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推動中高考改革，北大教授兒子兩次輟學：是該救救孩子了

“我的母親是北大教授，我輟了兩次學?！?/p>

前段時間北京大學教授趙冬梅的演講引發(fā)了全網(wǎng)熱議，她的兒子出身北大教授家庭，卻經(jīng)歷了厭學、休學，以及初高中兩次輟學。

而最近，趙冬梅的兒子泱泱——佟浩然，也在演講中，從他的視角講述了自己的經(jīng)歷。

他說到：“上學和不上學都是不同的路，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兩條路都要克服很多困難才能走到終點?！?/p>

而對于趙冬梅而言，一開始，她也不太能接受孩子不上學，幾次想要將孩子重新送回學校，孩子去過大專、出國讀過高中，但最后還是離開了學校。

陪兒子最終脫離學校教育這個軌道的過程中，她不斷問自己：“我需要兒子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

最終，她找到了自己的答案。而這個答案，對于仍在學校教育中內(nèi)卷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以及我們的教育系統(tǒng)和環(huán)境，也提供了一些解法。

尤其是看到近日央視《焦點訪談》采訪中，教育部部長懷進鵬提出要：

推動高考綜合改革，加快探索推進均衡派位、登記備案等中考多元錄取機制。將通過政策和制度的設(shè)計來淡化競爭，減少焦慮。

而如果環(huán)境改變，很多孩子的黃金那幾年可能就不會浪費，就不會走上一條走不通的道路。

1

從厭學到初中輟學：

“學校的環(huán)境特別‘卷’”

泱泱選擇輟學，早已有跡可循。

他認為這可能跟父母從小對他的“放養(yǎng)”教育有關(guān)：爸媽都是北大的大學教授，一個研究生物，一個研究歷史，但他們在兒子身上的教育模式，卻并不死板。

當別的孩子為了“不輸在起跑線”上而早早就提前學習小學階段的知識時，泱泱每天一個人在外面玩到八、九點才回家。這讓泱泱覺得自己有時挺“異類”的，當別人在玩命學習時，他甚至約不到一個可以一起出去玩的伙伴。

“我很貪玩，但學校的環(huán)境卻又特別‘卷’?！?/strong>

在這樣的背景下，泱泱的學習成績自然不好。而老師一般都不太歡迎成績差的孩子。

當他和同學發(fā)生沖突時，老師也總是會偏袒成績更好的學生，而不是成績常年墊底的泱泱。

在小時候的他看來，說不上來哪兒不對，只知道自己懷著一種不適的感覺，直到初中，這種不適終于才在不斷積累之下迎來了爆發(fā)。

初中時，因為中考的升學壓力，學校的環(huán)境更加壓抑。

周考、月考、小考、大考......學習的進度要往前趕，考試的次數(shù)也逐漸增多?？荚嚨哪康谋緛硎菫榱藱z測學習的成效，但在瘋狂內(nèi)卷的環(huán)境下，考試逐漸成了同學之間競爭、攀比的工具。

初入這個環(huán)境的泱泱，并沒有一開始就擺爛、厭學，剛上初中的他，決心好好學，畢竟對于一個孩子來說，沒有人想甘于人后。

但從60分提到了70分，并不會有任何的正向反饋，在結(jié)果導向的教育評價體系里，考試只有100分和0分，要么是學霸，要么是學渣。

泱泱記得，老師常對他說：“你爸媽怎么生出你這樣的孩子”。

“學霸父母孩子也得是學霸”——這樣的觀念始終壓在泱泱的肩上，成績差成了他的“原罪”，也讓趙冬梅在老師面前感到羞愧。

但趙冬梅想，自己孩子成績差，到底是哪里差？是誰規(guī)定的這個“差”？

在她看來，如果以過去的標準來看，泱泱絕對不算是個成績差的孩子，每次考試，他的成績都能維持在75分以上，偶爾還能考一百分。

只是因為在“優(yōu)績主義”盛行的今天，全班同學的成績都在90分以上，只要不考高分和滿分，都算是“成績差”。

上學在泱泱這里逐漸成為一個背負著巨大心理壓力的事情，“休學”這顆種子也一點一點地在他心里發(fā)芽。

起初，只是“裝病”，讓媽媽幫他請假，一次兩次三次，直到不斷請假成為一種心理負擔，就像對上學積攢的負面情緒一樣，請假的次數(shù)越多，返校的想法就越少。

沒有哪一天就“正式”的選擇休學，而是在一次請長假之后，泱泱就再也沒有回過學校。

他把自己屋里的門鎖起來，幾乎不和父母見面。為了避免白天撞上，泱泱甚至把作息晝夜顛倒，天亮了就睡覺，等晚上父母睡了，再出門上廁所。一種若有若無的低氣壓，始終籠罩在他頭上。

直到泱泱意識到自己已經(jīng)“休學”時，他才把那口始終憋著的氣呼了出去。就像攥了太久的沙子終于撒了手，那些日夜翻騰的糾結(jié)、自我拉扯，突然就跟著散了。

