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30年代大蕭條，這兩個國家為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了解經濟學史的朋友應該知道，人類歷史上數得上來的大通縮就只有兩次，一次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一次是二戰前夕的美國大蕭條。當然，還有正在進行的，不過那就不是我能說的了。

對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我之前寫過一篇，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回看。很多朋友認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房地產泡沫以及人口老齡化問題非常有代表性，但其實如果只拿通縮來對比的話，美國在1930年代開啟的大蕭條或許更有啟示意義。

話說在1921年一戰結束之后到1929年間，美國和世界都迎來了高速發展的“咆哮的20年代”，在這個階段美國經濟像是坐了沒有剎車的雜糧車一樣迅猛。美國的制造業迅速崛起，十年間年均工業產值增速來到了6.9%，一度占據了世界的46%，是絕對的世界第一大工業國，而龐大的產業又以汽車、鋼鐵、發電等重工業為主。

在1921年的時候，美國的汽車產量僅為130萬輛每年，到了1929年底則已躍升到了480萬輛，翻了3倍還多；發電量也從1921年的330萬兆瓦時一躍升至了1929年的900萬兆瓦時，翻了近三倍；至于鋼產量躍升的雖然不夠明顯，但也從1921年的2690萬噸躍升至了1929年的5930萬噸。美國因此也形成了一定的資產泡沫，只是彼時美國的泡沫主要集中在股市上——道瓊斯工業指數在十年間翻了6倍。

當然這種高速的咆哮并不是沒有代價的，美國付出的代價是什么呢？一個是低人權優勢以及低人權優勢帶來的消費不足；另一個就是重投資。

美國在二戰后為了保證自己的產品在一眾發達國家中有競爭力，一直在強硬打壓勞工權利的，其主要方式是重創工會——1917年，美國先是通過了《反間諜法》，又在1918年通過了《煽動叛亂法》。這一些法案聽著都是為了維護美國的穩定，結果實際都指向的是勞工——所謂的“反間諜”實際上反對的是工會頭頭；所謂的“煽動叛亂”實際上指的是工會罷工行為。

在這兩個法案的左右輪番重拳出擊之下，美國的工會數量出現斷崖式下降，罷工人數也開始迅速減少——在1919年的時候美國還有21%的勞工參與了當年的罷工，但是到了 1929年這一數據就只有1.2%，這使得美國成為了當時一眾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作時間最長的那個國家——咆哮時代的美國高峰時期的周工作時長達到了50.7 小時。美國這時候突出的就是一個自由主義，相信市場會解決一切——你們勞工工資低，只是你們自己不努力，你們要是有競爭力，那工資自然會漲起來；你們工作時間長純粹就是因為你們產能低，而且你們不努力，有的是人努力，你不努力能帶領我們大美利堅崛起嗎？

同時因為這個階段美國的低稅收、勞工權益低，美國的貧富差距也被急劇拉大：1920年的時候，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只能占全美總收入的13%，但是到了1929年的時候就可以占到全美總收入的23.9%。

另一個代價是資本的無序擴張。這個階段美國雖然對勞工突出的是一個重拳出擊，但是對資本市場則突出的是一個放任不管，資本市場的監管門檻被放到了極低點。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銀行借貸門檻被拉到了極低：在1928年的時候美國的銀行法規并不完善，銀行業在美國也并不高大上，是個人有點錢都能來銀行業玩兩把。當時全美大概有25000家銀行，而其中90%是州立的一些小銀行。這25000家銀行為了能在資本市場殺出個名堂，干倒自己的同行，把放款門檻拉得極低：誰想開廠房，今天進了銀行大門明天就能貸到款，并且杠桿還可以拉得極高——當時1美元的抵押物如果拿去消費能撬動15倍的杠桿，也就是1美元可以貸到15美元；而如果拿去炒股，則能撬動10倍的杠桿，1美元能貸到10美元；如果拿去建廠房，就能撬動8倍的杠桿，1美元能貸到8美元。

這種寬松的監管制度極大地促進了美國制造業的無序擴張。這時候的美國一方面是勞工待遇極差、收入增長極緩、消費時間極少、財富高度集中；一方面是資本的無序擴張，是制造業的無序擴張，這種巨大的錯位就導致美國的產能和消費能力出現了明顯的脫節。

在咆哮時代，美國每年的工業產值增速達到了6.9%，但工資增速只有每年1.8%，消費的增速更只有每年的2.1%，這很顯然是不正常的。當然，這種畸形的咆哮必然咆哮不了幾天，很快迎來了破產。

1929年10月24日，一個平凡的星期四，美國股市突然迎來了閃跌，開盤即暴跌了11%。一場美股歷史上最大的股災，一場席卷全球的大蕭條到來了。

整個大蕭條期間，之前美國過度擴張的問題暴露無遺，美國甚至世界都開始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大通縮。之前產量暴增的福特汽車開始在停車場成為無人問津的垃圾；大量的鋼鐵爛在了廠房里；各種擴建的發電站開始停止生產；道瓊斯指數也一度從高點的380點下跌到了不到50點；失業率更是創下新高；25000家銀行中有9000多家迎來了倒閉……

