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春天

第187期

上篇：我眼中的黃曼

第一次聽到黃曼這個名字，是從國際知名神經生物學家魯白教授的口里。

四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遇到魯白教授，知道我在尋訪記錄中國警察的故事，他說：“你應該去認識一下四川那位受傷十七年的女警，黃曼。她身上有種東西，一種倔強的生命力，非常勇敢，令人敬佩。”

魯白教授是在中央臺一檔節目中認識黃曼的。當時節目招募人體外骨骼機實驗志愿者，截癱女警黃曼順利入選，而魯白教授擔任現場專家評委。

在節目開始前，黃曼在適應訓練中一直沒有成功過。節目現場，在所有觀眾的加油聲中，這個穿著制服的截癱女警，艱難地用意念指揮，穿著沉重的外骨骼一點點站了起來。

這一幕讓所有在場人員動容落淚，包括魯白教授自己。

（節目現場）

自從魯白教授第一次跟我描述他當年見到的那一幕，冥冥中便有種力量牽引著我——這個素未謀面的女警身上，藏著一種獨特又強烈的特質，讓我不由自主地對她生出了深深的敬意。

通過魯白教授介紹，我微信聯系了她。沒想到，第一次發出問候，得到的回復卻帶著巨大的悲慟——那天，正是她父親離世的第二天，她正在為父親守靈。一股難以言喻的悲涼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命運又一次將她推入深淵。

我們的見面，推遲到第二年的秋天。

當時，真水無香公益已成立五年。關注公安昔日戰友，為他們做點什么，讓他們知道“我們依然記得你”，是我們的初心。我想去見見黃曼，既有對昔日戰友的深切關注，也帶著一份同為女性的欣賞與探尋。

2023年9月，飛機降落在綿陽南郊機場，秋日的風帶著蜀地的溫潤與一絲涼意。

黃曼的家在城中，小區周邊煙火氣十足。乘梯抵達 16 樓，推門而入時，屋內窗明幾凈的清爽撲面而來——陽光斜斜淌入，不偏不倚落在坐著輪椅上的她身上。

（黃曼溫馨的家布滿綠植。黃蓉 攝）

看到我，她臉上綻開一個明朗的笑容，聲音洪亮地招呼：“黃蓉來吧，快來坐！路上辛苦了吧！”她的熱情像一團火，瞬間沖淡了初次見面的生疏，也奇異地沖淡了房間內因長期病痛而可能存在的沉悶氣息。

這就是黃曼。如果不是那架輪椅明確無誤地宣告著主人的處境，你很難將眼前這位眼神明亮、聲線鏗鏘的女子，和“高位截癱十七年”這般沉重的標簽畫上等號。她的活力如此飽滿，幾乎要溢出身體。

在客廳和廚房，她的高中同學、閨蜜正在熱火朝天地忙碌著，空氣中飄蕩著川菜特有的麻辣香味。

“實在太漫長了，十七年，發生太多事情了。”寒暄過后，黃曼輕嘆一聲，語氣里沒有自憐，沒有抱怨，只有一種歷經千帆、涉過水火后的平靜。她脖子上掛著手機，用右手僅有的兩根能靈動的手指打字，手臂動作明顯看出僵硬和抬伸的不易。

（忙碌的同學們。黃蓉 攝）

她熱情地邀請我住在家里，她老公這幾天正好有事在外地。我也不見外，決定住下來，用幾日短暫的陪伴，去丈量她十七年的輪椅歲月中，那份沉甸甸的生命密度。

夜深了，同學們回家了，照顧他的阿姨嚴姐幫她洗漱好也下班了，家里只剩我和她兩個人。說來奇怪，兩個素昧平生的人，在這一刻就像久處的家人和諧自在。

夜里下起了雨，雨滴打在落水管上，滴滴答答的聲音回蕩在房間。我倆靠在她的床頭，話題打開就再也收不住。

她會毫不避諱地向我展開自己的喜怒哀樂，吐槽康復訓練的艱辛，甚至調侃自己身上的種種傷疤。這份全然坦蕩、毫無偽裝的真實，瞬間剝開了通常籠罩在巨大苦難之上的悲情。

我看到的，不是被災難摧毀后的女性脆弱，不是需要被憐憫的對象，而是一種即使生命在廢墟之上，依然帶著野草般幽默與生長的堅韌。

（綿陽街頭。陳華 攝）

此后的幾天，黃曼極盡地主之誼，帶我在綿陽街頭“閑逛”。她的電動輪椅穩穩碾過路面上的各式凹凸，她指著路邊的店鋪，如數家珍地說著它們十幾年前的模樣。街巷里的店主大多和她相熟，見她過來，總會熱情招呼。

她把身邊的每一位朋友都細細介紹給我認識，老戰友們都習慣叫她“曼哥”，這個充滿力量感的稱呼，在她身上，恰如其分。

我也去了她父母親的老家，窗臺上父親留下蘭花依然長勢良好，墻上掛著他父親寫下的有力書法。

黃曼的童年，是在她充滿畫面感的描述中，徐徐鋪展在我面前的。那是一片近乎透明的川西高原藍天，襯著沉甸甸、仿佛觸手可及的白云，背景是沉默而磅礴的、如同巨大幕布的青山。

（黃曼的父親和母親）

“我爸是林業公安，我們從小就在大山里跑，房子小，全家七口人擠在一起。”黃曼的記憶里，處處浸著溫暖。川西高原的冬天寒風凜冽，媽媽卻總能讓家里的爐子燃著、熱水沸著，氤氳的熱氣持續縈繞在屋間。在她童年的認知里，那不斷升騰的暖意，就是家最具體、最安心的模樣。

黃曼的姐姐其實是她的堂姐。5歲時，因為她的生父去世，母親改嫁，黃曼的爸爸就毅然收養了她。

“家里三兄妹一起長大，緊巴巴地窮，冬天，大人買了蘋果，自己舍不得吃，又怕我們三個孩子偷偷把蘋果吃光，就把蘋果鎖進了箱子。每天，從箱子里拿出一個，我們兄妹三人分著吃。當蘋果由青變黃變紅的時候，香味從箱子里躥出來，勾得我們口水直流。”她深吸一口氣，仿佛那香氣穿越了時空。

（小時候的黃曼，和父母哥哥在一起。）

一件小事，讓她早早讀懂了愛與家教的重量。“小時候，有次因為一塊帶點肉的骨頭，我和哥哥吵得不可開交，爭來吵去間，碗里的湯被打翻，骨頭也掉在了地上。媽媽打了我們一頓，不是因為我們爭吵，而是因為我們倆都沒想到把骨頭留給奶奶吃。”她頓了頓，認真地說，“愛或許是本能，而懂得將愛意排序，把最好的、最珍貴的東西毫不猶豫地留給長輩，這是家教。”

父親總是早出晚歸忙于工作。但只要他回來時，那只粗糙得布滿老繭的手掌，會從身后變魔術般拿出一束束山野的饋贈——紫色的鳶尾，紅色的木棉，或是其他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這個平日里話語不多、威嚴如山的漢子，就是用這種不經意卻又無比浪漫的方式，將大自然的斑斕色彩與勃勃生機，悄然移植到了女兒的心田。

（回到大山就像回到家里。）

夜晚，家人閑坐，燈火可親。“忠誠的狗、狡猾的狼、高飛的鷹、純樸的人……“父親的故事，像最原始的寓言，伴隨著木柴燃燒的噼啪聲，一點點構筑起她最初的世界觀。

“我想成為像爸爸那樣的人，頂天立地，守護一方。”那顆想成為警察的種子，在阿壩州松潘縣的青山綠水、白云藍天之間，悄然生根，破土而出。

高中畢業后，黃曼如愿考入瀘州警校（現四川警官學院）。1999年，22歲的黃曼，帶著山野賦予她的強健體魄，和父親傳承的正義信念，成了綿陽市涪城區公安分局花園刑偵中隊的一員。