當然，他心里頭也沒因此亮堂起來，那份松快里總裹著層說不清的沉，算不上多舒坦，倒像是沒底的空罐子，晃一晃，盡是發(fā)悶的回響。

他情緒的變化終究也瞞不過家人的眼睛，輟學這件事像根無形的線，一頭牽著他心里的空落，另一頭則纏成了父母心頭解不開的結(jié)。

畢竟，要父母接受孩子的休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休學后的一年里，趙冬梅和丈夫、丈夫和泱泱總是發(fā)生爭吵，趙冬梅一邊要安慰兒子，安慰丈夫，還要安慰自己。

那段時間不僅是泱泱一個人的難熬，更是趙冬梅人生的至暗時刻，每次回家的時候，她都總是會莫名其妙的緊張?！?strong>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孩子在里邊究竟怎么想，他會做些什么事情，我完全沒有把握。”

在走進小區(qū)樓的時候，趙冬梅的腦海里也會不斷地預演，樓底下會不會聚集了一堆看熱鬧的人，或者那個樓底下有沒有拉起警戒線。

泱泱把自己關(guān)在房間多少天，趙冬梅就提心吊膽了多少天。

無論是趙冬梅還是泱泱，那時的他們都陷入了無窮無盡的迷茫，泱泱的未來在哪里？眼前一片迷霧，他們似乎看不到終點。

2

輟學以后：

“我開始接納孩子做一個普通人”

作為一個從小學習不用愁、成績始終名列前茅的“學霸”，趙冬梅對學校教育抱有一種慣性，希望孩子走“讀書”這條最安全、最簡單的路。

因此，在趙冬梅和丈夫看來，再怎么樣也得找一個學上。

一開始，趙冬梅通過投兒子所好、帶他做手工，讓兒子的情緒有所好轉(zhuǎn)。好轉(zhuǎn)后，她的第一反應是幫孩子補課、讓孩子回學校，可回去后兒子考得差，厭學情緒又反復，最終初中輟學了。

后來，他們給泱泱找了一個大專的預科——一個常規(guī)之外的學校。

在大專里，沒有為了成績而內(nèi)卷的同學，也沒有為了分數(shù)而焦慮不安的氛圍，泱泱在里面獲得了在以前的學校從來沒有得到過的自由。

每次回家，泱泱都會跟媽媽講他的同學，講自己正在讀院長推薦的書。趙冬梅覺得那時的自己“心里樂開了花?！?/p>

“甚至在那里，我覺得兒子像‘學霸’了。”

但和所有家長一樣，當孩子表現(xiàn)的“還可以”時，家長總是會覺得孩子“還能更可以”。于是一開始的“只要孩子開心快樂”慢慢被膨脹的欲望取代，從“厭學”情緒中好轉(zhuǎn)之后，趙冬梅認為泱泱又可以重返學校了。

“大家應該聽過普希金的那個童話，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我就像那個漁夫的老婆一樣，對，我又加碼了?！?/strong>

在去美國進修一年時，趙冬梅想把兒子也帶過去調(diào)整一下，重新回到高中，重新拾起那個沉寂已久的“大學夢”。

但美國的高中也很卷。泱泱每天早上起來去上學，因為聽不懂語言，到了教室一坐就是一天。“你要知道這是一個中國的學渣到了美國的高中，并不會搖身一變變成一個學霸。”

為了不辜負媽媽的信任，泱泱還是熬下來了，他艱難地把一次次考試都考及格。

但看著兒子明明不喜歡卻仍要痛苦地去學的身影，趙冬梅不禁反問自己：“我到底需不需要他去再回到學校去？”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趙冬梅總是會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待問題，她想，學校教育并不是天經(jīng)地義自古就有的，既然是后天建構(gòu)的，為什么所有孩子都得走這一套呢？不走學校教育的道路，是不是也可以？

內(nèi)心里隱約有一個答案告訴她，不上學，天并不會塌。那些因為離開學校而缺失的教育，或許在其他方面也能夠得到補足。

例如趙冬梅逐漸發(fā)現(xiàn)了兒子身上的一個閃光點，當泱泱需要用到某種知識時，他會去主動地利用各種途徑去找，而在趙冬梅看來，這是一個人很重要的學習能力，“我想這個本事可保他無虞”。

當她意識到這一點時，她明白，兒子確實不再需要重新回到學校去了，他能夠養(yǎng)活自己，也可以活得很好。

于是，趙冬梅終于和兒子輟學這件事和解，她不在執(zhí)著于送孩子回學校，“我接納我的孩子做一個普通人”。

但她和兒子約定好：可以不上學，但必須接受自己沒有大學文憑這件事。

趙冬梅和泱泱說，“你想好了，要你想謀求文憑，你就橫下一條心，把苦吃下來，回去上學。但你說，咱不要這些了。你得保證：將來有一天，跟同齡人再坐在一個桌子上，你不能自卑?！?/strong>

