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成分論”年代的那些荒唐事兒

作者：金雁

來源：“秦川雁塔”公眾號

作者簡介：金雁，1981年畢業于蘭州大學蘇聯史專業。1982年任教于陜西師范大學，1994年任職中央編譯局研究員，2006年任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蘇聯－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專家。

唯成分論年代的經歷

金 雁

1970年我16歲。我們全家“下放”到L縣已經五年了。

69年初中畢業以后，因為我們是“黑七類（“地富反壞右”五類再加上資本家、“黑幫”，父親屬于最后一類）子女”，不能升高中不能招工，更別想招干參軍了，完全就是不入流的“賤民”。而且實際上在某些方面，我們的地位比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還要低，可能還要加上一個“異”字。在本地人看來，我們是客居此地、招人不待見的“異鄉人、外地人”。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說過，在當時的社會分層結構中，表面上外地人處在“上層”。可能當時有“異地為官”的規則吧，或者與此地當年是由解放軍“一野”解放，以及1949年后西北局干部調配有關，反正我們在L縣的那一階段，我印象中縣委、武裝部這一層陜西、河北人居多，科一級大多是湖北、四川籍的復轉軍人，縣醫院、文化館、縣一中二中的文化人當中，也是南腔北調的，文革中的六二六、三線企業人員增多，使這個小社會中頗有點“五湖四海”的樣子。

剛到此地時，并沒有感受到太強烈的排外感。那時講普通話的人反而多少還有點“優越感”。但是生活深入下去就能感覺到，在真正的熟人社會里，我們是“客”，本地人是“主”。在工作學校之外，當地真正的民間生活并沒有接納我們。要想盡快進入角色融入其中不是那么簡單，要想從外來的“他者”變成他們認可的“自己人”，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西北局舊址

不知為什么，家里的男性好像遲鈍些，而女性們都感知到這一點，并有些“刻意”的“接地氣”，我很快就能講一口流利的本地語言了。媽媽在印刷廠和面粉廠工作時，對鄰居們要點邊角紙張或者喂雞的落土糧食，都盡可能的有求必應，我們和近鄰的關系都不錯。巷子里的人都稱呼我父親“金老師”，盡管實際上他從未任過教，而我母親則根據當地稱呼為“他金嬸”，這兩者看似沒區別，但從方言上則透露著親疏。

隨著局勢的變化，當地人對我們的態度也在轉變。當時挨批斗的人當中無疑是“異鄉人”占了多數。雖然“斗走資派、批牛鬼蛇神”并不帶有地域歧視，可能連“造反派”都沒有意識到，地域色彩與階層構成之間有什么關聯，但是看著那些此前得意的外地人被批斗，本地人幸災樂禍溢于言表，我想過去的優越感與現在“倒霉”時的招人反感是成正比的。

說來這里面還有一段故事呢。不知為什么父母工資這樣很私密的事情，我們剛到縣城就弄得眾人皆知。按理說，我父母的工資級別放在北京、西安這些城市里也就是一般水平，但在小縣城還是顯得有些扎眼。有好事者給我們家算了一筆賬，覺得在人均收入十幾塊的小縣城里，一家里可以人均到50—60元是足夠咋舌的。曾經有人就問過我，你們家那么多錢怎么才能花掉呢？話說回來，不管多少，那也是父母在機關里評職稱發的，不奪不搶，憑什么就不能拿得心安理得呢？

鄰里鄰居的互相幫襯是理所應該的，別的都好說，最讓我們招架不住的是“借錢”。一般情況下人們倒倒手，月底借月頭還，媽媽也是不敢駁面，但是有人借了不還倒挺理直氣壯，到時候依然來借錢，篤定了是沒打算還的。畢竟我們還要給奶奶姥姥寄錢，還要接濟不寬裕的親戚。為此媽媽拒絕過一兩家遠鄰。

1965年秋天這里搞“第三期社教”，其中一項內容是“民主革命補課”，據說“彭高習”主政西北導致當年“革命不徹底”，很多“階級敵人”漏網了，因此要重新劃定成分。因為當時下放落戶的時候，父母分別落到了自己單位，我和哥哥落到了學校，家里的戶口簿上只有弟弟一人。等到成分張榜的那一天，9歲的弟弟哭著跑回家來，指著自己的鼻子對著我們說，你們去看看吧，“我是‘地主’？”天真的孩子，田無一壟，房無一瓦，怎么就成了‘地主’了呢？

社教運動

母親去找社教工作隊的人，他們推諉說，這事是領導和群眾定的，我們無權調整修改。母親只好去找縣社教工作團副團長、軍分區C副司令員。母親問他，你家里是什么成分？你現在填的是什么成份？他說，我家庭出身是“中農”，我是抗戰時期參軍的，現在是“革命軍人”，我的兒女自然都填“革命軍人”。

母親對他說，首先，標準應該是一樣的；你的孩子能填“軍人”，我的孩子為什么不能填“干部”？他說，本來是可以填“革干”啊，但是你們犯錯誤了，就不能填“革干”了。我母親說，“軍人”、“干部”、“學生”都是一個階段的職業概念，如果“軍人”可以作為“成分”的話，“干部”為什么不可以？至于前面的“定語”是另一回事，況且是否“革命”不是自己說了算的，再說了，犯了錯誤可以改正啊，改正了就是“革命同志啊”。“孩子的父親還是四十年代的地下黨呢！”

這位C副司令員還算通情達理，他說你講的這種情況比較特殊。我無權決定你那9歲的兒子是什么成分，但是我可以了解一下情況，同時向上級反映后再答復你。后來他還真的詢問了我們所在東巷大隊的工作組。據說在討論我們家成分的時候，有一兩位貧協的人特別積極地主張把我們家劃成地主。理由是我們這一片沒有“地主”，會被上級認為工作不力。因為沒有地富，沒有階級斗爭，是不利于打開運動局面的。甚至說他們那么有錢，他們家不是“地主”誰是“地主”。還有人說，他爺爺是地主，那孫子當然就是地主了，所以我們家作為外地遷入人員就應當是“民主革命補課”對象了……

