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包鋼：對華焦慮，澳大利亞走向了21世紀版“戰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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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近年來，澳大利亞在南太平洋頻頻出手，通過排他性方式限制中國尋求地區合作的空間——先是與圖瓦盧簽訂協議，讓澳有權否決圖瓦盧與第三國簽訂的安全協議；后又與瑙魯達成協議，獲得瑙魯關鍵基礎設施的最終決策權；之后又與巴布亞新幾內亞簽署條約，要求其避免與“太平洋大家庭”以外的國家開展安全合作。近期，澳方還在試圖效仿“五眼聯盟”，推動與新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及斐濟建立區域情報共享機制。

澳大利亞對域外國家的焦慮由來已久。地理上，它是“西方的前哨”，卻又身處亞洲海域，遠離其“天然盟友”；戰略上，它既依賴美國的安全庇護，又高度依賴中國市場。隨著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存在感不斷增強，澳大利亞的安全感持續被削弱。然而，排他性的結盟真的能化解澳大利亞的不安嗎？當焦慮成為政策出發點，中國又應如何理解并回應這種心態？

在IPP明遠講壇主講嘉賓、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何包鋼教授看來，理解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需要從其深層的“百年焦慮感”出發。這種焦慮源自上世紀初長期的安全危機，使澳大利亞始終籠罩在“被包圍”的心理陰影和“被拋棄”的恐懼之下。他認為，隨著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影響力的擴大，堪培拉的思維從開放轉為防御。“21世紀版的戰略拒止”也隨之成形。

然而，何包鋼教授認為，冷戰式的零和邏輯已難適應全球化時代。他主張從“戰略拒止”走向“戰略管理”，以合作規則重塑地區秩序，并以“戰略同理心”理解彼此的安全焦慮——澳大利亞的“百年焦慮感”與中國的“百年恥辱感”雖起源不同，卻同樣深刻塑造了雙方心理。唯有相互理解，競爭方能轉化為“合作中的競爭”。

何包鋼 教授

IPP明遠講壇主講嘉賓，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澳大利亞迪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講席教授

長期以來，在看待自身安全問題的時候，澳大利亞社會一直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心理——“百年焦慮感”。理解這種焦慮，對于把握澳大利亞外交思維的深層邏輯，尤其是其對中國態度的演變很重要。

對于中國在太平洋島國謀求合作的行動，澳大利亞起初采取的是一種“調適”（accommodation）策略——也就是承認中國發展訴求的合理性，嘗試尋求合作。但近年來，這種“調適”正在迅速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戰略競爭”。隨著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影響力的擴大，這種“焦慮感”表現得愈發明顯。

這種轉變，是如何一步步發生的？

一、太平洋島國緣何牽動澳大利亞神經？

先介紹下太平洋島國。太平洋島國大體可分為三大塊，共有十余個國家。由于地理位置極為接近，澳大利亞與其中一些島國的距離甚至只有幾百公里，最遠也不過一兩千公里，這種天然的鄰近性，使其對這些島國的安全動態始終保持高度敏感。

從地緣安全的角度看，太平洋島國分布在澳大利亞東北與北部之間，形成一道從巴布亞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瓦努阿圖—斐濟—湯加—薩摩亞延伸至庫克群島的“島鏈弧”。圖源：維基百科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17年所羅門群島的海底光纜項目。當澳大利亞得知中國企業與當地計劃鋪設一條光纜到悉尼時，立即感受到威脅，決定介入并出資承建整條光纜。近幾年，澳大利亞還先后與多個太平洋島國簽署了五項安全協議，核心目的正是全面防范所謂的“中國軍事擴張”。

2024年12月，澳總理阿爾巴尼斯與瑙魯總統戴維·阿德昂簽署安全條約，條約將禁止其他國家向該島國提供安全保障或關鍵基礎設施。圖源：ABC

與此同時，太平洋島國也各有自己的考量。到2019年時，已有兩個國家——基里巴斯（Kiribati）和所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先后與中國建交。目前，仍有四個國家與臺灣當局保持所謂的“外交關系”，而大多數太平洋島國則已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