當然，美國的泡沫主要集中在股市上，這也是美國的老傳統了，因為美國人就愛炒股；同時美國因為缺乏政府監管，也導致在危機爆發之初缺乏強有力的調控手段，所以出現了斷崖式通縮——在1929年之后的四年通縮高峰期里面，美國的年CPI一度達到了-7%，這兩點和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是不同的。

那美國當年是如何走出大通縮的呢？首先當年美國面對大通縮的第一反應是和特朗普當前的操作如出一轍，那就是加關稅。這套邏輯可以說是非常地樸實無華——通縮是什么原因呢？是因為貨物賣不動了。那我收關稅不讓外國貨進來，只要你買本國貨那本國貨不就能賣得動了嗎？

于是在1930年，大通縮到來的次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就應運而生了，這個關稅法案把美國的關稅瞬間拉到了一個非常高的水平。可是現實很快打了這個法案一個響亮的耳光，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不僅沒有帶來美國通縮的衰減，反而加劇了美國的通縮問題。因為伴隨著這個關稅法案的通過，各國也開始紛紛報復性加征關稅。此時作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貿易順差國的美國自然是吃了個大虧，美國的商品開始變得更加難賣了。

不過在這種短暫的小錯誤之后，真正拯救大蕭條的手段也來了，那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羅斯福新政。只是對于羅斯福新政到底是什么樣的，課本上一直是有描述性的錯誤。在課本上，羅斯福新政之所以能拯救美國經濟，是因為羅斯福搞了以工代賑，搞了胡佛大壩，以此來暗示大搞基建是正確的。當年羅斯福新政中確實有以工代賑這一項，也是非常關鍵的。但是羅斯福的另兩項政策也十分重要，而且恰恰是這兩項政策才解決了上面提到的觸發了大蕭條的兩個關鍵問題，也就是消費不足和產能過剩的問題。

在消費不足方面，羅斯福上臺之后政策來了個180度原地調頭，瞬間扭轉了之前美國政府對待工會的排斥態度，開始努力提高勞工福利。羅斯福迅速出臺了各種有關勞工權益保障的法規和政策——先是通過了《國家工業復興法》，以此來設立一個代號為NRA的全國復興管理署，之后通過NRA迫使超過200萬家企業主動簽署了“NRA藍鷹協議”。這個協議主要是要求這些企業承諾提供高于大蕭條前的一個最低工資水平，還要求企業把每周的工作時長縮短到40小時以內，以此作為條件換取政府暫停對他們的壟斷調查。

之后在1935年，羅斯福又通過了《全國勞動關系法》，確定了工人的罷工權，同時成立了全國勞資委員會。最終在1938年，羅斯福還通過了《公平勞動標準法》，這一下正式把8小時工作制和最低工資制度順利推廣到了全美。

1925年大蕭條前，美國的勞工平均工作時長是在每周50.7小時，但是到了1940年在8小時工作制和羅斯福新政的加持下，美國勞工的勞動時長下降到了每周37.6小時。同時，為了削減貧富差距，美國的個人所得稅也開始迅速提高：個人所得稅從最高的25%迅速提升到了63%；工資所得稅也從12%提升到了13.75%；遺產稅這時候也翻了一番。政府通過所得稅削減了貧富差距，到二戰結束前，美國 收入最高的那1%人群 收入占美國總收入的比例已經從大蕭條前夜的23.9%下降至了11%。

這里補充一下，所得稅的提高主要是通過1932年的稅收法案，這個法案是胡佛提的，并非是羅斯福提出。

另一方面，羅斯福還加強了對于銀行業的監管：《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迅速通過，該法案限制了銀行存款杠桿炒股的可能性。同時還創立了聯邦存款保險機制，以避免銀行把儲戶的錢都給浪完了。最后羅斯福還開始逐漸脫離金本位的美元機制，以此來創造美元貶值的機會。

我們在歷史書上還學過一個說法，那就是美國因為搞了羅斯福新政從而度過了大蕭條，但是德國因為沒有羅斯福新政，只有希特勒暴政，所以最終發動了二戰。那么希特勒暴政到底和羅斯福的新政區別在哪里呢？

首先我們傳統理解的“以工代賑”在兩者之間是沒有區別的，甚至希特勒的以工代賑更厲害。羅斯福還只是修修大壩，希特勒則是大壩、軍隊一起搞：希特勒在1933年上臺后的第二個月就成立了國家勞動服務團，動員失業青年修建高速公路、鐵路等基建項目。并且他還大幅加強軍工建設：在1935年德國的軍工花費能占到全國GDP的15%，僅這一項就已經比美國的以工代賑金額要高了，可以說希特勒版本的以工代賑是比羅斯福的以工代賑要極端的多。

那么希特勒如果也在以工代賑，那他和羅斯福的差距是在哪里？其實就在于如何看待勞工問題。德國作為馬克思的老家，其本身是這個世界勞工權益發展比較早，也是早期發展比較好的地方——德國在1918年就率先引入了8小時工作制，當然這個8小時工作制不是每周工作5天的現代8小時工作制，而是每周工作6天的8小時工作制。但即使如此，這個8小時工作制也算得上當時國際上的一股清流了。