真讓人哭笑不得，這都哪跟哪啊，挨得上嗎？竟然沒有人覺得荒唐。媽媽一想就知道，可能是沒借錢而得罪了什么人。

無處講理的地方在于，父母現在的工資和“靠剝削”的“地主”家庭沒有任何關系。尤其是母親，家中到我姥姥那一代就已經是天津紡織界的“職員”了，我母親她們那一代都是靠父輩的薪水養活，延續到我們已是第四代人了，沒有沾過“地主”祖先一絲的光，反而讓我們孫輩都成了“地主”。

所有的人都承認這件事不合理，但是那時“沒有貧農就沒有革命”、“在思想上行動上依靠貧下中農”的口號下，沒有人敢于出面更改。最后C副司令員提了一個“個人”建議，你們的子女可以填“干部”試試看，他還補充說，不過我覺得不一定行得通。果然，我們的檔案不管個人怎么填寫，只要到了縣上，總會有“熱心腸”的人“幫助”你改回“地主”的。

后來我看到了批判C副司令員的大字報，想起媽媽說的那句話：“是否‘革命’不是個人說了算的”。想著他只不過比父親“倒霉”晚了兩年而已。即便如此我還是很感激他的，認為他有人情味、講道理。母親態度柔和地論理，雖然既符合邏輯又反映的是實情，但是如果惹得當官的不高興，整你不就像踩螞蟻一樣。他還是能夠聽取并實事求是地處理問題。所以雖然只見過他兩次，半個世紀過去了，我依稀還能記得他的模樣。

那些年，我們這些“黑七類子女”的日子很不好過。巷子里那些男孩子不太敢惹哥哥弟弟，專門糾結一幫半大小子起哄欺負我，向我扔石子，拿彈弓打我。在我后面喊“洋婆娘，穿洋袍，吧唧一聲摔一跤”，“嗇皮家家周扒皮，錢多砸死你，吃飯噎死你！”沒給借錢那家人的孩子還放狗出來嚇唬我。我當時就對這種煽動底層仇恨意識的做法很抵觸，但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金雁/插畫

我所在的縣當時還沒有知青上山下鄉，我就在家里一邊自學看些書，一邊想方設法找些活計干。這期間我什么都干過，給學習班當過記錄，給B鎮當過跑腿的，這些都是義務的，只求人家能夠接納我。父母工資雖不低，但是要幾處寄錢，到了月底也常常捉襟見肘，而且說不定什么時候就被凍結了，我們不得不早點自立早點想出路。

為了生計我和弟弟也打些零工補貼家用，我曾去苗圃鋤樹苗，在河灘里裝沙子，幫人糊信封糊火柴盒或者拆棉紗。但是這些活計都干不長，長則十天半個月，短則三五天。弟弟找了份跟著測繪局的人搞地質普查的工作，跑遍了全縣的山山水水，學習繪圖制表，我很喜歡他的那份工作，可惜人家不要女的。

金雁/插畫

當時父母對我培養有分歧。父親主張把我當男孩子養，凡是哥哥弟弟能做的事，都鼓勵我去嘗試，還曾經教過我幾手搏斗防身技巧。媽媽則覺得女孩子應該有女孩子的模樣，一天到晚跟在男孩子后面整的跟個“泥猴”似的，怎么得了。父親說了一句很文言的話，原話我已經不記得了，大概意識是說，“亂世”中像男孩一樣皮實潑辣一點好活。我心里的小九九則是，跟著哥哥弟弟就會少受欺負，其實哥哥他們怕其他伙伴譏笑，一般不愿帶著我。我剪的短短的運動頭，像小尾巴似的混跡在男孩子中爬樹、翻墻、打架、游戲……性格中無形中多了一份生活所迫的“保護色”。

我曾經在蔬菜公司打過短工，無論是收菜還是腌咸菜，我都很賣力氣，因此口碑不錯。后來有一位同學的媽媽調到蔬菜公司當副主任，便介紹我去那里當臨時工，每個月30元工資，比正式入職員工少6元，要到離城20里外的W鎮上班。我倒很是歡喜，畢竟有了一份固定些的工作，工作之余照樣可以看書，也可以躲開那些起哄架秧子的討厭男孩。

我打著四方塊的背包，臉盆里裝了兩本魯迅全集、兩本列寧全集滿心歡喜地工作去了。W鎮因是交通要道的火車站所在地，是西進的必經之路，有機務段，不管是火車客車都要在這里加水或者換機頭。有軍需供應站、省木材轉運站，還有一些廠礦企業，比起縣城所在的B鎮，W鎮是一個更加外地化和包容的地方。

我們蔬菜商店在老街北面緊靠火車站的主街上、汽車總站旁邊，軍需物資站的斜對面，前面是門市部，后面是狹長一條，五間磚瓦平房是宿舍，后面有庫房、菜地和豬圈。

職工連我一共是八個人。J主任是轉業軍人，大概是1962年中央“關于選調轉業軍人到商業服務部門”的指示下來的。他是河北人大高個子，一天到晚黑著臉挺唬人的。小Y和老P都是鐵路上機務段的家屬，小李子比我大3歲是正式職工，萍萍媽是我們廚師，因為萍萍是智障兒，她只負責我們每天兩頓飯。小S是業務加采購，不在門市部上班，李大爺既是門衛也是庫房保管還兼喂豬種菜。

宿舍的第一間是值班室，我和小李子住第二間，小S住第三間，J主任住第四間，最后一間是廚房，李大爺住在后門門房里。老P、小Y、萍萍媽都是當地人，下了班就回去了。我們的工作忙閑不固定，大頭在于單位采購，有時候過軍車上補給，一個人恨不能生出三頭六臂來都不夠用，閑的時候一天也進來不到20-30人，也就幾十塊錢的零售營業額。

