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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10月10日的會議上沒有擬定無論什么樣的起義實踐計劃,甚至連大概的計劃也沒有,雖然沒有寫進決議,但是是有約定的:起義應當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和盡可能不遲于10月15日發動。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這個期限,對于在彼得格勒做好起跑動作來說,它顯然太短了。但是堅持延期就意味著對右翼的支持,并且會打亂計劃。何況任何時候延期都來得及!
最初規定10月15日這個日期一事是過了7年以后,在1924年發表的托洛茨基回憶列寧的文章中首次披露的。這個說法很快就遭到斯大林的反駁,而且問題在俄國歷史文獻中也弄得很尖銳。眾所周知,起義實際上是在10月25日舉行的,因此最初規定的日期結果沒有信守不移。篡改派歷史編纂學認為,中央委員會的政策不僅不可能有錯誤,而且不可能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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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逾期
依據這個理由斯大林寫道:“這樣說來,中央委員會規定了起義的日期是十月十五日,后來自己又破壞了(!)這個決定,把起義日期拖延到十月二十五日了。這是不是事實呢?不,不是事實。”(《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8頁)于是斯大林得出結論說,是“托洛茨基……忘記了”。(《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9頁)他引用10月10日決議來作為證據,而該決議沒有提到任何日期。
關于起義時間存在著爭議的問題對于了解事件的節奏是很重要的,因此需要說清楚。10月10日的決議中沒有寫明日期,這是千真萬確的。但是這個與全國起義相關的總決議是為成百上千的黨的領導工作人員而作出的。把擬于近日在彼得格勒發動起義的秘密日期寫進決議是極不謹慎的做法。我們記得:出于謹慎,列寧在自己那個時候寫的信當中也沒有提到過起義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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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事情關系到一個如此重要同時又是如此簡單的決定,因而全體與會者在總共只有幾天的時間里都能夠毫無困難地記住它。由此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對待決議文字的態度完全是為了進行爭吵。然而我也愿意承認,光引用一個與會者的個人回憶,尤其是一旦當他的話遭到另一個與會者反駁時,對歷史研究來說是不夠的。幸運的是,通過分析條件和文獻,問題毫無爭議地解決了。
蘇維埃代表大會預定于10月20日召開。在舉行中央委員會議那一天與代表大會開幕日之間還剩下10天的空隙。代表大會應當不是為蘇維埃政權進行宣傳,而是直接奪取政權。但是幾百位代表本身是無力掌握政權的,需要在代表大會開幕前為大會奪取政權。“先戰勝克倫斯基,然后再召開代表大會吧!”——這個主張在9月下半月是列寧的全部宣傳的中心。歷來贊成奪取政權的人原則上也同意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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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央委員會不得不給自己提出了在10月10—20日之間嘗試舉行起義的任務。可是因為不可能預見到斗爭會延續多少日子,所以開始發動起義就定在了15日。托洛茨基在自己回憶列寧的文章中寫道:“至于這個日期本身,就我記得的幾乎沒有什么異議。大家都明白,日期只具有大概的和初步的——如果可以這樣的話——性質,也明白它取決于時局的發展,可能提前一點,也可能推遲一點。
定下日期
但是這里指的僅僅是幾天,不會多的。定下日期,而且是大致的日期是極有必要的,這一點毫無疑義。”實際上,本來政治邏輯的證據可以使問題得以解決。但是另外的證據并不缺乏,列寧不止一次堅決提議利用北方地區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始軍事行動,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也采納了這一主張。可是,10月10日開幕的該代表大會本該剛好是在15日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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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16日的會議上,季諾維也夫堅持要取消6天前通過的決議,他要求:“我們應當對自己坦白地說,最近5天我們不要組織起義。”這里說的5天就是距蘇維埃代表大會還剩下的5天。加米涅夫在同一次會議上論證“規定起義日子就是冒險主義”,他提醒說:“以前可是說過應當在20日之前發動起義。”誰也沒有就這一點反駁他,也無法駁斥他。加米涅夫正是把錯過起義日期說成是列寧的決議的破產。
用他的話說,就是“這個星期沒有為起義做任何事情”。這是明顯的夸大其詞。規定日期促使大家把更加嚴格的規則納入自己的計劃,并且加快了工作的速度。可是也無須懷疑,10月10日會議上預定的5天時間確實是太短了一些。耽擱的情形是存在的,剛一到10月17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就把蘇維埃代表大會改為10月25日召開。這一延期真是提供了再合適不過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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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各種阻撓和爭論難免以擴大了的方式浮現在處于與外界隔絕狀態的列寧面前,因拖延而感到非常不安的他堅持再次召開中央委員會會議,而且要讓黨在首都最重要的工作部門的代表參加。正是10月16日在市郊森林街召開的這次會議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前面引述過的理由來取消原定的起義日期,并且反對規定新的日期。