這些島國普遍存在所謂的“外交搖擺”。例如，瑙魯在1980年與臺灣當局建立所謂“外交關系”，2002年改與中國建交，2005年又轉而同臺灣當局保持所謂“外交關系”。近期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圖瓦盧（Tuvalu）：該國已經與中國建交，但其總理近期公開表示正重新評估與臺灣當局的“外交關系”。（圖瓦盧總理特奧（Feleti Teo）近日表示，圖瓦盧十分重視與臺灣當局的所謂“特殊關系”。）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太平洋島國反復上演的“外交搖擺”，其實是一桿衡量利益的天秤——它們通過在不同大國之間靈活轉換立場，以此爭取更多外部援助與資源支持。

2024年1月24日，中國和瑙魯恢復了外交關系。圖源：新華社

二、催促澳大利亞行動的“三個關鍵詞”

有幾個概念對于理解澳大利亞政策的變化非常重要。

第一個核心概念是“勢力范圍”（sphere of influence）。

這一概念在18、19和20世紀被廣泛使用，用來描述一個國家對特定地區的控制、主導或支配性影響。進入21世紀后，隨著全球化、國際化和多極化的推進，這一概念的合法性有所削弱，但并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以更隱蔽、更制度化的方式繼續存在，并通過經濟與科技等形式復生。

特朗普第二任期就格外看重“勢力范圍”。他認為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就過度進入了俄羅斯的勢力范圍，因此主張應當收縮；但在拉丁美洲，他又明顯強化了美國的存在，認為俄羅斯和中國都不能進入，這是美國的傳統勢力范圍。某種意義上，特朗普正在復活這一傳統的地緣政治概念。

同樣，澳大利亞在調整對南太平洋島國的政策時，也體現出類似的“勢力范圍”思維。長期以來，澳大利亞一直將南太平洋島國視為自己的“后花園”。當中國進入這一地區并不斷擴大影響時，澳大利亞便將此視為對本國安全空間的直接挑戰，因而試圖將中國的影響力“擋在門外”。

第二個概念是“strategic denial”，中文通常譯作“戰略拒止”或“戰略拒絕”。

它指的是，一個國家通過施加代價或壓力、設置障礙或對抗機制、簽訂排他性條約、關閉空間，或強化自身存在，從根本上阻止他國在其敏感區域——也就是它所認定的“勢力范圍”——建立或擴大影響力。

這并不是一個新造的概念。早在上世紀80年代，為了應對蘇聯在太平洋島國的活動，澳大利亞的官方文件中就曾正式使用過“strategic denial”這一表述。此后，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這個詞淡出了官方敘事，轉入學術語境中。也正是在這種轉變中，澳大利亞關于自己與島國關系的話語中，“領導力”（leadership）一詞幾乎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為溫和的表達——“伙伴關系”（partnership）。

第三個重要概念是“戰略支撐點”（strategic support point）。

這個概念最初來源于軍事地緣戰略領域，但如今已被廣泛應用于國際政治、安全研究以及地緣經濟學之中。

所謂“戰略支撐點”，是指一個國家在全球戰略布局中，為了實現戰略延伸、獲取關鍵資源或占據重要位置，而在特定區域建立的、具有持續影響力的“境外據點”。中國官方并未使用這一概念，但我們有比如“海外后勤保障基地”“雙用途基礎設施”或“海外利益支撐點”等說法。

然而，在部分澳大利亞的媒體看來，中國在太平洋島國的某些行動，就是在試圖建立“戰略支撐點”。一旦形成這種認知，澳大利亞便將中國的舉動視為對自身勢力范圍的“滲透”或“瓦解”，進而采取各種“戰略拒止”的手段。

三、中國在太平洋島國的影響力幾何？

總體來看，中國在南太平洋島國的影響力擴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13—2017年）：經濟外交驅動期。

