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鎖副中心“冷知識” | 中國廣播無線電臺創建者是通州人

北京通州自古人才輩出，潞河中學黨支部創建人周文彬、以“京味小說”聞名的文壇巨匠劉紹棠......這些名字早已成為通州文化記憶中的重要符號。但您知道嗎？中國第一座廣播無線電臺的創建人、積淀中國廣播紅色底蘊的“廣播先驅”劉瀚，同樣來自這片沃土。這位北京通州人如何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開辟中國廣播建設道路？又如何讓廣播事業自誕生起就融入紅色基因，以高風亮節守護國家電政主權？本期通州冷知識，讓我們一同翻開這位“開中國廣播先河之人”的人生篇章，探尋他藏在電波里的紅色初心與民族氣節。

通州走出的“廣播先驅”

“很多人不知道，中國廣播事業的起點，其實與通州的兩棵古槐有關。”站在通州中倉社區兩棵枝繁葉茂的百年古槐下，劉瀚的長孫劉培新先生指尖輕觸粗糙的樹皮，向記者道出這段鮮為人知的往事。1889年6月29日，劉瀚誕生于通州舊城西南角彌陀庵胡同的嘉惠堂院內，這兩棵古槐便是他童年時光的見證者。

據《北京市通縣地名志》記載，這兩棵古槐所在的區域舊時稱為彌陀庵，在通州舊城西南角，1989年屬南城街道辦事處麥芋居委會，1900年前后形成街巷，南起西麥芋胡同，北至倪家胡同與大燒酒胡同銜接，因該巷南端臨近彌陀庵而得名。彌陀庵原址1940年前后左右曾為河北省通縣男子師范學校分校；1958年拆除庵內殿閣重建平房，為通州鎮南倉街小學；1987年為通縣培智學校；1991年舊城改造時拆除學校；1994年并入中倉小區；2003年屬于新設中倉社區居委會。

歷經百年變遷，從街巷到學校，再到如今的中倉社區，唯有古槐依舊矗立。“爺爺是北京通州人，成長在北京、專業成才在北京，這片土地的開放與厚重，滋養了他的家國情懷。”劉培新告訴記者，通州作為大運河北起點的商貿繁榮與信息通達，為他日后探索廣播事業埋下了最初的種子。

早期電報局

在北京通州老電話博物館內，《中國廣播之父》的作者陳爾泰說，“很多人不知道，劉瀚最早接觸掌握廣播的相關設備也在北京。”劉培新補充道：“這和爺爺的事業大有淵源。1907年，他18歲時離開通州，進入保定有線電報局當電報生，就是從那時起，和中國廣播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1913年，他考入交通傳習所（北京交通大學前身）無線電科，成為中國第一批系統學習相關專業的學生，在這里立下了用技術報效國家的初心。”

在校期間，劉瀚虛心求教、刻苦鉆研，1914年畢業后進入交通部上海吳淞無線電臺任報務員。1918年，陸軍部設立無線電教練所，劉瀚憑借出色的英語水平和專業背景擔任教官兼翻譯，因教學成績顯著獲頒“文虎勛章”。而他在北京積累的專業經驗與技術沉淀，為日后開創中國廣播事業筑牢了根基，更讓他成為最早具備復制廣播電臺模式能力的先行者。

哈爾濱開創廣播無線電臺

“劉瀚是開中國廣播先河之人，開創了中國廣播無線電的歷史。”陳爾泰說。1922年直奉戰爭結束后，奉軍在東北成立“東三省陸軍整理處”。彼時日本人霸占南滿鐵路，通過有線電報控制中國當局，劉瀚與吳梯青、吳樾、陳淮清、沈宗漢等?應邀赴東北參與建設，立志擺脫侵略者的技術壟斷。“爺爺是在1923年，在哈爾濱把軍用馬可尼野戰電話機改裝成廣播發射機，開創了中國無線電廣播的歷史，成為劃分中國有廣播與無廣播時代的分水嶺。”劉培新先生告訴記者。

1922年12月，在東省鐵路護路軍總司令朱慶瀾的支持下，劉瀚改裝發射機、話筒和收音機。1923年1月1日，在哈爾濱市秦家崗轉角樓（滿洲里街13號）開播，呼號XOH，頻率600千周，功率50瓦。

作為中國廣播實踐家，劉瀚不僅是理論家與創辦者，更親身主持廣播電臺長達八年。1926年8月，他將發射機功率提升至100瓦，主持為期4天的廣播試驗展覽，發射端設在王兆屯鐵路平房，接收端設在秦家崗轉角樓，各國領事與僑民紛紛參觀。