（她總是一群人中的開心果）

“我所做的正是我所愛的，我非常愛自己所做的。”說起刑警生涯，她的語氣里充滿自豪和熱愛。

花園刑警中隊從1998年成立，轄區管理面積大，特別是火車站人流量大，區域復雜，案件眾多。“我1999年7月上班的時候就被分配到了這里，成了唯一的女偵查員。”黃曼回憶道，“值班、備勤、出現場，樣樣都不會缺席。”

內勤工作上，她收集所有偵查員手中積累的案件，全部整理在冊，編成統一檔案，方便查閱瀏覽、串案并案。外勤出現場，她也從不退縮。

（花園中隊的每日早集合，黃曼是其中唯一的女警。）

“才到刑警中隊不久，盛夏的一天我值班，接到一個報警電話，是花園轄區一個出租房東打過來的。”黃曼回憶道， “從他顫抖的語音中了解到，天氣炎熱，他在家里始終聞到有一股很強烈的腐臭味。”

這是她第一次接觸兇案現場，還在樓下，那臭味先于視覺抵達，胃里立刻翻江倒海。她下意識地用手死死捂住嘴，指甲深深掐進掌心。然而，身邊忙碌的戰友，還有法醫們鎮定鎖定現場的身影，又時刻在提醒她，“我是一名刑警，我不能膽怯，這是我的職責。”

最終這個案件在刑偵大隊幫助下得以偵破，但這第一次出現場的畫面卻經常沖擊著她的內心。她坦言，那是職業生涯最初的洗禮。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黃曼在工作中迅速成長，這樣的場面在她眼中已經不算什么事了。

她的細心和敏銳，有時候在案件中能發揮關鍵作用。

（中隊的檔案卷宗被黃曼整理得井井有條）

2001年夏天，在整理成堆的報案材料時，黃曼像一個耐心的淘金者，發現了一個反復出現的信息：很多受害人筆錄中，都提到了一個特征相似的犯罪嫌疑人——瘦高個，皮膚白，頭發染成黃色，左耳戴一個耳釘，十八九歲的樣子。

她立刻聯系辦案的偵查員，建議這些案件可以并案偵查。

說來也巧，一天下班路上，黃曼經過火車站地下通道時，職業的敏感讓她注意到迎面走來一個小伙子——黃毛，瘦高個，戴耳釘，和筆錄中描述的嫌疑人形象高度吻合。她的心猛地一跳，但沒有打草驚蛇，而是悄悄跟了上去，同時冷靜地打電話回派出所。

同事隨后趕到，他們一起把人抓了個正著，正是系列搶劫案成員之一。黃曼和同事又一起順藤摸瓜，抓獲其他成員。中隊同事們不由對隊里這位唯一的女警刮目相看，夸她心思縝密，是天生的刑警。

（刑警歲月）

2000年，公安機關在全國開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專項行動。因為涉及婦女兒童的解救，黃曼作為女刑警，成了參與行動的不二人選。分局組成了專項行動小組，遠赴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等地開展工作。

“當時，通訊還很不便，行動小組靠的就是按圖索驥、實地走訪。”黃曼說：“所到之處，被狗攆過，被人拿鋤頭追過。”但在山村的漫長蹲守中，在當地公安機關的配合下，他們成功解救了10名婦女兒童回家。案件辦理中，她負責制作了40多份扎實的調查筆錄，讓不法之徒受到了法律的嚴懲。

那次專項行動中，在河南林州的經歷尤其讓黃曼刻骨銘心。有位被拐賣的四川謝姓婦女, 她在被拐賣的第九年，才終于獲得買家的些微信任，逐漸放松警惕。她找機會去到郵局，給父親寫了求救信，告知在這里被控制、被關押、被打罵的生不如死的生活，還被強迫生了兩個孩子。

“當她爸爸滿含熱淚尋求我們公安幫助的時候，作為一名女性，我真是感到痛徹心扉。她在信中強烈想要回到她期盼的家鄉，她說我們四川到處都是綠色的，天藍水美，她想回家。”

警方獲取這個信息后立即行動。怎料當地地方保護主義傾向明顯，首次接觸便遭買家以謝姓女子不在為由搪塞。

（2000年，黃曼在打拐行動出差途中）

于是，黃曼扮成大學畢業剛分配到當地小學任教老師，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去到村上，她借著和村口老人閑聊攀談的機會摸清關鍵信息，最終在午飯時段找準時機控制住買家，隨后將謝姓女子成功帶上面包車，順利帶回派出所。

可沒多久，買家糾結了很多親戚鄉里，帶著鋤頭棍棒跟到派出所，并且拿兩個孩子要挾謝姓女子。場面一度十分緊張危急。黃曼和同事們給他們苦口婆心地講法律，講道理，講人情。最終，在情理與法理的雙重壓力下，買家終于松口同意放人。

在送謝姓女子回家啟程的火車站，她“撲通”一聲跪在專案組成員面前，淚流滿面地說：“感謝你們給了我回家的希望，給了我再一次團聚的希望！”

（出差途中）

那一刻，所有的艱辛與危險都化為烏有，黃曼深深感受到了警察這份職業的神圣、沉重與無上榮光。

論拼命，黃曼從不輸男隊員。中隊曾抓了幾個詐騙嫌疑人回來，沒想到，趁看守民警上廁所的間隙，其中一個氣力很大的嫌疑人竟掰彎了窗戶的鐵欄桿，一個箭步跳出窗戶沖了出去！黃曼聽到了動靜，沒有絲毫猶豫，立刻沖了出來。

從小在山里練出來的體力和耐力派上了用場，她沖在最前面，連追好幾條街緊咬不放，最終嫌疑人跑不動了，被她和隨后趕來的同事一把拿下。

“我在分局立功就是參加省公安廳的大練兵，跑1000米，第一名，100米、200米、400米，短跑長跑第一名全是我。”她的話語中帶著一絲往日的豪邁。

（警營健將曼哥）

7年的刑偵生涯，磨礪了她敢打敢拼過硬的工作作風。她曾兩次參加全國刑偵比武和公安部大練兵考核，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大山里長大的黃曼對大自然有一種歸屬感。參加工作之后只要有空，就是和所有的驢友們徒步，翻山越嶺，只有回到大山，呼吸著山野清新的空氣，她才覺得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人。

那時候，青春在她腳下，是一條可以無限奔跑、充滿光明的征途。同時，她也收獲了愛情的甜蜜，準備在2006年10月舉行自己的婚禮。

（和驢友徒步山里）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2006年9月。

得知公安部將要舉辦“重走長征路”的活動，黃曼和未婚夫商議后，懷著對歷史的敬仰，決定推遲即將舉行的婚禮，報名參加這一項有意義的活動。因為表現優異，經過層層選拔，她從全國萬余名警察報名者中脫穎而出，成為32名長征隊員之一。

“事實上，我參加‘人民警察重走長征路‘活動，并沒有把它看成‘說文解字’的長征。一路走過，我沒有給涪城警察丟臉，我表演查緝戰術，撿拾污染環境的垃圾，訪貧問苦，捐資助學，我每一天都感動著，流了好多好多能扣響心門的淚。”

（長征路上）

“重走長征路”組委會得知她推遲婚期的事后，深受感動，當即決定在路過她家鄉時為她舉辦一場具有特殊意義的婚禮。

2006年10月1日上午，在紅軍當年經過的紅原草地上，一場簡樸的婚禮儀式在這舉行。 “我當時沒有化妝，也沒有穿婚紗，但是成百上千條飛舞的哈達，就像美麗的婚紗一樣包裹著我。”回憶那一刻，黃曼的眼中依然有光，“那是我人生中最美麗、最快樂的一天。”

她的聲音低沉下去，如同琴弦驟斷，“但也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天。未曾想象過那一天成為我命運的分割線。那一天，短短幾個小時之中，我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巨變。”