這一時期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交往以經貿合作和外交往來為主。2014年，中國正式將“一帶一路”倡議延伸至南太平洋地區。

第二階段（2018—2021年）：戰略深化期。

此時，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顯著擴大。中國與多個島國建立起“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合作領域也從經濟與外交拓展至安全、警務、媒體、教育等多個方面。

第三階段（2022—2025年）：戰略競爭期。

進入這一階段后，中澳兩國在南太平洋島國的競爭日益公開化、制度化，逐步演變為實質性的戰略博弈。

上述的三個階段之間并非涇渭分明，但總體而言，通過三段劃分，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理解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影響力擴展的脈絡與邏輯。

2014年起，中國逐步成為太平洋島國最重要的經濟伙伴。數據顯示，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貿易額已達到約80億美元，澳大利亞為50億美元、美國僅為15億美元。換言之，中國在經貿往來的規模上，已經超過澳美兩國的總和。不僅如此，中國還是太平洋島國最大的投資國、主要援助提供國以及關鍵的旅游人口來源國。例如，新冠疫情前，每年約有5萬人次中國游客到訪斐濟。

洛伊研究所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地區的發展合作重點已從以債務為主導的大型基礎設施轉向更具針對性的捐助和基層層面的合作。圖源：洛伊研究所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太平洋島國的發展模式與當年的蘇聯截然不同。中國的對外發展不僅由中央政府主導，更體現出一種強烈的地方競爭機制。各級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級政府紛紛積極參與，形成了相互競逐的格局。

正如中國早期的經濟發展得益于省際競爭和國企競爭所帶來的活力，如今這種經驗正在被復制到太平洋島國。這也意味著，澳大利亞若想真正抵制中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影響極為困難，因為其中有大量中國民營企業的主動參與。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與所羅門群島之間的經貿合作。近年來，所羅門群島對中國的出口額以每年約25%的速度增長——2021年達到了2.83億美元。其中，所羅門群島所產的木材出口約90%流向中國。這一數字也解釋了為何在2019年所羅門群島選擇與中國建交。當然，這種模式也帶來了新的現實挑戰。隨著所羅門群島的可采木材資源面臨枯竭，中國如何在其他領域與所羅門延續經貿關系？

2022年5月，中國與所羅門群島簽署了一項為期至少五年的安全合作協議。中澳的“戰略競爭”在此之后變得尤為突出。簽署協議后，澳大利亞方面立即表現出強烈的警惕與不安，并在隨后的幾年中接連采取一系列戰略性應對措施。尤其是當時的澳大利亞媒體，更是在渲染所謂“中國可能在瓦努阿圖建立軍事基地”的論調。

2024年6月，所羅門群島總理馬內萊（左）將澳大利亞作為上任后首次海外出訪目的地，圖為馬內萊與阿爾巴尼斯會面 圖源：澳新社

這里，我想提出兩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在太平洋島國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

毫無疑問，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正在擴大，但其實際程度究竟如何，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其中存在一種“雙重擴大機制”。一方面，在國內，一些部門或機構為了在匯報中體現“成績”，往往傾向于夸大中國在該地區取得的成果與影響；另一方面，在澳大利亞，也存在類似的放大傾向——出于申請經費、智庫研究或國防預算等考量，他們也常有意夸大中國在島國的存在感。

事實上，那些真正深入太平洋島國開展實地研究的學者普遍發現，中國的宏觀影響確實存在，但在微觀層面，這種影響力的深度和覆蓋范圍，依然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但中國確實改變了太平洋島國的地區權力格局。過去，這些島國在外交選擇和發展資源方面的空間非常有限。隨著中國的崛起與積極介入，它們多了一張可以“打”的牌。

以往，這些島國的“外交搖擺”主要發生在中國大陸與臺灣當局之間，通過反復轉換外交立場來爭取援助與資源。如今，它們又形成了一個新的平衡格局——在中國與澳大利亞之間進行“外交搖擺”。通過這種反復權衡與討價還價，在中澳競爭中為自身爭取到更多資源與發展空間。

