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仙人跳團伙今日接受審判，背后帽子保護傘恐仍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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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本律師曾發布過一篇關于仙人跳案件反轉的文章。

那起案件發生在2024年10月：我的委托人與一名女子發生關系后被指控涉嫌強奸。然而短短數日后，真相卻急轉直下——我們發現這其實是一場精心預謀的仙人跳。隨后，公安機關將三名共謀者以涉嫌誣告陷害罪刑事拘留。

今年六月，另一名涉案嫌疑人也因同案被刑拘，至此，本案被告人數增至四人。

今天，案件終于完成全部庭審，但在庭審過程中，有一些特別耐人尋味的細節，引發了我的關注。我非常想與大家分享，也想聽聽各位的看法——到底是我多想、鉆了牛角尖，還是這件事本身就存在明顯的不公？

其實這篇文章原定的標題是《都說沒犯罪，為何只信公安，不信被告人？》，后覺得可能太過激進，容易被舉報下架，故替換為溫和的表述，各位對這個標題怎么看，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人物關系

事先聲明，以下內容以B、C、D在庭審中的陳述及筆錄為基礎。

由于三人的供述在邏輯上前后一致，且能夠與現有客觀證據形成對應，我個人傾向認為他們的陳述更接近案件的客觀事實。

在講述關鍵經過前，需要先交代四名被告人的關系：A與B為情侶；C、D為無業人員，ABC為本地人，D為外地人。

庭審內容

庭審中，被告人A聲稱自己是當地公安某隊長G的“線人”，曾向該隊長提供涉毒線索。B是A的女友。C、D與二人相識后共同參與了本案。

根據BCD的陳述，A、C合謀設計陷害我的委托人。A稱隊長G是自己的“大伯”，并表示只需安排D與委托人發生關系，再將擦拭體液的紙巾留作“證據”，在G當值當天前往報案即可。等我的委托人被刑拘后，由G以“主辦民警”身份出面，通過“諒解”的名義向受害人家屬索取財物，再將所得款項分給A、B、C、D。

然而，這場陰謀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意外。

D與我的委托人在認識當晚即發生關系，而次日恰好并非隊長G的當值日。報案后，案件被另一組民警受理，計劃中的“主辦民警”無法介入。我的委托人雖在當日被刑拘，但經調查后，強奸案最終撤案。

四人的計劃不但未能得逞，反而因涉嫌誣告陷害罪將自己送進看守所，釀成一場徹底的反噬。

審判關鍵

庭審的關鍵之處在于：B、C、D在庭審與偵查階段的筆錄中均明確表示——當地公安局某隊長G參與共謀了此次犯罪。

他們均供述曾親眼看到A使用微信語音與G通話，聯系人備注是“G伯”，通話時雙方稱呼親密，關系非同一般。A也曾向他們介紹過G在當地公安的身份，并稱整套“仙人跳＋索財”的操作方式，就是G傳授給他的。

基于此，我個人更傾向相信B、C、D的供述。

尤其需要強調的一點是：B與C在案發前素不相識，D又是外地人，三人彼此之間缺乏串供條件。而他們在被分別羈押、相互隔離的情況下，仍能在筆錄與庭審中給出“細節一致、邏輯連貫、相互能夠印證”的陳述。

如果不是確有其事，我不認為他們能說出這樣的供述。

再看A的行為：

A不是用手機號碼撥打，而是刻意使用微信語音通話。為什么？因為微信語音不像電信通話那樣能被調取通話清單——更隱蔽、更不留痕跡。這恰恰與三人所指稱的“與G勾連”具有高度一致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

BCD均稱案發前A使用的是蘋果手機，但公安機關最終只查獲了一臺紅米手機。

A的解釋更是前后矛盾：

（1）第一次庭審：稱醉酒時摔壞了蘋果手機；

（2）第三次庭審：又改口稱把蘋果手機“賣掉了”。

這種變化本身就說明問題。

作為自稱“G的小弟”，A很可能在被抓后仍存有僥幸心理，等出來，再賣G一個大人情：“看吧，對方律師怎么逼問，我都沒把你供出來。”

這一幕，在司法實踐中并不罕見：底層小弟幻想著用沉默換一條保護傘的恩情。

三次發函

G作為我認為需要進一步查明情況的關鍵人物，一直沒有到案，作為被害人代理人，我當然持續關注這一點。

在案件移送審查起訴期間，檢察院依職權第一次向公安發函，要求調查G是否與本案有關。

公安隨后回復了一紙情況說明，內容很簡短：“未發現G有違法犯罪情況。”

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后，開庭前，本案審判長依職權第二次向公安發函，再次要求調查G是否涉案。

但這一次，公安沒有回復。

第二次開庭時，我在核查A的通話記錄時發現：報案當日，A與一個號碼進行了12次通話，時間從上午11:00一直到晚上23:56。庭后經我查詢，這個號碼的機主是當地一名公安輔警L。

庭審中，我先說明，自己發現了可能與G有關的線索。可能是A意識到了我下一步的問題，他顯得略有準備。

我問：“你在報案當日有沒有聯系過任何公安人員？”

A自信回答：“有，L。”似乎已經預料到我要問這一點。

“L是誰？”

“一個輔警。”

“D去報案，你為什么要給輔警打電話？”

“我們是好朋友，我問問他上班沒?！?/p>

“就這一通？”

“我記不清了?！?/p>

“那我告訴你，在報案當日，你與L一共通話12次，從上午11點持續到晚上將近24點。難道這些都是問他上班沒？”

既然已經出現客觀指向L的線索，我認為有必要從L入手，進一步查清是否與本案存在關聯，也可以順帶核實G是否與相關情況有所交集。

于是，我向合議庭提出，中止審理，待公安機關就此線索作出調查回復后，再恢復庭審。審判長當庭征詢公訴人意見，公訴人也認為，這一線索確實需要公安機關進一步調查后，再決定下一步程序。合議庭隨后同意了這一建議。

休庭

庭后，我向合議庭提交了書面意見，專門圍繞G和L是否涉嫌參與本案進行了逐條分析，其中包括公安可能提出的辯解理由，以及如何進一步證實A與G存在關聯的具體方法。

舉個例子，A不是說蘋果手機已經銷毀，查不到微信記錄了嗎？

沒關系，只需讓G添加A的微信賬號，即便聊天記錄被刪光，系統依然會顯示雙方第一次互加好友的時間。

不信的朋友可以自己試一下。

而就在我已經把可能的調查方向、調查方法寫得如此細致、清晰的情況下，最終仍未等來我預期中的調查結果。

公安機關的回復如下：

1.一紙情況說明：未發現L涉嫌犯罪的線索。

2.L的詢問筆錄：電話往來只是朋友之間的日常聊天，包括約打臺球等內容。

對于這樣的回復，各位怎么看？

今天庭審已全部結束，接下來就是等待法院的正式判決。

整體而言，這起案件確實頗有戲劇性：前期作為辯護人經歷案情反轉，后期作為被害人代理人又圍繞G深挖線索，兩個角色、兩種視角，案件本身也因此顯得更為復雜。

不過從目前情況看，我個人估計：本案的判決書大概率不會出現關于G的任何內容，短期內G也大概不會因為這起案件受到影響。

但事情的來龍去脈、其中的細節、雙方的攻防，的確值得回味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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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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