簡單的婚禮儀式后，黃曼帶著幸福的感受告別新郎，在傍晚時分隨隊出發，沿著紅軍當年北上的路線繼續前進。然而出發僅數小時，意外驟然發生——她乘坐的越野車途中側翻，沉重的車身將她擠壓在車內，造成重傷。戰友們第一時間展開救援，火速將她送往成都華西醫院搶救。

（長征路上）

去醫院的途中，黃曼曾短暫醒來，還問其他隊員怎么樣了，那一刻，她已經感覺不到自己的手和腳。

在成都華西醫院的病房里，黃曼從昏迷中醒來，她發現自己穿著藍白條紋的病號服，而她為了準備婚禮特地留了許久珍視無比的長發，已被剃光了。

醫生來查房，用手摸摸她的腳，問她：“有沒有感覺？”

黃曼努力地感知，卻只能茫然地回答：“沒有。”但她卻強撐著跟醫生開了個玩笑：“我的腳愛睡懶覺，不想起床。”她以為這種沒有感覺只是暫時的，像一場重感冒，住幾天院就能恢復如初。她甚至問醫生：“做完手術可以吃火鍋嗎？”醫生看著她年輕而充滿期盼的臉，不忍打擊，笑著回答：“可以可以，你吃什么都可以。”

現實，是冰冷徹骨殘酷無比的。診斷書像一道判決：頸椎骨折脫位伴完全性高位截癱，傷勢嚴重。1998年7月，17歲的體操運動員桑蘭在跳馬比賽中，因頭部著地導致頸椎骨折，造成胸部以下高位截癱。黃曼的情況和桑蘭相似。

（診斷書就像一道判決）

第一次手術后，對她而言，更像一場穿越回古代的沒有盡頭的酷刑。頭被冰冷的顱骨牽引鉗死死地懸吊牽引著，掛上了30多斤的鉛塊。頸部套著堅硬的頸托，全身除了頭部，動彈不得。渾身插滿了生命體征監護儀器，大小便失禁，掛著導尿袋，兩只手輸送著不同的液體。

她躺在病床上，拼命地想動一動那近在咫尺的手指，哪怕只是傳達一個微小的、蜷縮的指令，然而，大腦發出的信號如同石沉大海。

“那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日子，親朋好友的看望、問候、流淚、祈禱都不能撫平我心中的痛，那一刻，我感到了被命運拋棄的凄苦和孤獨，我甚至不能感知生命最原始的疼。”

這個結果對正處芳華、人生剛剛展開無限可能的黃曼來說是殘忍的。而更殘忍的是，她剛剛開始的婚姻生活也就此沉入無盡的深淵。事故發生后，她再沒見過她的新婚丈夫。她心中明鏡似的知道，這段婚姻沒有了將來。雖然預見了結果，唯一覺得遺憾的，就是他放手得太快了。

（回憶總是痛苦的）

她想死。死亡似乎成了唯一能擺脫這無邊痛苦和屈辱的出路。

“有一天，趁媽媽去打開水，看著打開的窗戶，很想縱身跳下去。”黃曼的目光投向遠方，仿佛又看到了那個絕望的瞬間，“可是我連爬都不行，又能如何去跳？”求死不能，這是何等殘酷的諷刺。她的目光又落在桌上的水果刀上，拼命往桌邊挪動笨重的身體.，結果連人帶桌子，重重跌倒在地上。

母親提著熱水瓶回來，看見女兒像一尊被推倒的石像，直挺挺躺在地上，瞬間明白發生了什么。她跪倒在地緊緊抱住女兒，失聲痛哭：“你這是干什么？你以為你死了我和你爸就好受了？你不能那么自私啊！”

黃曼閉上了眼睛，淚水從眼眶里奔涌而出。母女倆的哭聲，在寂靜的病房里交織著。

晚上，醫院里靜得出奇，白天的喧囂沉淀下來，只剩下生命監測儀器滴答聲，規律而清晰。黃曼躺在床上，盯著雪白的天花板，想著白天的事情。一個聲音從心底最深處響起，清晰而冷靜：“你到底在懼怕什么？”

她想：“是啊？我到底在懼怕什么？我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懼怕活？”

那一刻，如同黑暗中劃過一道閃電，一個念頭無比清晰：“我要活！就算不能再走路不能再奔跑，我也要活得像我自己。哪怕上天再給我一次更為艱難的‘長征’，我一步步挪動著，也要走完它。”這個山里孩子心底的倔強再次涌起。

（曾經的意氣風發）

活著，意味著要直面比死亡更漫長、更瑣碎的痛苦。轉到康復科后，她只能平躺，望著天花板，靈魂仿佛被禁錮在這方寸之間。

黃曼每天望著天花板，數著天花板的格子，幾格天花板轉第一個彎，幾格后又要轉第二個彎，幾格后自己要進電梯了，幾格到康復室，她都記得很清楚。

醫生建議家人給她買個量身定做的輪椅，她很抗拒。在她眼里，老年人才坐輪椅。但其實對當時的她來說，連坐輪椅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高位截癱患者，因為脊髓損傷，導致胸部以下感覺、運動功能完全喪失，無法自行調節坐姿。同時，由于肋間肌癱瘓，也影響到呼吸，患者坐著時還容易出現呼吸困難、缺氧等癥狀。

（手術之后，連坐起來都是奢侈的）

醫護通過調整站立床的體位來訓練她，這是一個極其緩慢而艱難的過程。站立床調整到20度，她就暈了，只好放下來，休息一會再繼續，一點點增加體位角度。每一次角度的提升，都伴隨著頭暈、惡心等強烈的生理反應。

半年多后，當站立床終于增加到六七十度體位時，醫護人員推來了一張輪椅。

黃曼剛坐上去，又是一陣劇烈的暈眩，世界在她眼前旋轉。但很快，當暈眩感稍稍退去，她感覺到了一種久違的、幾乎被遺忘的幸福——她能坐著，能和周圍的人平視了！她終于有機會可以看清周圍了。那一刻，窗外的樹，走過的人，交談的臉，都變得如此珍貴。

“整整一年時間里，每天清晨，我都以導小便開啟一天的康復日程。之后依次進行運動物理療法、起立床訓練、起立架練習，最后再完成空氣壓力鍛煉、中頻電療與肢體綜合理療，這般節奏日復一日，從未停歇。”

為了矯正因肌張力而外旋的雙腿，每天晚上她都要穿上硬得像鋼板一樣的矯正器，戴上重重的膝關節肢具。長期的擠壓與摩擦下，她雙腿兩側被磨出一道道發黑的塊狀疤痕，觸目驚心。

為避免手指功能退化，她堅持一種專門針對的康復訓練——撿豆子。100粒零散的豆子，得憑著微弱力氣一粒一粒捏起放進碗中，每撿完這100粒豆子，都會累得幾乎暈倒。

（康復訓練）

而正是因為這樣的艱苦訓練，半年以后，她的兩個手指可以慢慢活動了，左胳膊能抬起一厘米了。黃曼說：“就是這簡單的、短短的一厘米讓我看見了人生的全部希望。”這一厘米，是她用汗水、疼痛和意志，從命運手中奪回的第一塊陣地。

然而，失去知覺的身體，也帶來了新的意想不到的危險。黃曼身體的神經像短路的電線，她對疼痛沒有知覺。

康復治療中，為加速血液循環，針灸結束后需用高溫灸燈照射。那天，黃曼躺在床上進行治療，護工阿姨忙著洗東西，醫護照顧別人的病人離開了。她隱隱聞到了一股烤肉的味道。

媽媽回來了，黃曼還開玩笑地跟媽媽說：誰家在炒肉絲啊，自己想吃烤肉。媽媽這才驚恐地發現，灸燈掉在了女兒身上，她肚子上已經起了一個觸目驚心的大水泡。

黃曼對冷熱的感知，不像健全人那樣有很多身體的自動反應。她要靠摸自己手腳再回傳給自己的大腦，摸摸腿冰冰涼，才感到冷。冬天寒冷，她靠火近一點取暖，結果膝蓋、腿又被燙傷了。