第二個問題更為關鍵：中國是否有意在南太平洋島國尋求建立“戰略支撐點”？

在澳大利亞的學界與媒體敘述中，這幾乎被視為一個“既定事實”。但從現實觀察來看，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行動介于“影響力擴張”與“戰略支撐點建設”之間的狀態。

這里還涉及一個更大的框架性問題。眾所周知，近年來美國正全力推進所謂“印太戰略”，而中國則以“一體兩翼”的大戰略作為回應。其中的“兩翼”分別對應印度洋地區與太平洋島國地區。在這一戰略架構下，一個新的問題浮現出來：太平洋島國這一“翼”，是否意味著中國將尋求建立某種形式的“戰略支撐點”？即便缺乏證據，但在澳大利亞的政策與戰略思維中，這一說法仍舊被普遍接受了。

四、在太平洋島國，澳大利亞是如何回應中國的？

回到剛才提到的——澳大利亞最早對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影響力提升的回應是“調適”（Accommodation）。

休·懷特（Hugh White）——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極具影響力的戰略學者，同時也曾擔任澳大利亞霍克總理的國家安全顧問——曾提出了一個關鍵判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終將削弱，而中國崛起為地區主導力量是不可避免的。面對這一趨勢，最理想的結果應是中美達成某種妥協——通過劃定“勢力范圍”，管控競爭、避免沖突。在他的設想中，澳大利亞的首要任務并不是盲目追隨美國。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應在某種程度上作出“妥協”。澳大利亞的任務就是說服華盛頓調整對華政策。

與這種思路相呼應的，是時任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政府在2008年提出的政策構想——推動建立“東亞峰會”。其核心目標是讓美國與中國共同參與這一地區性平臺，以制度化方式管理和緩和一系列潛在的風險與沖突。

這段時間（2005年至2008年）也是澳大利亞外交思想最具創造力的階段。無論是學界還是政策圈，都涌現出一批很有前瞻性的構想。例如2006年澳大利亞參議院發布的一份報告，建議推動地區軍控合作機制，鼓勵澳大利亞與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地區共同開發基礎設施與經濟項目。

那一時期，澳大利亞還積極參與與中國的多邊合作——包括與巴布亞新幾內亞一起參與瘧疾研究項目。當中國海軍在巴新進行演習、派出“和平方舟”號執行瓦努阿圖醫療援助任務時，澳大利亞國防軍的軍醫還曾參與聯合演練。這些實踐都體現出當時澳方希望通過“調適”策略來回應中國。

2024年10月到2025年10月，第14批中國援巴新醫療隊完成臨床接診病例1.2萬余人次。圖源：新華社

然而，隨著中國崛起勢頭加快，澳大利亞的戰略心態逐漸發生轉變。其首要政策取向開始從“調適”轉向“安全化”與“同盟政治”的強化。自2021年起，澳大利亞同美國、英國簽署了“AUKUS”協議，共同建造核動力潛艇，這標志著澳方在安全戰略上更深地嵌入英美體系。

與此同時，關于“中國滲透”的輿論開始高漲。

2018年是一個關鍵節點。這一年，澳大利亞通過了《間諜與外國干預法案》（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 2018），標志著堪培拉首次以立法形式應對中國在澳境內的影響力活動。幾乎在同一時期，政府又推出了《外國影響透明度計劃法案》（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Act），要求所有在澳設立的外國機構或民間組織必須注冊。

隨后，在2020年，澳大利亞進一步通過了《對外關系法》（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State and Territory Arrangements) Act 2020），強化了聯邦政府對外交事務的集中掌控。

在過去，澳地方政府和大學可以自主與外國機構簽署合作協議。而在新法實施后，聯邦政府擁有最終否決權。所有地方政府、高校與中國簽署的合作協議，都必須上報聯邦政府審批，否則將被視為無效。

