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昌文:高效協同向世界級灣區邁進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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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級灣區作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經濟增長極,是帶動區域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源。縱觀全球,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雖各具特色,但也呈現出普遍特征。這是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由地理、經濟、制度和文化等因素共同塑造的結果。
一是具有強大的生產要素集聚效應與擴散效應。世界級灣區的形成大都始于優良港口的自然稟賦。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憑借深水良港的優勢,發展成為重要的貨物集散中心和制造業基地。二戰后,隨著全球產業轉移和升級,經濟結構從工業向服務業主導轉型。灣區通過核心城市的集聚效應,吸引資本、技術、人才和信息等生產要素,形成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成為區域發展增長極。此后,又依托全球領先的市場環境,憑借其全球資源調配、資產定價和風險管理等優勢,通過擴散效應將發展動能輻射至周邊區域,成為大都市區。
二是成為開放式創新的“生態雨林”與前沿技術策源地。以舊金山灣區為例,把握半導體、互聯網等科技革命浪潮,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從斯坦福大學孕育硅谷到風險投資大規模介入,再到全球頂尖人才持續涌入,舊金山灣區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創新生態系統。灣區內的大學、科研機構、科技公司、風險資本和專業化服務平臺構成了緊密互動、共生共榮的網絡,研發投入強度位居世界前列,蘋果、谷歌、特斯拉等科技公司總部和核心研發部門聚集于此。
三是構建“硬聯通”與“軟聯通”協同發展網絡。世界級灣區擁有高效的交通基礎設施網絡,東京灣區的軌道交通網絡每日運送乘客超4000萬人次,紐約灣區的機場群年旅客吞吐量超1.4億人次。同時,灣區各城市實現了治理協同,如舊金山灣區成立灣區委員會,構建跨行政區域的協調組織機構。從發展進程看,世界級灣區也經歷了從“單核城市”到“多中心網絡”的演變。曾幾何時,紐約、東京等核心城市虹吸效應明顯,隨著交通擁堵、資源短缺等“大城市病”凸顯,產業、人口開始向周邊疏解,逐步形成了功能互補的城市群。
世界級灣區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基礎,以澎湃的科技創新為引擎,以高效的協同網絡為骨架,以開放的人才環境為沃土。這些特征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市場、政府和社會共同努力塑造的。相較而言,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后起之秀,其核心競爭力體現在多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的需求優勢、產業體系配套完整的供給優勢、大量高素質勞動者和企業家的人才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有其獨特性。從經濟規模看,大灣區以不到全國0.6%的國土面積,創造了全國1/9的經濟總量,并超越紐約、舊金山等成熟灣區,正成為全球最具前景的增長極之一。從產業分工看,大灣區跨越了傳統的“前店后廠”模式,形成深圳創新、廣州商貿、珠三角制造和香港金融的互補格局,實現城市功能深度融合。高效的協同網絡,使其具備將科技創新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華為、騰訊、比亞迪等企業構成創新矩陣,形成“科創+制造+金融”的獨特競爭力。從戰略價值看,大灣區背靠珠三角和內地龐大的消費市場,為新技術、新產品提供廣闊應用空間。同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連接內地與全球市場,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大灣區成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試驗田,是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比肩世界級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快速提升,但在人均GDP、基礎研究投入、原始創新能力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在邁向更深層次融合與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還面臨一些結構性挑戰。
在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方面,存在跨域項目審批流程復雜、銜接方式多依靠政策推進等問題。需進一步深化制度創新,加強系統性規劃,探索設立實體化協調機構,優化協同流程,可考慮在前海、河套等重大合作平臺率先試點更高效的協同治理模式。在創新鏈產業鏈融合方面,高校科研導向與市場需求脫節,資金、數據、人才等創新要素跨境流動仍存障礙,城市間產業同質化競爭凸顯。建議著眼構建高效協同的產業融通創新體系,促進要素共享,鼓勵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建設跨區域產學研平臺和共享中試基地。在全球市場功能提升和制度標準建設方面,還存在能級偏弱、全球規則制定話語權不足等短板,公司治理、知識產權保護、商事仲裁等制度環境有待完善。需持續推進制度型開放,在前海、橫琴等重大平臺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優化知識產權與法律服務生態,培育本土跨國企業并推動其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構建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稅制、人才引進與安居環境。
【 趙昌文: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原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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