這樣的事故不斷地發生在黃曼身上。一次更嚴重的燙傷讓她受盡苦楚。護工背她到廁所里沖洗，戴個橡膠手套非常厚，水溫接近90度也沒有提前摸一摸，就直接淋到身上來，瞬間把皮膚都燙熟了，護工還在那又洗又搓，表皮都快被搓下來了。結果治療燙傷又到專門醫院住了兩個月。

（總是從一家醫院又到另一家醫院）

黃曼屬于疤痕體質，老傷好了又添新傷，這些傷疤一直沒有消退。面對傷痕累累的自己，她懷疑過，質問過，為什么上天要這么狠心在自己身上打這么多記號。

但慢慢地，時間這劑良藥開始發揮作用。她接受了身上的傷痕，如同接受了命運的饋贈——雖然這饋贈如此沉重。心里的傷疤，也在日復一日的掙扎與思考中，慢慢愈合。

真正的轉機，始于一次意外而狼狽的摔倒，和一句醍醐灌頂的話。

住院時，朋友們來看望，帶了不少書，黃曼看了不少。“我讀警校前就喜歡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我是讀得滾瓜爛熟的，特別喜歡寫人生的這種厚重感，通過奮斗努力最后改變命運的。”

她也喜歡林清玄的散文，看他寫“山谷的最低點正是山的起點，許多走進山谷的人之所以走不出來，正是他們停住雙腳，蹲在山谷煩惱哭泣的緣故。”字里行間流淌的沉靜、豁達與禪意，像涓涓細流，滋潤著她干涸的心田。

有一天，在華西醫院樓下的小花園里，她正看著書，自動噴泉的水柱突然毫無征兆地噴射出來，打濕了她膝上的書頁。她下意識地想移動輪椅躲避，卻因操作不便，連人帶椅重重地側翻在地。委屈、憤怒和一種深沉的無力感瞬間將她淹沒，她像孩子一樣傷心地哭了起來。

（從輪椅上摔倒是常有的事）

趕來的護工和路人一起抱起黃曼，回到病房換好衣服。黃曼呆呆地躺著，萬念俱灰。康復醫生劉沙鑫查房時聽她哽咽著說完后，沒有安慰，沒有同情，只是微笑著說了一句：“既然你都摔倒到地上，為什么你就不趁機感受一下泥土的芬芳呢？”

這句話，像一道銳利而溫暖的光，照亮了她。她是大山里長大的孩子，靈魂里天生就刻著對泥土的親近。僅僅是視角的微妙轉換，讓她瞬間從“眾目睽睽下摔倒的狼狽者”，變成了“偶然得以親近大地、擁抱自然的幸運兒”。

從那天開始，她開始真正尋找，如何與這個陌生而殘缺的身體和平共存，如何從不同的角度，發現被忽略的美好。在康復科呆了大半年后，醫生建議她可以寫寫文章，鍛煉鍛煉自己的手，也為情緒找一個出口。

受傷后的她，最開始連一張紙也拿不住。她開始嘗試用嘴含著筆，像小雞啄米一樣，一下下艱難地戳擊鍵盤寫博客。

黃曼始終坐不穩，身體不由自主地往前傾，兩只腳打直要尋找合適的體位，不能往后靠，一往后人就失去平衡摔倒，電腦和筆全掉在地上，因為她的背部沒有力量。受傷情影響，她的排汗系統也出了問題，汗液只能從頭部排出，耳朵里常常布滿大顆汗珠，密密麻麻地順著下頜流到鍵盤上，打濕一片。

這不僅僅是在寫作，這是一場意志與失控肉體之間，每日上演的沉默搏斗。

黃曼清楚地記得，第一篇博文的發布日期是2007年4月27日。是一篇自我介紹小文，介紹自己是個截癱患者，現在開博了，如果讀者喜歡多來自己的博客小坐，交流交流。短短300多字，她花了八九個小時。

（隊友們經常來醫院探望她）

黃曼在博客記錄醫院日常，有自己治療的經歷也有醫護的故事，還有病友的故事。漸漸地，她的博客陸續被關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的陰霾尚未散去，黃曼在病房里遇見了來自綿竹漢旺的女孩楊倩。余震不斷的險境中，楊倩父親用十指鮮血淋漓的代價，徒手從廢墟中挖出女兒和其他七個孩子，這份震撼人心的父愛深深觸動了黃曼。她循著內心的激蕩，寫下了楊倩一家的故事。

這篇飽含真情實感的博文，意外地被推上新浪首頁，點擊量高達數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愛心如潮水般涌向這個家庭。在那一刻，她看著屏幕上滾動的留言和捐助信息，猛然驚覺：“原來我這個樣子，依然可以如此有力地幫助別人。”

黃曼在無數個漫長的日夜中，用文字記錄著住院期間的點點滴滴，記錄著人世間的冷暖。這成為了她自度的最有效方式。文字的力量悄然改變著她，她的博客吸引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大家的鼓勵和互動，像陽光雨露滋養著她。

（黃曼的博客）

以前那個自信開朗的黃曼，正穿越苦難的迷霧，一步步走回來。她說：“雖然生命的形態不一樣了，但我依然是獨立存在、擁有蓬勃生命張力的人。”

文字，讓黃曼重新找到了與世界的連接，但真正讓她生命價值得以重塑的，是她將目光從自身的傷痛轉向了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那時候，“看到醫院里日益增多的地震患者，看著那些在地震中飽受煎熬的孩子們，看著那些在抗震救災中身處巨大壓力的同事們，我產生一個想法：我想盡己所能，幫助那些被心理陰影困擾的人，我要做一名對社會有意義的殘疾人，我要開辦一間心理輔導室。”

（汶川地震讓黃曼一下子失去了近百個好戰友）

這個念頭一旦產生，便如同在她心中點燃了一盞燈。黃曼說到做到，坐著輪椅，以驚人的毅力，來到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院攻讀心理咨詢專業。

上課時間安排在周末，周末她不需治療。她從盛夏堅持到寒冬，夏天她不敢喝一口水，怕尿濕褲子要回來換落下課。身體的限制從未讓她退縮。參加考試時，她用嘴含著筆、兩只手合力抱著筆桿，以這種極其艱難的方式，一筆一劃地完成了所有考題。最終，她成功取得了心理咨詢師三級資格證書。

在單位的支持下，黃曼在社區開設了一間公益心理咨詢室。她的工作室牌子上寫著一句話：您心靈的春天，從這開始。后來，黃曼又成立了自己的“春天心靈基金會”，把自己收到的幾萬塊捐助用來救助更需要的人。

（認真學習心理課程）

來找黃曼心理咨詢的群體有殘疾人、孤寡老人、留守兒童等社會的弱勢群體。她還去地震后的北川，給學生們做心理輔導，去監獄給服刑人員上課。甚至，有時壓力巨大的基層民警也會找到她，向她傾訴。

為什么黃曼說的話有人相信？

黃曼的朋友對我說：“曼姐太強大了，我們這些身體健全的人不開心的時候，都會去找她開解，從她身上我們永遠能感受到勇氣和力量。”

黃曼自己則分析道：“可能他們不會覺得你站著說話不腰疼，覺得你能跟他感同身受，而且我經歷的苦可能比他們當下的那種苦還更難。人一旦有了比較，就可能會慢慢找到自己的幸福感。”

一些家長領著厭學的孩子過來，對孩子說：“你看黃曼阿姨都遇到這么大的困難，穿著尿不濕都還在幫助別人，你還有什么理由不去奮斗？”

（用手捧著筆給北村的同學們簽字）

能為更多人帶去幫助，讓黃曼明確了人生方向，也重新找回了對生活的掌控感——這份失而復得的珍貴，讓她篤定自己不是無用之人，而是能通過付出幫助他人、傳遞幸福的人。

劉醫生那句“你摔倒在地，為何不借此聞聞泥土的芳香”的靈魂拷問，一直縈繞在她心頭，促使她不斷尋找“自己還擁有什么”。而在一次次幫助他人的過程中，在看到那些因她而重新燃起生活勇氣的人眼中的光亮時，她終于找到了答案。