后來，莫里森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竟然公開呼吁對病毒起源展開國際調查。這一舉動引發中方強烈不滿，中澳關系迅速陷入低谷。作為回應，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大麥、葡萄酒、牛肉等主要出口產品實施了懲罰性關稅；澳方則向WTO提出反傾銷申訴，雙方進入長期的僵持與博弈階段。

經過數年的拉鋸與外交調整，直到阿爾巴尼斯政府上臺后，雙邊關系才逐步回暖。貿易壁壘陸續撤除，政治互動也重新恢復。中澳關系趨于穩定。尤其是在今年7月，阿爾巴尼斯先后訪問北京、上海與成都。

在今年7月訪問北京訪問的最后一天，澳總理阿爾巴尼斯登上長城，在接受采訪時，他否認澳洲對中國企業關上大門的質疑聲，表示政府審查外國投資并不針對特定國家。圖源：路透社

五、21世紀版的“戰略拒止”

在我看來，澳大利亞正在同步推進一個“21世紀版的戰略拒止”。自2018年起，時任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訪問太平洋島國時正式提出“Pacific Step-Up”（“太平洋提升計劃”）。從戰略目標來看，其核心在于通過強化安全、情報與基礎設施合作，防止中國在南太平洋建立安全支撐點、情報設施或雙用途基礎設施，從而維持澳大利亞及新西蘭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

——2022年，中國與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協議后，澳大利亞立即高度警覺。此后，澳洲利用警務與發展資源加碼阻止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實現軍事存在。

——2024年，澳大利亞與瑙魯簽訂了一項條約，賦予澳大利亞對第三國參與瑙魯“安全和關鍵基礎設施部門”任何活動的“實質否決權”。

——2024年，圖瓦盧（Tuvalu）與澳大利亞簽署了一項重要的安全協議。根據協議規定，圖瓦盧在與任何其他國家或實體就涉及安全與國防的事務開展合作時，必須事先與澳大利亞協商。這項協議為圖瓦盧帶來了切實的利益。圖瓦盧正面臨海平面持續上升，作為簽署安全協議的一部分，一旦氣候變化導致圖瓦盧國土無法居住，澳方將為圖瓦盧公民提供一條特別遷移通道。

——2025年，澳大利亞與巴布亞新幾內亞簽署雙邊防御條約，賦予澳大利亞海軍在特定區域內的行動權。在澳大利亞與巴新的合作中，澳大利亞同意吸納1萬名巴新公民加入澳大利亞國防部隊。

截至目前，澳大利亞已與五個太平洋島國簽署了安全相關協議。而在2024年，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舉措——這次的重點與中國在該地區推動的警務合作直接相關。

此前，中國已與斐濟、所羅門群島等國簽署警務合作協議。作為回應，澳大利亞在2024年舉行的南太平洋島國論壇（PIF）上主導推動成立了“Pacific Policing Initiative（PPI）”——一個面向南太平洋島國的區域警務合作機制，由澳方提供資金，設立培訓設施、協調樞紐及多國警務支持隊。不過，這一多邊框架在實際運作中仍存在明顯局限。盡管澳大利亞積極推動地區合作機制，但中國與巴新等國的雙邊警務合作依舊持續。

六、“百年焦慮”，從何而來？

我們大致可以看到，澳大利亞如何從“戰略調適型”政策，逐步轉向“戰略競爭型”政策。這一轉變不僅體現在政策行動層面，更折射出深層的戰略心理與歷史邏輯。

戴維·沃克（David Walker）在其著作《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中討論了澳洲與亞洲的崛起，時間跨度從1850年一直延續至1939年。該書指出，澳大利亞在面對亞洲崛起時，始終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安全焦慮”。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焦慮演變成了切切實實的現實威脅。那時，日本的勢力真正進入了澳大利亞的安全范圍。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德國戰敗，日本接管了德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一些島嶼，由此正式進入南太平洋區域，并提出了“南進戰略”。這一戰略不僅涵蓋東南亞，也包括南太平洋島國，直接觸及澳大利亞的安全邊界。