我很珍惜這份工作，不忙的時候我就主動去給李大爺打下手干別的活計。李大爺有些耳背，但是很耐心一樣樣地教我。我挑水種菜喂豬，看著小小的蘿卜苗、茄子一天天長大結果，很是高興，李大爺還專門給我劃出了一小塊地，隨便讓我種什么。

金雁/插畫

李大爺把土炕刨了做肥料，還教我打土坯盤新炕。打土坯的時候，挽著褲腿光腳丫子，用長方形的四塊木板條做外框，先撒一把草木灰，接下來三锨八杵子，四個腳底子——也就是三鐵锨土，用杵夯八下，李大爺力氣大，夯五下就可以了，而我則要多杵三下，然后在四個角各跺一腳，打開木條，整齊地把土坯摞起來晾干就可以了。

說實話我有些怕J主任，他一天到晚虎著臉，讓人感覺后脖頸子發涼，覺得自己像做錯了什么。不過有兩件事使我改變了對他的看法。一件是有一次總社來人想打發李大爺回家。J主任說，那么大年紀了，在沒有合適的人來之前就讓他干著吧，多一個人也不多。還有一次J主任的女兒來看他，因為他女兒和我弟弟同一年級，我們年齡相仿又都是外地人，總有些共同語言，女孩子們很快就混熟了，在一起說說笑笑，J主任看著我們也露出了難得的笑臉。

我們除了正常上班，不包括李大爺剩下的7個人要輪流值班。說穿了不過是在值班室里守著電話機，以防有什么重要通知。一般而言值班不過是換個地方睡覺而已，我到了兩個月接到過一次軍需供應站的電話，要求我們補充蔬菜水果，估計是過軍車所需要。還有一次讓我們連夜上街歡呼，迎接最高指示。我喜歡值班是因為每值一次班，就有3角錢的“夜班補貼”，這樣我回家的車費便有著落了。

但是奇怪的是，小李子不太喜歡值班，每次輪到她值班就情緒不高。好像記得是深秋季節，我們宿舍里還不能生火燒煤爐，但是值班室有一個大鐵皮煤爐已經燃起來了。輪到我值班，小李子恰好請假回縣城，小S去外地采購去了。晚上就剩下我、李大爺和J主任三人。我早就盤算著在值班的時候，要借著值班室煤爐的熱乎勁“大洗一通”。L縣缺水，平日里沒處洗澡，秋風瑟瑟下人萎手縮腳的，已經好多天像“貓洗臉”隨便劃拉劃拉，手上的皮膚都粗糙爆皮了。

小李子臨走的時候，特別囑咐我，晚上一定要把門鎖好。我說，你放心吧，有J主任還有李大爺，小偷絕對進不來。她欲言又止，最后還是什么都沒說的走了。晚上我在整個院子巡視了兩遍后，才挑了兩桶水，把爐子生的旺旺的，自己先擦了一個澡，把能洗的衣服都洗了，用竹竿搭在兩把椅子上，圍著火爐晾了一圈的衣服，整得值班室熱氣騰騰。晚上11點鐘出去倒水的時候，J主任在門口抽煙時還問我，為什么還不歇息？我還特意表現說，“值班就要有值班的樣子”。

最后我在房間里用力一甩手，把碰鎖“咔”的一聲碰死，這才準備歇了。臨要睡覺時看見臉盆里的熱水，猶豫了一下，又把身上的小背心也脫下來洗了，想著明天早上一準就干了。這才暖暖和和地沉沉睡去。

金雁/插畫

誰知半夜里突然發現我的被子上面躺著個人，滿嘴酒氣。我驚得一身冷汗——明明鎖門了，這個人是怎么進來的？只見那人用公鴨般的假嗓說，“小金，我們玩玩”。這一聲“小金”，讓我分辨出來是J主任，但是他完全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

我們那個時候經常被教育要與壞人壞事作斗爭，寫作文大家都說要做雷鋒、王杰、劉英俊。父親也常說，如果有人要欺負你，不要示弱，要敢于斗爭。我沒想到會遇到領導這樣的壞人。我因為沒有穿小背心，裸著上身，不敢起來，就拼命裹緊了被子往里靠。他發現我默不做聲，就得寸進尺一邊抱著我的臉亂啃，一邊伸手從被子下面亂摸。

他力氣大我一時掙脫不出來，躲避的過程中頭無形中碰上了應急燈。我值班時害怕斷電或者遇到緊急電話，總是把應急燈放在枕頭旁邊。我雖然慌張害怕，但是也知道在這個大院子里，只能靠自己了。李大爺住在遠遠的后門，就是我大聲喊，別說他耳背聽不見，就算聽見，以他的腿腳什么時候才能走過來呀。

我屏住氣急忙伸出手打開應急燈晃他的眼睛，趁著他瞇著眼睛的光景，光著腳飛快跳下床，從晾衣服的竹竿上隨便扯了一件衣物，在胳膊下面圍了一圈，用腳把小板凳、臉盆踢得叮鈴光啷，并無意中摸到了捅爐子的鐵鉤子，我一手舉著應急燈一手拿著鐵鉤子，大聲喊，“混蛋，你出去！出去！”他也許沒有想到我會是這般反應，也許是被應急燈晃得睜不開眼睛，竟然遲疑了一下。

可能他知道整個前院就我們兩人，回過神來便有恃無恐的上前來奪我手中的工具。我知道打不過他，看著電話，心里飛快地盤算，是隨便撥一個號碼呢，還是用電話去砸他。因為轉盤電話撥打起來比較麻煩，比較省事的是把電話扔出去。他發現我的目光注視著電話，那時候電話屬于戰略物資，無論是毀壞還是隨意撥打，都非同小可，事后一定會被追究責任。也許考慮到后果的嚴重性，他嘟囔了一句拉開門退走了。