黃曼能夠從深淵中走出，并活出后來的精彩，離不開她生命中那些源源不斷的真摯的愛。

黃曼的中學同學是她最可靠的死黨，黃曼的小孩相當于是吃的百家飯，她們管飯管學習管輔導管接送，絲毫沒讓孩子覺得缺少家庭的溫暖。

（同學們承擔起日常照料黃曼的任務。黃蓉 攝）

他們誰有空誰去接送黃曼，去家里幫忙，甚至黃曼的每個同學都還會普通人不會的專業活，她們每個都會幫黃曼更換導尿管，這得是多大的信任才能做到這一步。

花園中隊的戰友們，經常到醫院給剛剛受傷的她打氣，他們爭搶著背她抱她抬她到江邊河堤，看看山河美景，依然把她像隊花般呵護。他們也會把錢轉給她轉送地震孤兒。每年中隊的合照，都會把位置給黃曼留出來，殷切地期盼著她的歸隊。

2008年10月，黃曼出院回家。中隊的隊友們把她背出去，二十幾個大小伙圍著黃曼和她媽媽高唱《人民警察之歌》，大家噙著的淚花隨著歌聲飛揚。

（黃曼受傷后，媽媽再也沒有離開她的身邊過。黃蓉 攝）

而父母的愛，是支撐她走過艱難歲月的最堅實基石。這么多年里，她沒有得過褥瘡，這背后是家人日復一日的精心照料：定時翻身、細致擦拭、時刻關注身體狀況，用無微不至的守護抵御風險。黃曼說自己沒把自己當成殘疾人，家人也一樣從沒把她當作殘疾人。

治療的第一年，因為沒有陪護床位，黃曼媽媽在病房外的走廊過道上，睡板凳睡了一年。后來經過協調，換了病房，媽媽才有了落腳處。為了照顧女兒，媽媽還在醫院邊上租了間房子，每天在那做好飯菜送到醫院。

父母一直拿她當長不大的女兒看待，黃曼曾經開玩笑對母親說，我要一直都不長大，一直當媽媽的小女兒。然而在醫院里，每次看到母親的白發越來越多，日益憔悴，而媽媽年輕時一直是個那么愛美的人。她的想法發生了變化。黃曼想說：“如果有來生，就讓我來當我媽媽的媽媽吧，就讓我來伺候她一輩子吧。”

（父親細心給女兒系鞋帶）

父愛如山，深沉無言。黃曼的爸爸當時已經退休，一輩子沒求過人的他，為了女兒給領導寫信反映，希望組織多關心，讓女兒從低谷中走出來。他也擔心隨著他們夫妻倆年紀大了，照顧女兒越來越力不從心，托人去找力氣大、能照顧女兒的阿姨。嚴姐就這樣到了黃曼身邊，照顧了她十多年。

而郭強的出現，則像一場安靜而持久的春雨，潤物無聲，徹底改變了黃曼的情感世界和生活軌跡。

這個來自北方的退伍軍人，通過央視一檔節目了解到黃曼的故事后，他沒有像許多來信者那樣寫下豪言壯語，只是偶爾在QQ上發來一個簡單的表情，一朵小太陽花，一句“保重身體”。

直到有一天，他在電話里讓她猜他在哪里。背景音里有“咣當”的火車聲和小販的叫賣聲。他說：“我來看你。”那天，正是他的生日。他帶著一束簡單的鮮花和兩本書，風塵仆仆地出現在她的病房。

見護工阿姨抱她到治療床很吃力，郭強自然地搭手幫忙。周末，黃曼熱情地邀請這個遠道而來的客人到家里吃頓便飯。

（年老的父親背黃曼上下樓，每天去醫院治療。）

晚上，阿姨下班后，他目睹了黃曼年邁的父母是如何吃力地、一步一挪地將女兒抬到床上。那一刻，這個硬漢的心被狠狠攥緊了。臨走那天，他對黃曼的父母說出了那句沉甸甸的承諾：“我想照顧你們女兒一輩子。”

黃曼的父母怕女兒再次為情受傷，托人去打聽郭強的情況。別人去實地“調查”回來后說，郭強沒有問題，年齡比黃曼大一歲。

2008年黃曼出院后，曾去過一次以前的新房，新房還來不及住進去，她就出了事。

因為經歷地震，新房也受到波及，加上沒人住，家具結著厚塵，玻璃門碎成一道道龜裂紋，“感覺像龐貝古城一樣，瞬間被一場劫難封存了。”從那個時候，黃曼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此生還能再有愛情和家庭。

郭強后來跟黃曼說，自己當時看到黃曼父母吃力地抬著她，感到很心酸，“你爸媽老了，你怎么辦？你老了怎么辦？”雖然彼此接觸不久，但他已經在為黃曼考慮遙遠的未來。

黃曼的爸爸慎重地對郭強說：“你如果真的想照顧黃曼，你要想清楚，而且你的父母必須要同意。”老人這么說，是怕女兒在一段沒有祝福的婚姻里不幸福。

幾個月后，郭強回來了，表示自己和家里人商量過了，父母同意了。春節時，郭強的父母來了，來之前，他們再三問兒子是不是決定了，還叮囑說：“如果一旦決定選擇黃曼，就是你自己做的選擇，不能回頭或者半途而廢。”

（生活中多了一個他）

郭強的到來，緩解了黃曼和家人切切實實的生活難題。原本黃曼去醫院治療，上下車都是個問題，她無法自理需要有人陪著，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親朋總也有沒空的時候。

郭強很堅定地到了綿陽，照顧黃曼的阿姨走了，他第一時間包攬下黃曼的出行問題。陪著她去醫院做康復治療，在治療室外靜靜守候，結束后再穩穩把她抱上車送回家。

日子一天天過去，他慢慢接手了黃曼的日常起居照料，從飲食到護理，一步步融入了她的生活。

他毅然退出了和戰友合伙經營的小生意，面對昔日戰友“你好好的一個人為什么要找個殘疾人”的不解和挽留，他義無反顧。他沒有華麗的誓言，只有日復一日、沉默而堅實的行動。

這些年來，郭強早已成為黃曼離不開的拐杖和腿腳，只要是黃曼想去的地方，他從未缺席。身高 1.78 米、身強力壯的他，有著足夠的力氣穩穩背起黃曼，陪她挑戰最高的山峰，也陪她回到承載童年記憶的故土。他喜歡妻子的堅強和樂觀，喜歡她與生俱來的親和力。在他們兩人之間，身體有殘疾的黃曼，反而是他最堅定的精神依靠。

（郭強可以背著黃曼去爬最高的山。）

黃曼和郭強走在一起，很低調，沒辦婚禮。

2014年，當黃曼把自己結婚懷孕的消息告訴單位同事時，所有人都震驚得說不出話。而他們的孩子健康足月地出生，六斤二兩，是對所有過往質疑與擔憂最有力、最溫暖的回答。

孩子一歲時，黃曼在寫給孩子的寄語里說：“如果注定，便一定會發生。茫茫人海、天南地北，能夠遇見你的爸爸就是一場注定！”這份看似樸拙卻厚重如山的愛，精準地填補了她生命中被驟然撕開的那片空，讓曾經的殘缺漸漸沉淀為圓滿。

到現在，郭強和黃曼在一起有14年了，他們的孩子也有11歲了。和其他母親一樣，黃曼操心著孩子的教育問題、生活細節，為孩子的未來做著打算。

黃曼的經歷，令我感動，受了這么嚴重的傷，她仍這么快樂健康地生活，還鼓勵更多的人去擁抱陽光。我問自己，如果自己到了這個地步，還有沒有活下去的勇氣。同為女性，我也感到心疼，我希望能為她做點什么，能不能讓她生活得更好一些？