隨后日本的勢力一路向南推進，距離澳大利亞北部海岸僅數百公里。尤其是二戰期間，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等地的激烈戰事，讓澳大利亞的安全形勢驟然緊張。

1942年2月，日本對澳大利亞北部城市達爾文（Darwin）發動空襲——那是澳大利亞本土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空襲，造成約250人死亡。此后，日本又多次轟炸澳大利亞北部沿海城市，甚至一度有軍艦駛入悉尼灣。這一連串事件，讓澳大利亞真切感受到來自亞洲的現實威脅。

1942年2月19日，澳大利亞大陸首次遭受日本空襲。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從此，亞洲的崛起對于澳大利亞而言，已不再只是心理層面的“焦慮”。事實上，日本在戰爭初期確實考慮過入侵澳大利亞，其戰略目標是切斷美國通往亞洲的海上交通線。在東京的判斷中，美國是阻礙其擴張的最大障礙——如果能夠控制太平洋島國和澳大利亞，就意味著可以將美國徹底排除在西太平洋之外。

然而，經過幾場關鍵戰役后，日本高層在戰略評估中逐漸認識到，入侵澳大利亞不可行。盡管如此，澳大利亞國內的媒體仍在持續渲染“日本即將入侵”的說法，引發全國范圍的恐慌。這場集體焦慮因此成為澳大利亞現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安全記憶之一。

在講到二戰這一段之前，還有一件同樣關鍵但往往被忽視的歷史事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澳大利亞“戰略拒止”理念的形成邏輯。那時，日本的勢力已進入太平洋島國，而法國在該地區也仍保有多個殖民地。

隨著法國本土在歐洲被德國占領，一個敏感問題隨之出現：這些位于太平洋的法國殖民政府，究竟應當服從被占領的維希政權，還是支持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流亡政府？

當時的澳大利亞麥克尤恩（John McEwen）， 鄉村黨的副領袖，敏銳地察覺到了其中潛在的戰略風險。1940年，他說服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的殖民當局不要承認維希政府的合法性，而應效忠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

這一舉措的影響極為深遠。正因為澳大利亞在關鍵時刻的外交干預，美國才能順利進入該地區，并在新喀里多尼亞建立起軍事基地。當太平洋戰場全面爆發后，這些基地成為至關重要的戰略支撐點。新喀里多尼亞與所羅門群島的地理位置極為關鍵——它們既能構筑保護澳大利亞本土的防線，又能有效阻止日本勢力進一步南下。

因此，這一行動被普遍認為是澳大利亞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戰略拒止”實踐。從歷史的視角來看，澳大利亞確實通過一系列先發制人的行動，有效遏制了日本勢力的南下，成功維護了自身的安全。

前面我們談的是二戰時期的案例。接下來，可以把視角轉向冷戰時期，看看澳大利亞在應對蘇聯時，如何延續并發展“戰略拒止”這一安全邏輯。

冷戰時期，美蘇競爭的觸角伸至印度洋。在美蘇將戰略競爭擴展至印度洋的背景下，斯里蘭卡（當時為錫蘭）和坦桑尼亞正式提出印度洋和平區（Indian Ocean as a Zone of Peace, IOZP）。1971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2832號（第二十六屆）決議，正式采納這一倡議。澳大利亞參與了之后成立的印度洋問題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并支持相關討論。

與此同時，在南太平洋地區，澳大利亞采取了類似的策略，積極推動建立“南太平洋無核區”。這一舉措的起點，是蘇聯當時試圖通過經濟合作和港口項目擴大其在南太平洋的影響力——例如與斐濟、瓦努阿圖、巴新等國接觸，并與湯加簽署了一項漁業與港口合作協議。這令澳大利亞感到強烈不安。為應對這一局勢，澳方牽頭推動制定并最終簽署了《拉羅湯加條約》（Treaty of Rarotonga），即“南太平洋無核區條約”。