我趕緊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抱膝坐在床上，這才發現剛才光腳踢小板凳把腳趾甲劈了。抬頭看見值班室的鬧鐘是凌晨3點鐘。這時我才渾身發虛地一點點回憶，想起小李子臨走前的囑咐，以及她每晚鎖門之后還要在門前放一把椅子，想必小李子也吃過這種虧。這時我才注意到原來碰鎖在里面有個按鈕是可以從里面鎖死的，真傻！如果早留意到這一點，他就是有鑰匙也進不來啊，另外我也十分后悔自己貪戀熱水洗得那么徹底。

第二天門市營業，我一改往日的勤快和笑容，橫眉怒目地站在離J主任遠遠的地方。老P發現我的異樣，問我出什么事了？我只告訴她我要提前下班趕回城里去，讓她幫我盯一會兒。我回到家，母親也剛剛進門，我把整個過程告訴了媽媽，媽媽帶著我去了公司副主任——也就是我們同學的母親家里。單位領導讓我寫了一份書面材料。

材料交上去后公司說，你就留在總店吧，不要回分店了。正好有一批庫存很大的外地蔬菜要到各個集鎮上銷售，我連行李都沒有取，委托哥哥的一位同學幫我運回來。后來過年的時候還碰到他的女兒想要和我說話，我假裝沒看見轉到一邊去了。最后我也不知道總店是怎么處理這位J主任的。

1971年縣里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不需要任何動員，就報名插隊去了。像我們這樣的人，還能去哪里呢？

【外一篇】

插隊的日子

金 雁

1971年插隊前夕與同學合影

青黃不接“借糧”難

1971年我插隊到隴西靠近岷縣南部二陰山區的菜子公社。插隊的第一年我們吃的是供應糧，和原來沒有插隊時一樣按月從鎮上的糧站買面回來。因為強體力勞動每個月都差幾天的糧食不夠吃，東挪西借或者跑回家吃幾天家里人的定量，也就緊緊巴巴地湊合了。我們知青點是女生輪流做飯，這個廣義的做飯包括挑水、搗鹽、砍柴拾柴、腌咸菜之類的一系列家務，出工的人把這一天的工分均給在家做飯的人。

有一次輪到我做飯，我手腳麻利的做完了一應活計，搟好了面晾在案板上，等著下工的人回來再切面下面，好不容易有點空閑，我拿起一本書坐在門檻上一邊看一邊望著山下，等到看見有人扛著鋤頭往山上走的時候，趕緊回身到廚房里準備切面下面。進了廚房一看就傻了眼了——看書時一個沒注意，房東家的豬拱開了廚房的門，雞上了案板，好好一大張面給幾只雞糟蹋得不像樣子，嚇得我一身冷汗，趕緊把雞吃剩下的面先藏起來，重新和面搟面。

上工的人進門看見我才做飯，都餓的前心貼后心了發牢騷問，“早干什么了，為什么現在才做飯？”我忙不迭地又是道歉又是安慰大家，還把我留著“有病”時沖的紅糖拿出來給大家泡水喝，并聲稱今天的工分還給大家，我不要了，就這樣勉強糊弄過去了，但我心里知道，這個月糧食的缺口會更大。

我們的糧食供應到6月底就結束了，這時川里的小麥可以收割了，節儉一點的人家能勉強接上茬。可我們山里小麥才剛泛黃，離開鐮還差著天數，等我們掃完面柜吃完最后一餐稀糊糊就斷頓了。大家倒也不太慌張，心想生產隊再不濟，倒騰倒騰口袋也夠我們幾人渡難關了。

金雁/插畫

吃完這最后的晚餐，我們拿著口袋去向生產隊借糧，生產隊長知道來意后滿面愁容地告訴我們，隊里實在是一粒糧食也拿不出來了，五保戶田大爺已斷頓兩天，都是由隊里出面向其他人借的，我們這個19戶人家的小山村，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家勉強能接上新糧，其他人都或多或少的缺糧，隊里還曾經有人提議向我們知青借糧呢。

生產隊是沒指望了，地里的糧食沒有個把星期又進不了嘴里，偶爾地揪幾穗沒熟透的麥穗也不能頂飯吃，我們即不能喝風拉屁，又不能把脖子扎起來，只能寄希望于大隊了。生產隊長給大隊開了張條子，遞給我們時還不忘補一句，“估計大隊所屬的幾個生產隊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們知青有面子，實在不行就向公社借吧。”

看到整生產隊連一頓都勻不出來，我們這才傻眼慌神得相互埋怨，平時為何不節約，我心虛地不敢吱聲，為什么不早向上反映。有人出主意說，干脆到有同學的知青點上混幾天，有人則主張回家等到麥收分糧食再返回，但覺得都不是上策，吵吵了半夜沒有定論，最后決定還是先借糧要緊。

第二天，沒吃早飯我們就拉著板車拿著口袋趕到大隊，大隊長與書記都不在，一直等到太陽老高才見到大隊書記，果然不出生產隊長所料，還真讓他給說著了，大隊也沒糧，大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在我們生產隊長的條子上加蓋了一公章，讓我們去公社借糧。這時大家已饑腸轆轆毫無精氣神，還是書記催我們，“娃娃們快走，到鎮上還有十五里山路，弄不好公家的人中午休息，你們就啥事也辦不了了。”

我們只好頂著大太陽匆匆趕路。還好，趕在中午下班以前來到公社，而公社也恰好分到了一批從國際市場上買的飼料玉米作為返銷糧補貼那些缺糧的農戶。主管救濟的公社水書記二話沒說就批了我們120斤原糧玉米，指定到糧站提糧。到糧站正趕上人家吃午飯，我們幾人又累又餓像曬蔫了的茄子有氣無力地坐在糧站的屋檐下等著“公家人午飯午休”。