爭論以加倍的激烈的程度重新開始了。米留京認為:“我們沒有準備好發起第一次攻擊……面臨著另一種前景:武裝沖突……它正在不斷積累,發生的可能性正在逼近。因此我們應當準備應付這種沖突。不過這種前景與起義是不同的。”米留京站在防衛的立場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見證黨的全部歷史的彼得格勒工人紹特曼更清晰地捍衛這一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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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斷言,城市代表會議、彼得格勒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表現出來的戰斗情緒遠不如中央委員會那么堅決。“我們不能發動起義,但是應該做好準備。”列寧抨擊了米留京和紹特曼對力量對比的悲觀估計:“問題不在于同軍隊作戰,而在于一部分軍隊同另一部分軍隊作戰。……事實證明,我們有勝過敵人的優勢。為什么中央不能開始行動呢?”
為什么中央不能開始行動呢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88頁)托洛茨基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此刻他正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引導通過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章程。不過克雷連柯捍衛了最終在斯莫爾尼宮形成的那種觀點,他剛剛才與托洛茨基、安東諾夫-奧夫申柯一起齊心協力地召開了北方地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克雷連柯毫不懷疑,“水已經夠沸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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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推遲執行起義的決議將是“最大的錯誤”。但是他跟列寧在“由誰來發動以及怎樣發動”的問題上存在著分歧。明確規定起義的日期現在仍然是不適當的。“可是調走軍隊的問題恰恰是引發激烈爭執的首要因素……對我們的進攻已成事實,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一點。……無須擔心應該由誰來開始發動,因為起義已經開始了。”克雷連柯說明并且捍衛了已經成為軍事革命委員會和衛戍部隊代表會議基礎的政策。
起義后來正是沿著這條道路開展的。列寧沒有對克雷連柯的話做出回應:因為彼得格勒最近6天來活生生的場景沒有在他眼前一一展現出來。他擔心的是拖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直接反對起義的人身上。他傾向于把各種保留意見、有條件的公式、不夠堅決的回答都解釋為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間接支持,而這兩個人準備以背水一戰的堅決態度來反對他。加米涅夫講得很明白:“幾個星期來的結果說明,現在還不具備起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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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沒有領導起義的機關,我們的敵人卻有強大得多的這種機關,而且想必本周之內力量還會增強……這里有兩種策略在進行斗爭:一種是陰謀的策略,另一種是相信俄國革命動力的策略。”在那些必須展開搏斗的地方,機會主義者總是相信所謂動力。列寧反駁說:“如果說起義已經成熟,那就說不上是什么密謀。如果在政治上起義已經不可避免,那就應當像對待藝術那樣對待起義。”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389頁)正是沿著這條路線,黨內展開了根本性的、的確屬于原則性的爭論,不管爭論如何解決,都對革命的命運起決定作用。列寧的方案把中央委員會大多數成員團結到了自己周圍,但是在該方案總的范圍內提出了一些附帶的然而又是極其重要的問題:如何根據業已成熟的政治形勢來走向起義?選擇怎樣的由革命的政治方面走向技術方面的橋梁?以及怎樣帶領群眾走過這座橋梁?
屬于左派的越飛支持10月10日的決議,但是有一點反對列寧:“不能相信現在的問題是純技術性的,現在也應該從政治觀點來看待起義的時機。”恰好是最近一個星期證明,對于黨、對于蘇維埃以及對于群眾來說,起義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正因為如此,10月10日規定的期限沒有能夠實現。
參考資料
列寧全集[M]. 列寧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編譯.人民出版社.1986
列寧全集[M]. 列寧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編譯.人民出版社.1986
列寧全集[M]. 列寧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編譯.人民出版社.1986
列寧全集[M]. 列寧 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編譯.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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