。專家是否具備公認的資質？是否存在明顯的、未披露的涉及經濟贊助、職位關聯等方面的沖突？外行或新手可關注專家披露聲明或獨立調查機構的報告。（3）表達方式與知識生產機制。專家是否清晰解釋其結論的確定性程度如概率、置信區間？結論是否經過同行評議？其所屬機構的聲譽如何？對語焉不詳、回避關鍵質疑或繞過常規審查渠道的“專家”言論，外行有更強理由保持懷疑。（4）與更廣泛知識框架的協調性。該證言是否與其他可靠領域的知識或基本邏輯存在明顯沖突？雖然在不同領域可能存在范式革命，但徹底顛覆多個基礎穩固領域的“突破”需極度謹慎對待。

二是積極尋求替代性解釋與元專家意見。合理的懷疑應伴隨尋求理解的認知努力。這包括要求專家提供更易懂的解釋以體現科學傳播的重要性，要尋找不同立場的專家觀點以評估分歧范圍，或者咨詢“元專家”，即那些評估專家證言知識可靠性的專家，可能包括科學記者、專業智庫分析師等。

三是承認認知局限性與承擔相應風險。外行必須清醒認識到自身知識的有限性。在大多數情況下，基于對可靠專家系統和主流共識的信任而行動，是認知上更經濟、實踐上更安全的選擇。對專家證言的徹底拒絕，往往需要承擔巨大的認知和實踐風險。合理的懷疑應導向審慎的求證和尋求更可靠的信息源，而非輕率的全盤否定。琳達·扎格澤博斯基指出，理智的謙遜要求我們認識到自身認知的局限性和對他人知識的依賴。

四是區分私人領域與公共決策。在私人事務如個人健康選擇中，個體擁有更大的認知自主權空間，盡管同樣需承擔相應后果。然而，在涉及公共健康、環境政策、科技倫理等集體決策領域，外行個體的懷疑不能直接否定經過嚴格程序形成的專家共識。此時，合理的懷疑應通過制度化的渠道表達，并最終服從基于廣泛協商和可靠證據的集體決策。約翰·哈德維格強調，在知識高度依賴的領域，集體理性有時要求個體接受自己無法完全理解但由可靠程序產生的知識。

促進現代社會知識秩序健康運行

概言之，外行對專家證言的懷疑并非全然非理性，而是在特定條件與規范約束下具有認知合理性的行為，其正當性植根于證言知識的本質、專家系統的社會性以及個體認知責任的有限要求之中。外行對專家證言知識既有依賴性，又有批判性，他們對專家及其證言的懷疑絕非全是認知上的過錯。從應用知識論視角審視，這種懷疑植根于證言知識的本質、專家系統固有的脆弱性（如失誤、利益沖突、分歧），以及個體在知識社會中承擔的有限認知責任之中。在識別專家失誤、利益滲透、重大分歧或與自身經驗劇烈沖突等情境下，外行的懷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防止知識壟斷、促進認知系統健康發展的必要機制。

然而，懷疑的合理性嚴格依賴于其遵循的規范性框架，而非僭越地評判一階專業知識，它應伴隨積極尋求理解的努力，要求認知上的謙遜，承認依賴專家的必然性以及拒絕共識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并清晰區分私人領域的認知自主與公共決策中對制度化知識權威的尊重。同樣，在社會層面，則需要提升專家系統的透明度與問責制，加強科學傳播以彌合知識鴻溝。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尊重專業知識權威與保障公眾合理認知能動性之間找到平衡點，讓理性之光既能照亮專業領域的深處，又能溫暖每一個身處知識社會中的普通人。在專家與外行之間，建立一座基于理性批判與審慎信任的認知橋梁，是現代社會知識秩序得以健康運行的關鍵所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極化的知識論研究”（25BZX058）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7期第2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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