他們也達成了這樣一個共識——可以不上學，但不能不學習。

3

那些脫離軌道的腳步，

通往的是獨一無二的風景

輟學后的泱泱也確實從未停止過學習：

他覺得編程很有意思，就去自學了編程；喜歡四驅(qū)車，就去汽修店里幫朋友修車改車；18歲時，他開始琢磨自學攝影，靠幫別人拍汽車活動的照片，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如今的泱泱，是一名攝影師，從攝影助理到正式入行成為一名專業(yè)攝影師，他用了三年。

那個曾經(jīng)貪玩的孩子，如今可以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抱著幾十斤的設(shè)備滿場飛。

因為攝影這份工作如今給他的成就感，以及那種努力就能得到正反饋的收獲，讓他逐漸感受到了自己生命的價值。

看著兒子在如今的工作中熠熠生輝，趙冬梅也不再糾結(jié)那段輟學的經(jīng)歷。

如今的趙冬梅認為，陪孩子走來的這一路，是孩子給她上了一課。

對于兒子被學校落在了身后，趙冬梅一直很自責，但她并沒有覺得是自己和丈夫從小對泱泱“放養(yǎng)”式的教育讓兒子脫軌，相反，她認為是她從小對兒子的關(guān)心不夠，沒有及時發(fā)現(xiàn)他和學校教育“格格不入”。

“我從17歲上北大就沒有離開過那個地方，所以對于北大以外的世界，包括小學、中學我都不太了解，因此我沒有給我兒子足夠的幫助。”

她不斷反思，自己忽略了兒子在班級里始終是一個被忽視的角色，“我其實多少年以來，都不知道他的學上得那么痛苦。老實說我其實是到很后來才真正的理解了他”。

當趙冬梅再次想起兒子輟學的事，她才意識到，自己從前總以為兒子是因為學習不好才不愿去學校。

身為學霸的她和孩子爸爸都覺得，只要一家人擰成一股繩，逼孩子一把——“只要他用功，我們花一點時間搞一搞，我們就一定搞上去了。”

但他們都忽視了，兒子和學校教育的“不搭”，從來就不在于成績好不好，而是在于他從內(nèi)心里很難認同學校教育的選拔邏輯。

在瘋狂內(nèi)卷的競爭下，他很難從學習這件事情上獲得正向的反饋和肯定，而對于一個從小就被父母告知要在乎自己的感受的孩子來說，這樣的環(huán)境是難以忍受的，輟學也就成為了必然。

而對于為什么總是抱有一種路徑依賴——認為學校教育能解決孩子成長過程中的所有難題，趙冬梅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我歸根結(jié)底對自己是不放心的，或者說我沒有那么足夠的信心。我仍然希望我付錢把他托付給學校，把他托付給另外一些以此為職業(yè)的人，把他托付給一個體制，走大家都走的路?！?/strong>

可正是這種將孩子托付給體制的依賴，讓她不由地往深處想：當我們默認沿著這條大家都走的路前行時，我們是否忽略了些什么？

趙冬梅進一步思考今天的學校教育——“當學校把語文數(shù)學英語這些知識排在第一位時，那些跟生命、生活有關(guān)的的常識和知識，卻要等完成了全部的教育、進入社會之后才開始學習?！?/strong>

而后者，對于一個人的生存和生活來說，也許更加重要。從這一點出發(fā)，去探尋學校教育之外的另一條路，似乎無可厚非。

當然，趙冬梅和兒子的故事有一定的特殊性，泱泱之所以能夠不斷試錯自己的人生，離不開父母對他的兜底。他自己也說到“放在一個普通的北漂家庭，你大概只能走最確定的那條路”。

但這并不影響我們今天通過他的故事去看到教育的另一面。很多孩子在學校里一直被貼上“學渣”的標簽，這并不代表他們就一事無成。

我們總是人為地去給人生的每個階段設(shè)置一個固定的目標，例如讀書的目標考一個好成績，而考好成績的目標則是上一個好大學，似乎只要達成了，就算是“上岸”。

但正如趙冬梅后來所說的：“‘上岸’其實是一個偽命題，歷史是復雜的，生活也是復雜的。人生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p>

的確，當我們在學校教育中去尋求一種確定的答案，每個人都沿著那條設(shè)定好的人生路徑前行時，往往忽略了其實人生遠不只一條路可以走。

我們總在追問“怎樣才算成功”，卻忘了成功本就該有千萬種模樣。當我們愿意放下對“標準答案”的執(zhí)念，允許孩子帶著自己的節(jié)奏慢慢成長時，才會發(fā)現(xiàn)——

那些看似偏離軌道的腳步，最終會通往屬于每個人出獨一無二的風景。而這，或許才是教育最溫柔的底色。

參考資料：

[1]一席少年-上次我來一席的身份是北大教授，這次是一位輟學孩子的媽媽

[2]新世相-我媽是北大教授，我初中都沒上完

[3]新世相-承認吧，“上岸”是個偽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