糧站食堂中午飯是臊子面，出進的職工端著碗陣陣飯香飄過來，饞得我們只有咽口水的份兒。一位上年紀老職工端著碗走到我們身邊，一邊筷子挑得高高的哧溜哧溜的吸著機器壓的細面條，一邊隨口“客氣”一下，“娃娃們吃了嗎？”這種話是不能當真的，看著他碗里綠的蔥花、紅白相間的肉丁、油潑辣子紅橙橙油汪汪的臊子汁，細長的白面面條，我雙手緊攥拳頭忍住咕咕叫的肚子小聲地說“吃了”。

“娃娃們吃了嗎？” 金雁/插畫

這時我突然感覺到“公家人”和我們“莊戶人”之間的天壤之別。人家是風吹不著、日頭曬不著，頓頓有面、月月天熟、月月分紅（指生產隊的年底發錢），我們風吹日曬一年熟一次，按每個工值1角3分錢計再扣除其他費用年終能分到十來塊錢就不錯了。

是我們“趴廢”嗎？

終于等到下午兩點糧站的“公家人”上班，稱給了我們120斤從加拿大進口的9分錢一斤的飼料玉米。我們討了半碗水，一人抓了幾粒外國喂馬的干玉米扔進嘴里，慢慢用牙磨碎了咽下去。回程的路上，大家都沒有力氣說話了，幾人默默地走了15里山路輪流把那一大口袋玉米拉回去。回到隊上時，太陽已快落山，我們已一整天沒吃沒喝，心空得前胸貼后心，腿軟得戳不起攤來，恨不能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再也不動了。但我們明白，如果不抓緊時間趕在點燈前把這原料玉米弄回我們住的山上磨成面，晚上仍然沒吃的。

于是我們幾人分頭行動，男生去磨坊，女生運糧。要是平時這120斤糧食分倒在兩個背簍里背上山是極容易的事，可這會兒腿肚子像棉花一樣，連人都挪不動、空背簍都拿不動，更別提背糧了。我們女生只好去隊里牲口棚里借驢，因其他牲畜出工還沒有回來，只剩下一匹新買來的白馬因為口生沒人敢用，無奈之下只好請飼養員牽出幫我們運糧。

糧食口袋杵在地上差不多有一人高，我們既不敢牽新來不斷尥蹶子的馬，又抬不動糧食，14-15歲的小飼養員折騰的滿頭是汗也沒把糧食放在馬背上，氣得他沖著我們撒氣，“你們知青真是一灘‘趴廢’（當地損人的土話），吃的給到嘴邊都咽不下去，真是癩蛤蟆扶不上樹，還怎么活人。也就是你們知青是人，公社書記才給你們批糧食，我們餓死了都沒人管。”我們又好氣又無奈地還擊他，“不是趴廢的幫我們把糧運回去”。

金雁/插畫

后來還是叫來了隊里的放羊娃幫忙，我們才七手八腳地把糧運回去。倒出來飼料玉米一看，里面有不少沙粒小石頭，還不能直接去磨，還需要晾曬簸干凈，看樣子當天無論如何指望不上吃了。就這樣從昨天晚上一碗糊糊一直頂了24小時，仍然沒有吃到東西，我想到可以把玉米粒炒炒吃，或者去到隊上其他人家拿玉米換一頓的吃喝，但看見別人沒吱聲，心里發軟得把到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只好喝涼水嚼馬料玉米粒當作晚餐，心想我們連外國的牲口都不如。

有個女生一屁股坐在門檻上哭了起來，不由得我鼻子也酸酸的，但是我沒有哭，只是在想小飼養員的第一句話，“給到嘴邊都咽不下去，還怎么活人。”我原來以為自己已經歷練得相當堅強了，現在看來不管是心理還是體力都沒有融入當地社會。又在想他的第二句話，“我們餓死了都沒有人管”。

從來沒有真正經歷過饑饉歲月的我在心里犯嘀咕：為什么大家累死累活就養活不了自己呢，整個大隊沒有幾戶是一年管足一年的，并不完全是地里收成太少，那么就是“公家”收得太多？是啊，我雖然自認為已經墜落到苦難的底層，還是感覺和當地人不同，從來不認為這是我永遠的歸宿，不論是期盼父親平反，還是指望招干招工，都有可能跳出農門。而當地農民呢？他們就該生來如此嗎？

公家收公糧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好，可是在老鄉嘴里“憶苦思甜”，說的都是張仲良（大躍進時代的甘肅省委書記，當時甘肅“放衛星”刮“五風”上“引洮工程”導致餓殍盈野，婦女“走陜西”與人同居活命，老百姓對張十分痛恨）的“引洮工程”害死了多少人，我們村里姑娘媳婦有多少人走了“陜西”。這是我們要的比資本主義優越的社會制度嗎？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不久前傳達的“林彪反黨集團材料”里那份《571工程紀要》中的一些話：“農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于變相勞改……”，我陷入了困惑。

永遠的“水紅色”

第一年插隊勞動分紅，除了分得的麥子、玉米、土豆、胡麻等食物外，現金分紅我一共得到了11元7毛錢。在我們生產隊里屬于中等水平，還有些人家不但分不到錢要向生產隊倒交口糧錢呢。這也就意味著我第二年一整年的可支配現金就這樣多了，如果真要是沒有別的來源的話。掰著指頭算算，要買鹽、煤油、火柴、堿面、衛生紙、牙膏和蛤喇油，好像怎么節省也不夠花。當然我也知道，上述所有這些東西都可以從家里拿，父母還是會給一些零花錢的，但是畢竟我感覺“自立”以后就不應該向家里伸手了。

金雁/臨摹

這里山區光禿禿的黃土單調之極，草根都讓人們鏟去填炕了，生態變得越來越糟糕。一個冬天的勞作和沉悶的生活讓人既無奈又壓抑，滿眼沒有一點色彩。春播后不久我們去鎮上趕集，發現供銷社里到了一些新的花布，紅紅綠綠十分提色醒目。附近幾個生產隊的知青和姑娘們圍著柜臺嘰嘰喳喳地討論哪個更好看。

