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首次見史竟在商末！鄂侯封地與千年古城的隱秘關聯

鄂州史籍首載與沿革：商末溯源至隋代定名的千年脈絡

鄂州的歷史溯源，始終繞不開“鄂”字的傳承。這片長江中游的戰略要地，其地域身份最早的史籍記載可追溯至商朝末年，而“鄂州”作為正式行政名稱的首次出現，則要晚至隋朝，二者跨越千年的文獻脈絡，依托翔實史料與考古遺存，勾勒出鄂州的早期發展軌跡。

鄂州地域的“鄂”字印記，最早見于《史記·殷本紀》的明確記載：“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 這里的“鄂侯”，是商紂王時期位列三公的重要諸侯，其封地核心區域便涵蓋今鄂州一帶。《戰國策·趙策三》中“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的記載，更補充了鄂侯因力諫商紂王勿殺九侯而遭脯刑的歷史細節，既凸顯了鄂侯的剛直，也印證了“鄂”作為商王朝重要封地的政治地位——能與西伯昌（周文王）、九侯并列三公，足見當時“鄂”地的經濟、軍事實力在南方諸侯中首屈一指。

盡管早期史籍未直接標注“鄂”的具體疆域，但考古發現為這一記載提供了鐵證。今鄂州梁子湖區的鄂王城遺址，經碳十四測定，其始建年代可追溯至商代晚期，與史籍中鄂侯封地的時間線高度吻合。遺址中出土的商代青銅禮器、兵器等文物，如饕餮紋青銅鼎、青銅戈，其形制與商代都城殷墟出土的器物一脈相承，證明這里曾是商王朝在南方的重要統治據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遺址內發現的商代陶文“鄂”，與甲骨文中“鄂”的字形完全一致，直接印證了“鄂”地稱謂的悠久傳承。

西周時期，“鄂”地的歷史脈絡在史籍中進一步延續。《史記·楚世家》記載：“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 楚君熊渠率軍征伐至鄂地后，封中子熊紅為鄂王，在商代鄂王城的基礎上擴建都城，史稱“楚鄂都”。這一記載在考古中得到充分佐證：鄂王城遺址的西周文化層中，出土了大量楚國風格的陶器、銅器，其中一件青銅甬鐘上刻有“鄂王自作器”的銘文，直接印證了熊紅受封鄂王的史實。此后，鄂地長期為楚國核心疆域，春秋時期仍為楚國別都，《左傳·昭公七年》中“楚子成章華之臺，愿與諸侯落之”的記載，便提及鄂地為楚國接待諸侯的重要場所。

而“鄂州”作為正式行政建制名稱，首次見于《隋書·地理志》的記載：“江夏郡，統縣四：江夏、武昌、永興、蒲圻。武昌，舊置武昌郡，平陳，郡廢，又廢西陵、鄂二縣入焉。開皇九年，置鄂州。” 這里明確記載，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朝平定陳朝后，廢黜原有的武昌郡及西陵、鄂二縣，合并設立武昌縣，同時將原郢州更名為“鄂州”，治所設于今鄂州。這一行政建制的調整，并非憑空定名，而是延續了“鄂”地千年的歷史稱謂，標志著“鄂州”之名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唐代《通典·州郡十三》進一步補充了鄂州的建制細節：“鄂州，春秋時楚地，秦屬南郡，漢屬江夏郡……隋平陳，置鄂州，因鄂渚為名。” 所謂“鄂渚”，即今鄂州長江中的小洲，早在《楚辭·九辯》中便有“乘鄂渚而反顧兮”的記載，證明“鄂”作為地域標識，在先秦時期已深入人心。此外，鄂州境內的隋代武昌城遺址，出土的磚刻“鄂州武昌”字樣，與史籍記載完全契合，成為“鄂州”之名始于隋代的實物佐證。

從商末鄂侯封地的史籍初現，到隋代鄂州建制的正式定名，鄂州的歷史脈絡清晰可循。《史記》《戰國策》的文獻記載，與鄂王城遺址、隋代磚刻等考古遺存相互印證，不僅還原了“鄂”地從諸侯封地到行政區域的演變歷程，更印證了鄂州作為長江中游文明重鎮的千年積淀，其首次史籍記載的商末淵源與隋代定名的行政沿革，共同構成了這座城市厚重的歷史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