202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聽說昆明一家醫院，對截癱患者的治療頗有心得，甚至讓許多國外癱瘓運動員重獲健康。我一陣欣喜，心底燃起強烈的期待，覺得這個可以幫助到黃曼，改善她的癥狀，甚至有可能讓她重新站起來。

我通過朋友聯系上了那里的主任醫生朱輝。朱主任介紹了他們此前的成功案例，但朱主任也說，黃曼受傷17年，不僅是脊髓神經的損傷，肌肉、關節、軟骨都可能已經嚴重退化了，他們還從來沒有收治過受傷那么長時間的病人。

曾經身為軍人的朱輝主任也是一個很有情懷的人，她對自己所做的工作充滿職業自豪感。

（黃蓉和細胞醫療公司CEO嶗山、CMO Rachel在昆明醫院了解康復訓練情況。小青 攝）

在脊髓損傷治療領域，國際上普遍持悲觀態度。急性期，醫生通常只做脊柱穩定性手術，對脊髓本身敬而遠之。慢性期，則因“中樞神經再生困難”，被視為無法觸及的禁區。

但朱主任的團隊，成了這個“禁區”的破壁人。

他們首創了“脊柱脊髓聯合手術”，在急性期就進行脊髓內外減壓；在慢性期，他們通過手術解除粘連、恢復腦脊液循環。更重要的是，他們提出了“殘存神經派”的理念。

“我們如果能夠保留或者修復患者10~30%的神經纖維，這個肢體就有可能恢復到有用的運動功能。”朱主任說，她的團隊像一群精細的“清道夫”，手術的第一要義是把壞死的組織徹底清除，最大限度地保護那些雖受損但仍有潛能的殘存神經。

朱主任提議我們可以做些嘗試，雖然不能保證黃曼能夠站立行走，至少可以試著通過手術和下肢康復訓練，讓她復蘇身體感知和體質有些提升。

（朱主任分析黃曼的特殊情況。小青 攝）

真水無香公益理事會經過慎重討論，一致通過了這項幫助計劃。我把這個消息告訴黃曼，也把朱主任的意見轉告給她。她在電話那頭陷入了短暫的沉默，仿佛在消化這突如其來的微弱的希望。幾秒后，我聽到她清晰而堅定的回答：“我去，我要去擁抱這個機會。”

這是一個和春天的約定，也是和希望的約定，我們必須全力以赴。

下篇

黃曼：世界贈予我的，我都接受

“黃蓉發來信息時，正好是父親去世第二天，因為料理爸爸的后事，我和黃蓉的見面也往后推遲了。”那段時間，巨大的悲痛籠罩著我，但新生的希望也同時在黑暗中萌芽。

在黃蓉告訴我那個機會之前，我已經在輪椅上，與自己、與命運達成了長達十七年的沉默和解。我幾乎已經認定，這就是我余生的固定形態，直到死亡將我和這把輪椅一同帶走。

（別忘了還有春花常開。）

但當那扇看似永遠關閉的希望之門，竟然裂開一道微光時，我骨子里那股從不輕易服輸的山野勁頭，又一次不可抑制地冒了出來。我要去嘗試，哪怕這希望只有百分之一，甚至更渺茫，我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這不僅是為我自己殘破的身體，更是為了所有傾注在我身上的、那些滾燙而真誠的善意，我不能辜負。

我之前嘗試過各種治療，朋友們都佩服我的勇氣。

和郭強認識的時候，當時我正嘗試著一種特殊的治療——空心針扎針。一家部隊醫院主動免費為我治療，他們曾用這種方法治療過類似的患者。

每次治療都格外煎熬：全身從頭到腳扎滿密密麻麻的空心針，扎完后還要放血。可即便如此，我還是咬牙堅持了半年，只為多一分康復的希望。

（一次扎針要用去那么多的針管）

我還參加過中央電視臺的一個節目，當時有一種針對截癱患者治療的站立外骨骼機，在全國選患者代表，我去報名，被選中了，也由此結識了魯白教授。這些對我來說，都是一種經歷，一種成長，豐富著人生。

我心里一直生長著分局大院里的那幾棵黃桷樹。當年在我做手術那天，細心的同事在樹下發現一只受傷的小鳥。小鳥在他們的精心照料下養好了傷，飛走了。他們說：“黃曼，你一定也沒問題，一定也能像這只小鳥一樣重新起飛。”那只沒見過的小鳥，成了我內心一個關于飛翔的隱喻，一個不曾熄滅的、關于自由的夢。

我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有著清醒的認識，也知道獨立出行意味著什么。有天自己晚上去小區逛，結果回家郭強把我抱到床上，才看到我的大腳趾磨得血肉模糊。鞋子掉了，腳就拖在地上隨著電動輪椅磨回來，我全程毫無察覺。這樣的意外提醒著我風險，但也更堅定了我要改變現狀的決心。

從出院回到家里，我逼著自己去適應生活，迎接更多的挑戰。漸漸地，我可以自己刷牙、洗臉，自己動手吃飯，我還跟他們搶肉吃，雖然如果碗深一點，底部的飯菜我就無法舀起來，還要人幫忙。

正是這種不服輸的勁頭，讓我在面對去昆明治療這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時，內心涌起的更多的是躍躍欲試的勇氣。

（春城昆明。黃曼 攝）

2023年10月，我告別了家人，抵達昆明，這座被稱為“春城”的城市。這里，或許真的能給我的生命帶來第二個春天。

朱主任形象地把我們的脊柱比作一條繁忙的高速公路。我的路，在十七年前因一場突如其來的“山洪暴發”而徹底中斷，癱瘓至今。現在，他們要來“修路”了。要先把當年塌方的泥土、碎骨和囊腫這些障礙物清理干凈，為殘存的、奄奄一息的神經留下空間，然后再植入我自己的干細胞，播撒下充滿生機的修復種子，等待破損的神經重新生長。

手術定在11月14日下午2點，日子是大家幫我看老黃歷選的，良辰吉日。

（2023年11月14日，手術前的擁抱。朱輝 攝）

前一天術前剃頸部的頭發時，那種熟悉的冰涼觸感，讓我一下子想起17年前出事那會兒，自己頭發被剃光的情景，心里不免感慨萬千。

黃蓉他們坐當天的早班機趕來，路上給我發來消息：不要緊張，讓我等等他們，他們馬上就到了。“等等我，我想給你一個大擁抱。”黃蓉說。

在我被推進手術室前，他們如期而至。黃蓉她幾乎是跑著過來的，帶著一身外界的清冷空氣，給了我一個結結實實的、幾乎令人窒息的擁抱。那個擁抱，仿佛直接把無窮的力量和勇氣，注入了我忐忑不安的心里。

（手術前大家一起喊“雄起”。小青 攝）

手術室里，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精密操作。從事后他們給我看的手術錄像里，主刀醫生劉艷生和劉松，在顯微鏡下，在我被打開的脊椎中間，小心翼翼地剝離著緊緊擠壓、粘連的血管和壞死組織。我的血管被這些雜質擠壓得很厲害，旁邊增生出很多東西，完全堵塞了。

手術整整做了8個小時，黃蓉和我媽媽一直在手術室外等著我。

媽媽既緊張又充滿期盼。她對朱主任說：“我覺得是各種的緣分一環接一環，即使不幸，但是有的時候碰到不幸之后，慢慢的也會遇到很多幸運的東西。”

手術很成功，朱主任說，她發現我的脊髓損傷還沒有到無可救藥的地步，說我的神經殘存至少有30%保留下來。希望，像黑暗中又撥亮了一盞燈，光芒似乎更真切了一些。

（黃蓉朋友圈）

手術成功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接下來的康復訓練，才是另一場更為漫長和艱苦的硬仗。

朱主任也告訴我，像我這樣的情況，最好能在五年內做手術，成功率會特別高。我聽了，心里反而平靜下來。我想，和以前一樣，我不強求能到什么程度，一切只要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去感受就夠了。

