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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間有句網絡名梗——“城市套路深,我要回農村”。如今,“回農村”可不是這么簡單的了。
近期,農業農村部在一次會議中明確提出:“要繼續實施好返鄉回流脫貧人口促就業專項行動,防止形成規模性返鄉滯鄉。”
這個說法,與以往“鼓勵返鄉創業”的政策導向相比,悄然發生了變化——重點不再是“鼓勵返鄉”,而是“防止滯鄉”。
而就在今年3月,人社部部長還曾強調,要“重點支持青年創新創業、農民工返鄉入鄉創業,更好釋放創業帶動就業的倍增效應”。
5月,也有媒體報道某省大規模推進外出人員返鄉創業的行動發布會,并公布了多項支持政策。
一邊是鼓勵返鄉創業,一邊是警惕“滯鄉”風險,政策的風向似乎正在發生微調。
這里的“返鄉滯鄉”肯定不是還有三個月就要春運的返鄉潮。
之所以有這樣觀點的輸出,大概率是指而是指大量外出務工人員因失業或對現有工作不滿,無法在城市立足,只能選擇返回家鄉,且在家鄉也難以實現穩定就業,從而陷入“滯留”狀態。
目前全國農民工總量接近3億人,他們進城打工主要集中在三大塊:進工廠、搞建筑裝修、做服務業(比如餐飲、快遞、外賣)。
但這幾年,這幾個能吸納大量就業的行業,都出現了變化。
建筑業方面,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項目減少,用工需求萎縮;制造業則逐步向技術密集型轉型,對工人的技能和年齡提出更高要求,大齡、低技能勞動者面臨就業困難。
而一度成為就業轉換渠道的外賣、快遞、網約車等行業,也逐步趨于飽和,訂單量下降、單價走低,吸納就業的能力減弱。
在此背景下,部分農民工不得不提前返鄉。
可如果回到家鄉還是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就會形成一個“滯鄉”群體。這不僅影響他們自己和家庭的生計,還可能帶來一連串的反應。
首先,對城市居民而言,農民工群體是維持城市高效運轉的重要力量。
我們之所以能享受20元半小時送達的外賣、三天跨省抵達的快遞,都離不開眾多外來務工人員的辛勤付出。
如果他們大規模離開,城市服務的效率和成本都可能受到影響——快遞可能變慢,外賣配送費可能上漲,裝修找工人也可能更困難、更昂貴。
其次,農民工本身也是城市消費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們在飲食、交通、日常購物等方面的支出,支撐著大量街邊小店、餐館和網約車業務。一旦集中返鄉,城市部分消費市場將面臨降溫壓力。
再者,他們還是城市租房市場的重要客群。人口回流會導致部分區域租房需求下降,進一步給樓市帶來壓力。
更敏感的是,“返鄉滯鄉”可能引發的社會與經濟風險。
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往往占到全家收入的一大半。一旦失去城市的工作,回鄉又找不到合適的活兒,整個家庭的收入就會大幅下降。這可能導致一些已經脫貧的家庭,重新返貧。
從社會治理角度看,大量中青年勞動力滯留在鄉村,如果沒有穩定工作和收入,也可能給基層治理帶來新的壓力。
城市的維穩體系相對完善,有攝像頭、有警力;但在鄉村,資源有限,管理難度更大,再加上農村本身就有宗親家族聯結,不像城市人那樣“原子化”,一旦出現群體性問題,處理起來會更復雜。
所以,“防止規模性返鄉滯鄉”,不只是在管人口流動,更是在防范就業結構變化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
現在的政策重點,已經不再是簡單鼓勵“返鄉”,而是努力避免“滯留”,同時為返鄉人員創造就近就業的機會。
但長遠來看,光“防滯”還不夠。關鍵還是要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在鄉村開發更多公益崗位、扶持本地產業,讓返鄉的人真正能夠“回得去、留得下、有發展”,在家門口找到新的生活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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