我也伸著脖子望了一眼，但是她們看上的平紋花布我都沒有入眼，卻發現有一卷水紅色與白色相間的格子府綢布格外耐看。不由得多嘴問了一下價錢。“0.465”，果然比平紋布的0.395多了7分錢，而且人們都知道府綢是中看不中用，沒有平紋、斜紋布耐磨。營業員一邊忙著應付顧客一邊向我們兜售說，“這幾樣是業務員硬從商業局搶來的花色，現在城里頭早都賣斷貨了”。

我的花錢計劃里原本沒有做新衣這一項，現有的舊衣服改改補補也還夠穿。但是看到其他隊里有知青穿出來的用那些花布做的衣服煞是好看，給灰禿禿的山村增添了一抹亮色不說，惹得小伙子大姑娘羨慕的眼光，不由得動了心思，臭美之心按捺不住了，以致于晚上做夢都在惦記著“水紅色”。

等到十天以后再去集上，果真其他花色都已經告罄，我喜歡的水紅色格子布還剩下一小卷。我盤算了一下0.465×6尺=2.79，再加上手工費1.2元，一件襯衣差不多要4元錢，也就是說一年勞動分紅的1/4多就沒有了，雖說家里可以幫我，但是好像做新衣以我現在的收入水平顯得有些奢侈，一時之間下不了決心，只好攥緊那被手汗浸透了的11.7元訕訕而歸。

再一個逢集日去看的時候，營業員好像記得我的面孔，抖摟著剩下的一點布說，“這是這批布里最洋氣的一塊，你們學生娃穿再合適不過了，現在也就剩下一件衣服的材料了，這么好的花色以后怕再也碰不到了。6尺2寸，算你6尺的價錢，要不我把9分錢的零頭也抹了，湊個整數，你給我2.7元，但是布票不能少的。”就這樣架不住營業員的熱情慫恿，我稀里糊涂買下了這塊布，送到集市上唯一的裁縫鋪了量體做了一件襯衣。

回村的路上還是有些后悔，算一算差不多可以買五斤鹽五斤煤油的錢了。等到第三個趕集日我拿到了新衣服，試穿了一下，除了有點過于顯腰身以外，別處都很合適，果真“人憑衣服馬憑鞍”。晚上穿給村子里大姑娘小媳婦們看，大家一致夸好看、提色，說襯得我的臉色也格外好。在大家的猛夸之下，我原來的那點小愧疚也隨之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新衣服嘚瑟的穿了幾回，每一次都能贏得一片好評，以至于人們從老遠處看到水紅色都能認出我來。村里的老人摸著細膩的布料砸吧嘴說，“好看是好看，就是顯得太單薄怕不經穿”。端午生產隊放假一天，我們一行好幾個女孩子去趕集，也不知是誰提議，要去照五角錢的一寸小照。

穿著“水紅色”的我們村兒的姑娘 金雁/插畫

我的這件水紅色襯衣成為大家的摩登時裝，幾個人來回換著穿，結果村里一個胖姑娘猛一使勁，在背部撕開了一個大口子，嚇得她照相的時候都不敢笑了。我也只好安慰她說，沒關系，在里面襯一塊布補補還能穿。話雖這么說，還是挺心痛的，畢竟花費了一年1/4的分紅還沒有穿多久呢。后來雖然穿過各種各樣的衣服，但那件水紅色永遠留在我的記憶里。

【外二篇】

金雁：知識分子的悲劇在于，在一個不幸的社會里，敢于抗衡權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

來源：《經濟觀察報》

有不少學生問過我，為什么沙俄時代的知識分子敢于反對沙皇專制，而蘇聯時代的知識分子卻不敢反對斯大林的專制。索爾仁尼琴早就回答過這個問題，沙皇的專制與斯大林的專制比起來太小巫見大巫了。

1. 泯滅個性和差異是這種體制的應有之義

對個人的改造和馴服是斯大林模式類型的國家一個重要內容，所以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強調人的自由個性的發展頗感不快。斯大林就曾經說過，馬克思的某些原理具有自由主義的傾向。他喜歡的是能夠貫徹他的意志而自己沒有想法的人。

托洛茨基說，我們這個體制說的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而真正體現的是不服從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國家里，反叛就等于餓死。泯滅個性和差異是這種體制成功后的重大轉變。而且當初理想主義越是強烈的人，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希望規劃他人人生、替民做主的愿望也就越迫切，對權力的渴望也就越大。

這也就是為什么別爾嘉耶夫說，強制社會主義者都有“小波拿巴傾向”的原因。革命成功以后，拿革命者與原來的統治者進行互換差別應該不會太大。列寧主義的政黨從革命前的“灌輸論”，到革命中的“忘我斗私論”，到建設時期的“改造論、馴服工具論”，都是圍繞著這個思路展開的。

這樣說似乎有點絕對，其實革命政黨在地下斗爭階段，因為不占據政治權力，需要廣泛的社會動員，需要爭取民眾，總是表現得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表現了對立憲民主和人民共和的政治追求，表現了虛懷若谷、知錯就改的寬大胸襟。而一旦成為一種高高在上的支配性力量的時候，就會以一種新的統治面貌凌駕于個人之上，一旦進入這種體制，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剩下的只有服從。

這時如果一個人有個性、有想法、愿意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并且有時會質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諱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處，那他和“敵人”的范疇就只有一步之遙了，何時被扣上“反革命”和“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帽子，只是早晚的事。