以蘇聯與湯加之間的漁業合作為例，澳大利亞立即通過外交施壓與援助手段，勸說湯加放棄合作。這一事件被普遍認為是澳大利亞在冷戰時期最成功的“戰略拒止”案例之一。

1985年，澳大利亞總理鮑勃·霍克簽署了《南太平洋無核區條約》圖源：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做法在當時帶有一定的“中立性”特征——它不僅對蘇聯形成約束，也同樣排除了美國。例如，當美國的核動力軍艦計劃停靠新西蘭港口時，新西蘭政府以維護無核區原則為由予以拒絕。盡管這一決定引發了美方不滿，但整體上，這種安排使南太平洋地區在冷戰時期基本避免卷入大國軍事對抗。

這段歷史對于理解澳大利亞當前對中國的戰略反應，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可以說，澳大利亞當下在南太平洋島國對華政策的核心邏輯，正是對這一冷戰時期經驗的延續與再現——一種“21世紀版的戰略拒止”。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歷史上的若干案例，更深入理解澳大利亞為何對中國在南太平洋島國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抱有高度警惕。

歷史經驗早已表明，大國的基礎設施項目往往被視為地緣擴張的前奏。

第一個例子是蘇聯修建的“西伯利亞大鐵路”。這條鐵路從莫斯科一路延伸至遠東，一旦建成，意味著蘇聯能夠在短短兩周內將約20萬軍隊從歐洲調往遠東。日本對此極度不安，擔心俄國借此實現向東擴張，于是在鐵路竣工前發動了戰爭。

第二個例子是德國當年規劃的“柏林—巴格達鐵路”。這條鐵路貫通印度洋周邊，幾乎可以切斷英國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線。此舉讓英國深感恐慌，也被認為是一戰爆發的潛在誘因之一。

這兩個歷史案例充分說明，大國通過基礎設施網絡實現戰略延伸，一直是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手段。正因如此，澳大利亞今天對中國在南太平洋島國修建港口、通信和能源等基礎設施項目的擔憂，只是延續了這種深層的歷史邏輯。

因此，當我們觀察澳大利亞對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擴大的回應時，可以看到局勢正逐步演變為一種“戰略競爭”狀態。

不過，有一點必須特別強調：在這個問題上，澳大利亞并非“聽命于美國”。它采取這些行動的出發點，并不是為了迎合華盛頓的戰略，而是基于自身的安全考量。換言之，澳大利亞并不是某些媒體所描述的美國“附庸”或“走狗”，而是在為維護自身的地緣安全與戰略空間而主動布局。

七、澳對華焦慮，能否走出“安全困境”？

展望未來，這種戰略競爭關系恐怕還將持續升溫。問題在于，是否有可能讓這種競爭從“惡性”走向“良性”，實現一定程度的緩和？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到前面提到的幾個核心概念。

首先是“勢力范圍”。進入21世紀后，這一概念的傳統含義已難以維系。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中國在南太平洋島國的影響力并非單一維度的國家行為，而是一個由政府、地方、企業、教育等多層次力量共同推動的復雜網絡。在這樣的全球化背景下，想要將中國完全排除在這一地區之外，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勢力范圍”這一概念必須被重新理解——它不再意味著地理上的排他性主導，而應轉化為一種結構性的共存與互動。畢竟，今天的國際體系早已是高度全球化、經濟深度互聯的體系，任何單一國家都無法以傳統方式“封鎖”另一方。

其次是“戰略拒止”。當“勢力范圍”的邏輯逐漸失效時，傳統意義上的“戰略拒止”同樣面臨局限。如果說20世紀的“戰略拒止”是“一堵墻”，密不透風；那么21世紀的“戰略拒止”則更像是“半堵墻”，有空有縫。

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澳大利亞逐漸失去了支撐其“戰略拒止”（strategic denial）政策的經濟基礎，難以在長期內與中國進行全面競爭。同時，中澳合作不斷深化，雙邊經貿關系日益緊密。在太平洋島國問題上，雙方也從以往的單純競爭，轉向競爭與合作并存的復雜局面。