劉瀚主持創立的哈爾濱廣播無線電臺，不僅是中國第一座廣播無線電臺，更成為積淀紅色底蘊的重要陣地。陳爾泰告訴記者，“劉瀚開創了大統一、成系統、有規模的國家廣播模式，這一全國統一模式延續至今。”電臺內誕生了中國廣播界第一位共產黨員和第一個黨支部，成為對日斗爭的核心堡壘。他補充道，“更鮮為人知的是，電臺黨員家庭曾作為‘紅色接待站’，秘密護送瞿秋白、周恩來、鄧穎超等黨的重要領導人赴蘇參會，為六大代表的安全保駕護航，對中國革命作出重要貢獻”。

以法鑄盾護電政主權

“爺爺在哈爾濱不僅創立了電臺，還取締了日本私設的電臺，用法律捍衛了國家電政主權。”談及祖父的壯舉，劉培新語氣中滿是自豪。1924年起，日本人在哈爾濱私設無線電收發報機，擅自收發新聞商電，嚴重侵犯中國電政主權。劉瀚經過詳細調查，搜集證據后呈文東三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堅決要求取締非法電臺，得到東北當局支持，張作霖隨即下達取締指令。

“劉瀚是創立中國廣播第一套全面法規的人，他起草了《廣播無線電條例》及《裝設廣播無線電收聽器規則》《運銷廣播無線電收聽器規則》，為中國廣播事業奠定了法律基礎。”陳爾泰補充道，這套法規明確了廣播事業的主權歸屬，從制度上阻斷了侵略者的侵權行為。

1928年11月，哈爾濱學生因反對日本人修筑鐵路遭鎮壓，釀成“一一九”慘案，電臺員工群情激憤，劉瀚與主任陳淮清當即撤掉全部日語廣播，以實際行動聲援愛國學生。1930年6月，劉瀚被迫離開電臺，但日本人的迫害從未停止，1932年哈爾濱淪陷后，日軍第一時間追捕他，而劉瀚早已輾轉北平、綏遠、西安等地，“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氣節讓侵略者的陰謀徹底破產。

陳爾泰告訴記者，“劉瀚還是最早與中國共產黨人‘合辦’新聞機構通訊社的人，該通訊社實為早期廣播電臺的編輯部，所發稿件均由共產黨人編寫，凸顯了中國廣播事業與生俱來的紅色起點。”他樹立的中國廣播思想體系，涵蓋哲學層面的本體論，讓廣播自誕生起就帶有鮮明的革命色彩，成為凝聚民眾、反抗侵略的重要武器。

跨越百年的精神傳承

“這里就是爺爺故居的位置了。”站在中倉社區的古槐旁，劉培新向記者示意，“看著現在的通州，很難想象爺爺當年看到的樣子。”如今的通州，高樓林立、交通便捷，早已不是當年的古城模樣，而這片土地上的精神傳承卻從未中斷過。

面對日本人的威逼利誘，劉瀚始終堅守氣節。“日本人想收買他，設宴請客、贈送金錢，請求放棄取締私設電臺，可他甩手就走，絲毫不為所動。”陳爾泰告訴記者，這種“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讓侵略者的陰謀屢屢落空。

1929年，東北當局逮捕電臺員工馮士潛和羅特，以“寫揭發材料”為釋放條件。劉瀚專程赴監獄探視，囑咐二人“實事求是，以國家大事為重，寧可受委屈也不作偽證”，后來二人因《伯力協定》獲釋，始終感念他的家國情懷。

“九一八”事變后，身在北平的劉瀚多次想去抗戰前線，都因時局變換沒能如愿，但他沒有停下報國的腳步，而是將這份赤誠傳遞給了子女。“我的伯父劉宗唐，受到爺爺的影響，投筆從戎，開辟了一條由列城至葉城運輸抗戰援華物資的國際驛路，被稱為抗日英雄。”劉培新告訴記者。1941年，劉瀚在陜西鳳縣電報局工作時，因長期積勞成疾去世，年僅52歲。

在中國傳媒大學博物館里，劉瀚與中國廣播是基本陳列中的重要內容，代表中國廣播的開始。不少學生專程來了解這位“廣播先驅”的經歷，銘記中國廣播事業的先行者，將他的創新精神融入專業學習。中國廣電聯合會交宣委會長潘力說，“劉瀚先生的一生雖短暫，但他為中國廣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研究和展示劉瀚的生平事跡，對于我們今天繼承先輩遺志，擔當時代重任具有重要意義”。

如今，這種精神仍在延續。在通州中倉社區，那兩棵百年古槐蒼茂遒勁。“通州的發展真是日新月異。”劉培新望著周邊的現代社區感慨道，“從守護漕運的古城到現在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的變化，就像爺爺從事的廣播事業一樣，都是在書寫新的歷史。”

北京城市副中心報記者：張丹

攝影：本報記者 常鳴、

資料圖片由中國傳媒大學傳媒博物館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