同時在1919年的魏瑪憲法里，德國更是明確了工會的合法性，德國還在1927年建立了世界最早的失業保險制度。可是到了希特勒上臺之后，他就開始猛攻這些制度——在他上臺的第三個月就發動了工會清洗行動，帶領沖鋒隊消滅了全德的工會；新的勞動組織法也出臺了，該法案把勞動者從一個普通的工人定義成為國家奉獻的一員。

當時的納粹德國有一個經典語錄：“勞動不是商品，而是為了民族服務的義務”。當然，什么事情一旦開始唱起高調，那么聽高調的人民一般就要倒霉了。勞動的格調被拔高之后，什么提高工資就別提了，什么8小時工作也別講了，你是為國家奉獻的，還說這些實在太庸俗。

在此背景下，德國勞工的工作時長瞬間從1932年希特勒上臺時的周平均39小時提升到了1939年德國閃擊波蘭前的52小時，這下德國算是對美國實現了彎道超車。這種低工資高勞動時長很顯然進一步壓縮了德國的消費能力，德國的通縮問題也變得更加嚴峻。雖然希特勒上臺之后通過政府凍結物價短暫地壓制了通縮，但是并沒有在德國實現緩慢的通脹再復蘇。1935年后到二戰前期的德國，實際的真實通脹水平一直是保持在0左右的。

并且為了消化過剩的產能，希特勒還把寶壓在了軍工上：到了1929年的時候，德國僅軍費支出一項就占據了25%的GDP，軍工成為了德國唯一的支柱產業。而造了那么多飛機大炮坦克車怎么辦？等它爛掉，那還不如學資本家把牛奶直接倒在河里。所以希特勒就只能通過戰爭掠奪資源，實現軍工產品變現。

其實從希特勒提高勞動時長、壓寶軍工的 經濟布局脈絡來看 ，我們就能發現德國發動二戰那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當然我們如今站在歷史的上帝視角回看過去，都知道羅斯福是對的，希特勒是錯的，但是當年真的面對這樣的局面大家未必會覺得羅斯福是對的，甚至有人可能會覺得羅斯福就是在自殺。因為希特勒當時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在全球大蕭條、大通縮自己的產品都賣不出去的情況下，你第一能想到的解決方案是什么呢？可能是學美國的提高關稅，也可能是繼續降低產品價格以提高產品的競爭力，而不是像羅斯福那樣強行提高工資，畢竟羅斯福那么做是有風險的。

藍鷹協議最低工資是提高了勞工待遇，但是也明顯增加了企業負擔。在大蕭條期間搞不好就會使這些企業全面破產，造成更大的金融危機。而希特勒那一套繼續壓榨勞工的工作時長和工資，以此來壓低產品的價格，繼續提高本國企業的競爭力的做法，其實在當時的人看來也未必不是一條解決的道路。只不過最終羅斯福賭對了，美國賭對了，羅斯福那套選擇相信美國人只要有錢，就可以通過自我消費承擔起美國龐大制造業的理念成功了。

但是從更深的制度層面來看，德國賭輸、美國賭對卻是必然的。美國制度的最大優勢從來就不是一定能選出一個做出正確決定的領導者，而是能在國家走上錯誤道路的時候迅速調整國家的策略。

要知道，美國在大蕭條開始之后，也是經歷了胡佛的錯誤政策時期、出臺過離譜的關稅法案的。胡佛對于勞工的態度雖然沒有希特勒那么離譜，但也是堅決拒絕國家干預的。不過胡佛錯了不重要，因為美國不會給一個錯誤的總統繼續犯錯的機會，很快伴隨著經濟的持續衰退，秉承錯誤經濟政策的胡佛下臺了，一個跟胡佛政策截然不同的羅斯福上臺了。這種能迅速調整自己的政策，來個180度原地調頭才是美國能扭轉經濟頹勢的根本原因。

而在同時期的德國就不行了。希特勒之所以能上臺也是得益于上一個領導人的錯誤政策——他之前的德國總理布呂寧的政策基本上跟胡佛是如出一轍：拒絕社會救濟，拒絕提高福利，只提高稅收。而當時的德國是在民主制度之下的，所以布呂寧迅速下臺換希特勒上來糾錯。

希特勒上臺后確實是在調整了策略，但是在調整策略的同時，也通過國會縱火案緊急法令、授權法、解散工會和政黨的舉措，徹底摧毀了德國原有民主制度，這使得當希特勒的政策再出現錯誤的時候已經無人可以調整；希特勒也不愿意放棄自己的固有政策，因為這樣會損失自己的威信。自此，德國就只能在錯誤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

縱觀整個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美國與德國在相似的困境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美國在羅斯福新政的帶領下，以制度改革和社會共識的重建慢慢修復了資本主義的裂痕；而德國則在希特勒的極端動員與獨裁統治中，將經濟振興的沖動演變為軍國主義的瘋狂。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真正的韌性不在于經濟增長的速度，而在于當危機到來時能否修正錯誤、重建信任。救贖國家的，不是恐懼與暴力，而是理性、制度與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