而在這個過程中，人類追求自由的天性和國家培養的奴性規律總是相沖突。由于知識分子的獨立見解和精神創造性決定了他們是最難整齊劃一的階層，而且由于并不直接從事體力勞動產生物質產品，在階級劃分中注定會成為有罪的階級：要經過一次次地“脫褲子、割尾巴、洗澡、狠斗私字一閃念”的種種改造運動，要在群眾運動中經過一次次自尊心徹底掃地的檢討和“過關”，最后變成“提線木偶式”的螺絲釘和磚頭。每次政治運動拿不馴服的知識分子開刀祭旗就在所難免了。

2. 蘇聯的知識分子政策

我想大家一定對中蘇兩國知識分子的遭遇的異同很感興趣。簡單地說，蘇聯并不是在搞一場場政治運動，強迫知識分子在自我貶低、自我揭露中過關，而是根據領導人的好惡經歷了20年代的驅趕、30年代的鎮壓；40年代，由于戰爭環境，民族危機壓倒一切，知識分子的總體信任度有所恢復；50年代實行的是胡蘿卜加大棒的雙管齊下；60年代末，持不同政見運動興起，人們私下里已經不相信意識形態的那套說教。

在看透了統治階級自身的腐化墮落與偽裝后，使得那些高居廟堂之上的政治家早已沒有了道德感召力。由于他們對自己奉行的是另外一種思想和價值觀，這種表里不一的做法，導致蘇聯政治笑話滿天飛，人們以各種段子嘲笑它、調侃它。即便是黨政干部，面對麥克風的“黨語”和廚房文化的民間語言也能轉換自如。這就形成一種雙重思想的人格分裂。

總的來說，蘇聯知識分子面臨的環境沒有那么封閉，畢竟在海外有大量流亡的俄僑，這里面包括各種社會主義者，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像社會革命黨的切爾諾夫，孟什維克的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德。孟什維克一直在美國出版《社會主義通報》到1965年，更不要說托洛茨基以及他的第四國際都有大量的言論針對蘇聯的現實，使得即便是蘇聯當局也不能無視他們的存在。

這種思想文化的傳導表現出來的能量要遠遠大于具體個體的存在。俄僑文化的思想火種，到80年代末期便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填補國內的意識形態空場。

另外，對蘇聯知識分子所不同的是，他們還有宗教，還有一個彼岸世界可以寄托，還有內在可以堅守的力量，即便無法改變外在的扭曲世界，有些人還可以在超越現實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不少學生問過我，為什么沙俄時代的知識分子敢于反對沙皇專制，而蘇聯時代的知識分子卻不敢反對斯大林的專制。索爾仁尼琴早就回答過這個問題，沙皇的專制與斯大林的專制比起來太小巫見大巫了。

沙皇時代的知識分子即便不端政府飯碗也有生存能力，他們本來從軍隊退伍以后就不愛從事文職，因為他們在鄉間有領地，大不了退回去當領主，也用不著受政府那份鳥氣。他們吃政府飯本來也不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而是為了找份事做，何況冬季居住在城市里也方便沙龍里的思想討論。

果戈理、屠格涅夫、赫爾岑都曾經辭官不做，專門從事反對沙皇專制的創作。托爾斯泰有427公頃(約6400畝)的土地和幾百名農奴，即便不靠版稅也完全可以做到衣食無憂。屠格涅夫因為異端寫作被判處流放領地罪，也就是說他必須被圈禁在自己領地上，不能到城市里來。他刑滿解禁以后，《現代人》雜志社專門為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這種刑罰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看來，根本算不上什么懲罰。

一般來講，在具有社會縫隙的國家里，任何反對派的反抗都會義無反顧一些。比如團結工會在軍管時期，工人領導者會前赴后繼地涌現，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團結工會的接力棒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超越世俗價值的教會存在。身為波蘭人的教皇保羅二世就說過，工人們組織工會的權利是上帝賦予的，誰也不能剝奪這種來自民間的吶喊。被捕入獄的人知道，他們罪不至死，而他們的妻兒老小會有人照顧。除了教會的援助以外，工會辦的地下工廠也會接濟入獄者的家屬，所以他們的抵抗沒有后顧之憂。

另一個原因是由于華沙大學庫龍、米奇尼克等知識分子的介入，使他們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堅定的信念。而在中國“文革”中的“管制社會”里是不具備這樣的環境。所以我認為從根本上說，中蘇兩國知識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異，而是環境決定的。

3. 左派知識分子的命運

楊奎松先生的這部專著《忍不住的“關懷”》，談的是張東蓀、潘光旦、王蕓生三個知識分子的個案，他從各種史料中還原出這三個人物與新政權的磨合過程和特點。這讓我想起了另一類知識分子的經歷，比如秦暉的導師趙儷生先生，他是清華大學左派學生出身，從文本上接受馬克思主義并不困難，但是到了延安一看，發現與他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便又退回到西安去，此后一直糾結于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力量與現實社會主義之間的不符。

還有一類像我父親，到了延安后被那種新氣象所打動，但是后來過于認真于道統的責任，缺乏對政治動向的洞察能力和揣摩領導心思的本事，于是乎在某個節點上就會作為政治替罪羊被甩出去。實際上他們的心路歷程在中國是有普遍性的。很多左派人士都經歷過從反對國民黨獨裁到屈從于“本黨”專政的轉變。我特別注意到楊奎松先生在書中有一句話，“如果是換了我，我就一定會比他們做得好嗎？”因為我也曾這樣質問過自己。我從我父親的經歷中產生了這樣的疑問。

父親故去以后留下了40年的日記，我閑來無事時會經常翻看，從讀日記當中我有三個感受：第一，這40年是個性的自我萎縮、自我改造、自我克服的過程，日記中最有文采和好看的部分是1949年前，可謂喜怒哀樂盡行于色，愛憎笑罵皆成文章，是一個爭自由的熱血青年的政治激情和浪漫人生的多彩寫照。最有意思、最令父親尷尬而令我們好笑的是，在“文革”中抄家抄出的眾多東西中，有父親在1940年寫的一封情書，現在想來文采極好，而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以我們的眼光看那是一份充滿了資產階級氣味很“酸”的舊文體，讓我們不經意間看到了父親的另一面。而解放后的部分，越往后就越像一部流水賬，言不由衷像是寫給別人看的東西。我了解那時候政治高壓下的生存狀態，尤其是他的日記可以隨便被領導調閱以后，它實際上就已經不是日記性質的文體了，而是甘愿被異化為工具的記錄。