在太平洋島國這一事關澳大利亞核心利益的議題上，我們或許需要重新思考：澳大利亞是否應將“戰略拒止”升級為“戰略責任”或“戰略管理”，以在競爭中融入更多合作、規則塑造與地區公共產品供給，從而構建更穩定的區域秩序？換言之，從單純的防范與排斥，轉向一種更具建設性的、以規則和合作為導向的戰略思維。

第三個仍待深入討論的問題是“戰略支撐點”。中國是否真的有意在南太平洋島國建立這樣的支撐點？目前尚無定論。我也想談一些個人的思考——中澳雙方是否可以在新的國際環境下，探索建立某種合作機制？能否找到一些真正的利益交集？

例如，南太平洋島國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氣候危機，需要一種“行星級思維”（planetary thinking）。中國與澳大利亞同為印太地區的重要沿海國家，也是全球氣候體系中的關鍵行為體。正因為如此，雙方完全有可能在氣候治理、海洋保護以及可持續基礎設施等領域，構建新的合作基礎。這或許可以成為將“戰略競爭”引向“建設性競爭”的一個起點。

此外，還可以考慮恢復南極地區的科研合作。過去，中國與澳大利亞在南極科學研究方面有著良好的合作傳統，但因疫情影響一度中斷。如今，重新啟動這一合作，不僅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也可成為雙方重建互信的契機。

在我看來，關鍵在于——從“戰略拒止”走向“戰略管理”。這不僅是一種政策層面的調整，更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轉變。因為“戰略拒止”式的零和邏輯，在21世紀的全球化環境下已難以為繼。我們需要倡導一種新的“戰略管理”理念——在競爭中保持理性克制，在分歧中維持合作與溝通。

這里，我介紹了一個概念——“戰略同理心”（strategic empathy）。其核心思想是通過理解對方的安全焦慮與戰略邏輯，去尋找共存與合作的可能性。我認為這種“戰略同理性”的思維，同樣可以應用于處理中澳在南太平洋島國的競爭關系。

正如我此前所說，澳大利亞有“百年焦慮感”，而中國有“百年恥辱感”。兩者雖然起源不同，卻都深刻塑造了各自的國家心理結構。如果中澳雙方能夠在情感層面上理解彼此的歷史記憶與安全心理，就有可能找到一種“相互靠近、有效溝通”的方式，從而為未來合作創造條件。

從這一角度看，未來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種“競爭中的合作”新格局——中澳雙方在局部領域保持競爭的同時，也能在全球性議題上尋求協作與共識。國內一些評論常常認為，澳大利亞一方面依賴中國的市場與貿易，另一方面又追隨美國對中國施壓，似乎自相矛盾、兩面討好。但這種看法其實過于簡單化。面對高度復雜的國際環境，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往往是多維度、情境化的，絕不可能用“親中”或“反中”這樣的二元標簽去概括。

事實上，這種政策的復雜性與層次性并非澳大利亞獨有。回顧中國自身的外交經驗，也能發現類似邏輯。以中美關系為例，當年中國積極推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深化與美國的經貿合作；但與此同時，在安全與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始終保持高度防范與自主。這同樣是一種“戰略拒止”的體現。

如果以這種框架來理解澳大利亞，就會發現它的行為并不矛盾。澳大利亞在經貿上愿意與中國合作，是出于經濟利益與現實考量；而在安全領域采取防范措施，則是為了保障自身的戰略安全。這一邏輯，與中國在處理中美關系時的策略，其實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澳大利亞迪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講席教授何包鋼以“從調適到戰略競爭——澳大利亞對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影響力的回應”為題開展專題講座

原題為《從調適到戰略競爭——澳大利亞對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影響力的回應》，標題為編者所加，內容有刪減。

*參考文獻：

Baogang He, “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of the Rising China: The Case of Australia”,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3, January 2012, pp. 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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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整理：周浩鍇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校｜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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