（日常訓練開始了。小青 攝）

手術后一周，我能坐起來了，我把照片發給黃蓉，她為我高興。最讓她興奮的是，我告訴她，我的腳趾忽然感受到了一種過電的感覺！17年來，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腳趾頭的存在。我在微信上分享著我每一天情況，我希望每一條分享，能讓她安心，也是記錄我每一天向前的一小步。

按照治療方案，我還需要進行康復治療，是醫院研創的一種“昆明步行”康復治療手段，我手術后剛恢復就去嘗試了。

所謂的“昆明步行法”訓練課，常常是兩三位康復老師同時上陣。他們深深地彎下腰，用他們的肩膀死死頂住我毫無知覺的臀部，像移動一尊沉重而無感的雕塑，合力幫我完成“行走”這個曾經最簡單不過的動作。

他們的臉，幾乎就貼在我長期包裹著尿不濕的部位，汗水很快浸透了他們的工作服。那一刻，我心里翻涌的不是羞恥，而是巨大的、無以言表的感動與深切的歉疚。他們從未流露過一絲一毫的嫌棄，只要我的腿能多挪動一厘米，哪怕只是輕微的顫抖，都能立刻聽到他們發自內心的、熱烈的喝彩。

（艱難的起步。小青 攝）

我看著他們那樣不顧一切地來幫我，每次都是眼里的淚水和著汗水嘩嘩地流。

在這里，愛不是一句口號，是康復師們毫不猶豫“臉貼屁股”的支撐，是忍受著刺鼻氣味也不曾松開的手。這事一種近乎原始的對生命尊嚴的守護。

12月1日，我開始第一次嘗試站起來，站得直直的，這是我17年后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站立。全靠老師在后面支撐著，我還沒過癮，已經把老師累壞了。

“放松，黃曼，深呼吸。”康復師劉老師的聲音溫和而堅定，他的手穩穩地托住我的腰側。

我的雙腿像不屬于自己，卻又沉重地、真實地支撐著地面。十七年了，六千多個日夜，我的視野高度始終與輪椅平行。此刻，窗外的工地、遠處的山巒，全景式地映入我的眼簾——這是屬于站立的視角，我怎么也看不夠。

（站立的視角）

每天數小時的訓練結束，我整個人都像剛從水里撈出來一樣，虛脫，卻也暢快。我常常跟康復老師苦中作樂地開玩笑：“老師，你們說，我這么練，是不是誤打誤撞，把傳說中的任督二脈給打通了？”苦中作樂，是我們這群被命運選中的人，活下去的必備技能。

在這里，我不想浪費每一天。我想，每天流汗多一點，我的行程進步快一點。

手術后一個月，黃蓉又飛來昆明看我。

（第二次在昆明相見 朱輝 攝）

她和朱主任陪我在昆明逛了街，還極力推薦一起去看了電影《三大隊》，黃蓉是二刷，我是第一次。

電影里響起熟悉的旋律，“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搏激流，歷盡苦難癡心不改，少年壯志不言愁”，每一次響起，我都潸然淚下，我和黃蓉對視了下，發現她也熱淚盈眶。

對警察職業的眷戀，是刻進每一位穿過警服人骨子里的DNA。電影結束時，我們依然靜坐久久不愿離場，心好像滿了，又好像空了。

我不由想念起以前花園刑警中隊一張張熟悉的臉。2006年7月，花園刑偵中隊解散了，如今隊員們都各自分配到了不同崗位，但那份一起并肩戰斗的時光，早已凝聚成難以割舍的“花中”情結。

或許就是那段刑警歲月，讓我明白，做警察是一輩子的榮耀。

（黃蓉和朱輝主任陪黃曼一起看電影。王典春 攝）

在昆明最大的一個收獲，就是讓自己變得更獨立更自由。自己可以單獨乘地鐵逛市場，去景點。

自從高位截癱后，身邊人總是對我照顧有加無微不至。這份沉甸甸的愛雖溫暖，卻漸漸讓我失去了部分自我，也少了自由的空間。這次專程來昆明治療，我選擇獨自面對一切——沒有依賴他人的照料，反而重新找回了曾經那個向往自由、渴望獨立的自己。這種失而復得的感覺格外幸福，我在心里一遍遍告訴自己：我真的可以做到。

治療的時光，感受特別的真實，每天都要算，星期一該努力做治療了，要加油了，到了星期六，該輕松放假放松放松了，人活得有目標，活得特別帶勁、特別認真。朋友們還專程飛過來看我，我就帶他們坐地鐵昆明游。來的朋友太多了，我都快成駐昆辦主任了。

（不是在景區，就是在去景區的路上。黃曼 攝）

2023年年底，因為“春天心靈基金”的賬目需要親自審核，作為殘聯的一名干部，我還要去慰問看望其他殘疾病人，我決定嘗試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出行。我一個人訂票，獨自坐著輪椅，從昆明返回綿陽。

一周以后，我又獨自一人回到昆明，晚20:43抵達“春城”，馬上換乘21點04昆明南站到昆明站的城際列車，下來再轉1號線地鐵，5個站后又上到地面去另一個口子轉5號線地鐵，10個站后，到病房都11點了。

（獨自回家的黃曼，給郭強和兒子準備的驚喜。 黃曼 攝）

當我終于搖著輪椅，獨自穿越陌生的車站人流，順利回到昆明醫院的病房時，一種久違的、關于獨立和自由的豪情，像暖流一樣充盈了我的胸膛。“我為自己能夠獨立出行感到驕傲，是你們給了我這么大的信心和勇氣！”我第一時間發消息給黃蓉。

回到昆明后，我又開始恢復康復訓練，在汗水中，日子轉眼到了2024年元旦。我對自己說：這一年的故事很簡單，遇見重新走路的你，我很喜歡！

這一年的春節，我收到了特別珍貴的禮物，是黃蓉寄給我的大寶貝警官熊，上面有專門定制我的警號：030456，是怎樣的一份厚重的心意啊，這是怎樣的一份濃郁的懂得啊。

（印有黃曼警號的小熊）

（2024年，第四個人民警察節，我用“站起來走起來”的方式慶祝自己的節日。 黃曼 自制）

2024年5月，為期半年的康復治療結束了，我有了一個不一樣的“我”：我的右下肢能感覺到觸摸了，我能獨立讓自己從輪椅上移到床上，我能自己翻身了，我能自己穿衣服了，雖然下半身衣服還需有人幫忙，我能一個人出去了，以往這些都需要有人幫助。

真水無香公益再次雪中送炭送來第二筆捐助，讓我無比感激，無以為報，只能以更多、更拼的汗水來回應這份厚愛。

“動起來，嗨起來！”我給自己加油，每天走120步，我要迎著光亮站起來，站起來看風景，也許春天就不遠了。

（鍛煉手指功能。）

“我們不是讓她‘被行走’，而是讓她‘主動行走’，”朱主任強調，“足底有壓力感受器，每一步都是對脊髓的再激活、對神經的再訓練。”正是這種“主動康復”理念，讓我的脊髓功能在行走中逐步被喚醒。

七月，孩子放暑假，媽媽、郭強和孩子都來到了昆明，在醫院附近租了間民宿陪著我。家人的陪伴，給了我無窮的力量。

就在家人團聚的溫暖氛圍中，我迎來了生命中的又一個奇跡——我可以不再需要康復老師用肩膀托著我的臀部，完全依靠自己腰部和大腿殘存的力量，以及巨大的毅力，真正地“走”起來了！

第一次，我靠自己走了3步，隔天，我走了24步，一旁的輪友們全都熱烈鼓掌拍著手說：曼姐，雄起！曼姐，雄起！

就這樣，從3步到24步，到35、40、50、68步......每天的記錄都有突破，每增加一步，都是驚喜。

（在那些訓練的日日夜夜中，那些難忘的瞬間。）

在昆明治療長達四百多天，周而復始的康復訓練常常將人的體力逼到極限，但生命的時光，卻因此被賦予了清晰的刻度，沉甸甸的重量，以及前所未有的意義。

（每天迎接希望的光明。）

我和當年受傷后一樣，用文字記錄著在昆明治療的點點滴滴。我想告訴人們：醫院里并不僅僅只有苦難，這里充滿了溫情和激勵，遇見特別多的真實。

我把春天心靈基金會帶到了病房。

翠翠每次回家，都會帶回自己種的草莓給所有的病友分享，甘甜又怡人。9歲的小女孩被汽車追尾造成截癱，上午上課下午努力做治療鍛煉，每次見她都是笑靨如花。“別克”出事之前是當地森林消防人員，高大帥氣，說話熱情又開朗。四川老鄉蓉兒用她的自信善良和樂觀，給我們樹起了良好的榜樣......