這部分日記中，父親一直在壓抑、強迫自己，妄圖跟上形勢，跟上潮流，向組織靠攏，因為政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必須給自己塑造出一個與政權一致的“崇高”、“宏大”目標，以說服自己把一切人的尊嚴拋棄。在沒有選擇、沒有比較維度的情況下盡個人最后的努力，在不違反做人底線的原則下努力表現忠順，卻仍然得不到認可。

父親在日記中經常提到，“今天劉瀾濤給十幾級以上干部傳達中央精神，我不能參加”，“馬文瑞給全校干部作報告，我又被劃入另冊，心理壓力很大”。如果在今人的眼里，誰稀罕去聽報告呢，這算什么待遇？我女兒就說，讓我去聽那些枯燥的報告我才會腦缺氧，才會有心理壓力。可是在當時那是一項劃分敵我的政治界限，別人都能去聽、能談論的話題，唯獨個別人被孤立起來，心中的滋味不是我們在當下的環境中能夠體會的。在只有被選擇權利而沒有選擇權利的時候，只能從自身找原因，以至于最后因為想把自己變成這個機器上的“螺絲釘”而不得，而苦惱萬分。

4. 悲劇年代的分裂人格

當時的社會氛圍，把人的自我保護和趨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損人利己的邪惡方向，“向組織靠攏，向黨表決心”都需要靠檢舉揭發別人來保全自己，把知識分子分成整人和挨整的兩類人，使得上面發動的每場運動都有響應者。而這些人的使用價值發揮完畢之后很快就像舊履一樣被棄置，變成下一次運動的對象。父親慶幸1957年反右逃過一劫，但不過兩三年就在反修運動中中槍。然而他雖然挨整，卻一直不愿意與右派為伍，認為那些人是“真反黨”，而他只不過是沒有跟上形勢罷了。他離開黨校后，整他的那批反修戰士在“文革”中也無一例外地被打倒。

小時候我經常做夢幫助父親與那些整他的人辯論，試圖說服那些人，父親講的是實事，并不是有意反黨。到1980年代，我的專業知識和對史實的認知就已經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水平，完全已經對“九評時代”的討論話語具有一種俯瞰的優勢。等我再次見到曾經整過父親的人坐在輪椅上流著口水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每個人都是時代悲劇的犧牲品，只不過或早或晚，時間不同罷了。這里面既有體制的問題，也有人性的弱點，所以前赴后繼地總有人在犯同樣的錯誤，讓我們看到似曾相識的一幕幕在輪回上演。

后來我在閱讀了一些俄國知識分子的作品以后，就是否可以堅守人性、堅守愛、堅守自己的理念問題和父親討論，我曾經問他，你有沒有感覺到自己從一個理想主義者被異化為工具？有沒有感覺到你爭取的理想距離你越來越遠？你有沒有想過在內心里為自己找到一個堅守的支點？他回答了三句話。第一句是，“你不能以你現在的眼光來要求當時的我們”；第二句問我“堅守什么”；第三句是，“幾乎不可能”。他反問我，你記得你當初怎么頂撞我的？

我不知道父親具體指的是哪件事，但有兩件事我記憶猶新。記得父母被貶到隴西后，因當地教育落后，把我送到天津姥姥家上小學。出身津門紡織世家的姥姥經常給我講一些她家（今天被稱為“第一代民族企業家”）創業的事情，我認為她是對新社會不滿，懷念剝削階級生活，便常與她辯論。她說不過我，就給我父親寫信，說我的教育有問題，違背了一些常識。父親來信責備我不尊重老人，我立刻就用階級斗爭的說辭反唇相譏。搞得父親很矛盾，用常識教育我，顯然就和國家的意識形態相沖突，但他又不愿意用流行思想把我變成喪失了親情、人性和理智的“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小造反派”，無奈之下只能把我從天津召回，就近上學算了。

還有一件是9·13以后，十大上王洪文一下子被任命為中央副主席，我們私下里議論這件事。我告訴父親說，聽人說是林彪要害毛主席，而王洪文救了毛主席，所以得到毛主席的青睞。父親脫口而出：這不是理由，那要是一條狗救了毛主席怎么辦？可以給他任何東西，唯獨不能把國家給他。我一方面覺得父親的質問有道理，但同時又覺得父親沒有我那么無限忠于毛主席，就反駁他說，你為什么不相信毛主席的眼光呢？父親可能覺得言多必失，立刻沉默不語。

所以在那個時代，如果我“做得比他們好”，那我的結局一定會比他們更悲慘。而我是以現在的處境設想當時的問題，顯然場景不同，出發點就會不同。如果換做那個時代的我，我一定表現得比父親更激進、更喪失理性和自我思索的能力。

其實我個人也是分裂的，一方面覺得父親并沒有做錯，是被小人所害，但同時心底里有時也會埋怨父親，為什么不看準風向，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呢？更過分的是，“文革”時風傳此前臺灣投奔大陸的空軍飛行員徐庭澤原來是特務，嘴里裝了發報機，用磕牙向臺灣發報；而父親恰好有早晨鍛煉時磕齒運動咬肌的習慣，我曾經特意留心過他磕齒的頻率，有一閃念想過，爸爸會不會是臺灣派過來的人，牙齒里裝了發報機呢？所以我可以坦誠地說，如果我在那個時代，不會做得比他好，如果我能夠做得比他好，那我的結局將會比他更悲慘。就像利哈喬夫所說的，在一個不幸的社會里，敢于抗衡權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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