病友們每一個都努力著，愛著別人，說起過去每個人都風輕云淡、過眼云煙，最關注的是當下，此刻，現在。

（病房中可愛的小病友）

我天性熱情，愛交朋友。在醫院，我和病友聊天、鼓勵他們，給他們梳理心理情緒，還幫著醫院一起組織病友和家屬的戶外活動。我們排著輪椅長隊，去海埂大壩春游，做游戲，燒烤。行走在綠道上，走在陽光里，幸福得很呢。

大自然的每一處風景都藏著神秘治愈力，能溫暖每個人。我又可以向大自然張開自己的手臂，做著我最喜歡的飛翔動作。

我跟輪友們說：“接受現在不完美的我們自己吧。陽光這么好，大海這么藍，天空這么廣闊，所以，別辜負了今天，珍惜每一個此時此刻。”

（車輪滾滾，滿懷的都是愛與希望）

轉眼，我在昆明治療就滿400天了。每個星期、每一天我都很充實，周一到周五每天6點起床收拾整理，7:40準時下樓，每天有14次、時長達8個多小時的各項治療，人累到了極致，也累到了邊緣。到周末兩天，我去街上探尋春城，然后滿血復活又投入新一周的戰斗中。

400多天里，我得到了朱輝主任優秀的醫療團隊、真水無香公益志愿者們、細胞研發公司領導的關心、幫助、問候和鼓舞，感受到各種人間美好，感受到竭力獨行的人生路上，遇見彩虹，遇見光亮。

這點點滴滴匯聚成海的愛，從未離開，它們是我生命中真正的風鈴，在苦難的狂風中，為我奏響希望的樂章。

去年11月，秋色越來越深沉，我有點想家了。我結束了一年多的治療，和醫院的醫護們一一告別。

（醫 護團隊為黃曼專門定制的蛋糕。黃曼 攝）

大家為我辦了告別聚會。告別時，一向冷靜理性的朱主任也紅了眼眶，她說舍不得我，說我讓其他病人和醫護人員，親眼目睹了一位脊髓損傷者所能展現的極致堅毅、樂觀與自律。

“希望大家有機會多到四川來玩，帶你們吃火鍋看變臉，看大熊貓，玩九寨溝！祝福所有的人平安喜樂!”發完這條信息，我哭了。

史鐵生在《扶輪問路》中寫：“苦難既然把我推到了懸崖邊緣，那么就讓我在這懸崖的邊緣坐下來，順便看看懸崖下的流嵐霧靄，唱支歌給你。”這不僅是文字，更是一種生命在烈焰灼燒后，靈魂淬煉出的金石之聲。

直到我遇見黃曼，看見她如何安坐在自身命運的斷崖邊，甚至還在風中搖響一枚屬于自己的、清脆的風鈴，我才真正觸摸到這句話的溫度。

（滿眼新綠。陳華 攝）

她身上的標簽繁多，像一層層蛻下的蟬殼：刑警、一等功榮立者、戶外運動愛好者、高位截癱患者、心理咨詢師、公益人、妻子、母親……每一個，都是一場生命的急轉彎，一次血肉與精神被迫的決絕重塑。

在黃曼的治療過程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場手術的成功，更是一個生命重新站起來的縮影。朱主任說：“黃曼是一個了不起的女性，她的堅強和樂觀，也在不斷感染著我們團隊的每一個人。”

這三年來，我們也陪著黃曼一起重新出發，感受著在她身上的種種進步。

（在昆明的晴空下。小青 攝）

術后的微信群，成了黃曼的捷報傳送站。她的信息，常常在深夜或清晨響起，帶著按捺不住的興奮：

“今天，我獨立站立了30秒！”

“劉老師扶著我，我邁出去了三步！像踩在棉花上，但真的是我自己走的！”

“我今天自己從輪椅挪到床上了，雖然累得快虛脫，但我做到了！”

“我一個人坐地鐵去了市中心，看著人來人往，哭了又笑了。”

“我去看了歌劇，十七年了，我終于不再是劇場里那個需要特殊照顧的‘輪椅觀眾’。”

每一個“第一次”，都像一塊拼圖，將她破碎了十九年的世界，一片片重新拼湊起來。她不再是那個只能數天花板的格子、在噴泉下無力掙扎的姑娘，她正在一點一點把命運奪走的東西，親手奪回來。

朱主任曾說：“問問脊髓損傷病人什么最幸福，他一定會告訴你，能夠自由地行走就是最幸福。”

我們這些擁有它而不自知的人，或許永遠無法真正體會，“行走”這兩個字所承載的全部重量與狂喜。

黃曼說：“我們雖然抽了一張最爛的牌，但是我們也會把它打出漂亮的好牌。”

（今年四月，我們又見面 了。陳華 攝）

這次采訪，是我接受過的最多人分享的采訪。很多的片段都是由他的朋友家人戰友共同組成，充滿溫情熱情感情激情，是他們在黃曼的生活中織起了這樣一張堅韌的保護網。

他們善待黃曼，也善待她的朋友。回到杭州的這幾年，總是陸續收到黃曼朋友們寄來的各種四川特產。我想，生活在這樣的朋友中間，才會有那樣一份熱愛生活的底氣吧。

今年4月下旬，我再次飛赴綿陽去看黃曼，風塵仆仆地再次給了她一個大大的擁抱。這是個春暖花開的日子，我和她的約定始于3年前的春暖花開時，一直延續到如今。

這次，她所有的朋友們，能趕來的都來了，請我在江邊一起吃飯，她們準備了滿滿的花束塞滿我的懷中，表達她們由衷的感激。在她們的口里，黃曼的身體不僅轉好了，心情也真正地好起來，昆明回來的黃曼就像換了一個人，有了重生的感覺，更輕盈，更高昂，更活力。

我們坐在江邊喝茶聊天拍照，陽光照在閃亮的江面上，仿佛那些曾經閃亮的日子從未遠離。

（情義無價。陳華 攝制）

2025年春晚，王菲在歌中淺吟低唱：“贈我一場病，又慢慢痊愈搖風鈴；贈我一場空，又漸漸填滿真感情。”黃曼聽得無限感慨。

這十九年，世界看似殘忍地贈她一片虛無的空曠，卻被無數雙來自四面八方、溫暖而有力的手，用最真摯最樸素的情感，一磚一瓦地填滿，直至溢出，豐盈了她整個的后半生。

她活成了自己的太陽。那場車禍折斷了她的翅膀，她卻用十九年的苦難作纖維，用不屈的意志作經緯，為自己編織了一副新的羽翼。

黃曼的工作室叫春天心靈基金，她動手術康復又是在春城昆明。她最喜愛的黃桷樹也是在春天開花，毛茸茸的充滿綠意。她最喜歡春天的大山，滿山遍野開滿春花，生命永遠都如春天般蓬勃。

在黃曼身上，的確有一個不可戰勝的春天。那不是季節，是一種生命的狀態——無論經歷多少嚴冬，內里的生機，從未止息。

（輪椅上的視角，仰望的永遠是藍天。 黃曼 自制）

作者：黃 蓉

編輯：胡 冰

排版：紫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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