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稱明清園林“活化石”的寄暢園，有著怎樣的過往？

寄暢園是研究中國傳統(tǒng)園林的重要個案，堪稱明清園林的“活化石”。這座園林自興建以來始終歸秦氏家族所有，近500年的時間里“易代不易族，易主不易姓”，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

原文作者 | 黃曉 劉珊珊

《寄暢園》

作者：黃曉 劉珊珊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25年8月

寄暢園始建于何時？

寄暢園的前身是秦金鳳谷行窩。《鳳谷行窩考》一文運用史源學和年代學考證出“正德中”的觀點源自明崇禎年間（1628—1644年）成書的王永積《錫山景物略》，卷4稱：“（鳳谷行窩）為僧房二，一曰南隱，一曰漚寓……正德中，秦端敏公并而為園。”這項記載又是基于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成書的《惠山古今考》，卷1稱“白石塢北曰南隱房，元僧天然始居之，今為秦氏園居；……山門內(nèi)左曰漚寓房，成化間住持道瑨退居……今為鳳谷行窩”。

《錫山景物略》應是將其中的秦氏園居與鳳谷行窩視作一處，因而得出秦金合并南隱、漚寓造園的結論。然而根據(jù)邵寶《慧山記》所收《慧山圖》判斷，南隱在惠山寺南，漚寓在惠山寺北，兩者相距數(shù)百米，不可能并作一處園林。同時可作旁證的，是《端敏公年譜》記載正德年間秦金皆在外地為官，并無時間回無錫造園。這就推翻了《錫山景物略》關于園林位置和建造年代的說法。根據(jù)《端敏公年譜》推測，嘉靖六年（1527年）秦金以北京戶部尚書致仕，最可能于此時造園。那么這一推測如何才能得到印證呢？

明，沈周（款）《碧山吟社圖》局部，描繪了秦旭等人結社雅集的場景。首都博物館藏。風入松/攝

史源學方法只能將寄暢園始建年代追溯到《錫山景物略》和《惠山古今考》，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更早的明確記載；繼續(xù)追索便需進入微觀史學的層面，借助當事人的詩文、年譜進行推論。研究發(fā)現(xiàn)正反兩方面的證據(jù)，皆指向鳳谷行窩建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

正面的證據(jù)是，嘉靖六年三月秦金獲允辭官回鄉(xiāng)，他此前不久與知交好友的唱和詩中皆透出卜居造園之意。秦金《得歸志感》稱：“會擬耆英開洛社，調(diào)思尼父奏猗蘭。”羅文徽和詩稱：“肯學平泉求異石，擬如楚畹種芳蘭。”袁胥臺和詩稱：“裴公綠野名逾重，謝傅東山樂有余。”李德裕平泉山居、裴度綠野草堂和謝安東山草堂都是古代名相之園，這些典故于此時密集出現(xiàn)在眾人詩中絕非偶然，他們正是以此喻指秦金擬建之園，秦金官至尚書，與宰相的地位相近。把握了這一點，便能讀出一年前秦金《六旬自壽》中“南湖別業(yè)今荒矣，何日長吟對白鷗”的歸隱渴望，以及鳳谷行窩建成后“入簾山色近，隔院鳥聲多”的隱居喜悅。

更重要的是反面的證據(jù)，涉及秦金最親密的朋友邵寶（1460—1527年）。秦金選擇漚寓僧房造園，園名和選址都與邵寶有關。就園名而言，秦金祖居地有座鳳山，其父居所稱“鳳山書屋”，秦金號鳳山，并請邵寶為父親作《鳳山書屋記》；“行窩”典出《宋史·邵雍傳》：“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秦金建成鳳谷行窩后作詩稱“醉醒皮休石，吟成邵子窩”，直接點明對邵雍的效法，而邵寶正是邵雍之后。就園址而言，由“慧山圖”可知，鳳谷行窩所在的漚寓房與邵寶的二泉書院東西相鄰，僅隔數(shù)米寬的小街，透露出秦金與邵寶卜鄰而居的愿望。邵寶《容春堂集》收有近百篇題贈秦金的詩文，嘉靖六年初他還為秦家作《明孝子秦公墓表》；然而他集中卻從未提及鳳谷行窩或秦金造園之事。研究發(fā)現(xiàn)邵寶卒于嘉靖六年二月，恰在秦金回鄉(xiāng)一個月前。因此秦金應是該年回鄉(xiāng)后才開始造園，邵寶已經(jīng)過世，否則秦金在一街之隔的對面造園，邵寶絕不會一語不提。

由上可知，鳳谷行窩始建年代不會早于嘉靖六年；此園以漚寓房為基礎，略作修繕點綴即可，耗時不會太久，同年應可完工。綜合推斷，鳳谷行窩應建于嘉靖六年，標志是秦金所作《筑鳳谷行窩成》。這一論斷與現(xiàn)存的各種文獻，如秦金的仕宦出處、友人的酬唱詩文等皆能吻合。2017年在無錫舉辦的寄暢園建園490周年紀念活動，便是建立在這一論斷的基礎上。

寄暢園堪稱明清園林的“活化石”

中國不乏年代久遠的園林，如滄浪亭始建于宋代，獅子林始建于元代，明代拙政園也比寄暢園早近20年，然而這些園林在發(fā)展過程中都有過中斷或園史晦暗不明的時期；相比之下，寄暢園脈絡明晰、史料翔實，堪稱明清園林的“活化石”，對深入認識“成熟后期”的中國園林具有標本價值。

從1527年至今，寄暢園490多年的歷史可劃分為兩個大的時期和九個小的時期：大的時期以1952年寄暢園被捐獻給國家為界，1527—1952年的425年為秦氏寄暢園，1952年至今為新中國寄暢園；其中秦氏寄暢園又可分為八個小的時期，展示了這座家族園林由創(chuàng)始到轉(zhuǎn)折，并經(jīng)歷盛衰的完整過程。

清，秦祖永《臨王翚寄暢園十六景圖》之“知魚檻”與“鶴步灘”，展現(xiàn)了康熙年間的寄暢園。秦氏家藏

秦金（1467—1544年）在明代無錫秦氏家族中功名最為顯赫，他擔任過南京禮部、兵部、戶部以及北京戶部、工部五部尚書，封太子太保，官居一品。嘉靖六年（1527年）他辭官回鄉(xiāng)造園，與嘉靖朝的“大禮議之爭”有關。這場宮廷爭議被視為明代君臣離心、由盛入衰的轉(zhuǎn)折點，秦金興建鳳谷行窩便是這一時局變化的反映，是為“園之始”。

如前所述，秦金鳳谷行窩效法其父的鳳山書屋和邵雍的安樂窩。鳳山書屋為幽雅簡樸的儒者之居，安樂窩則以簡率隨性著稱，因此秦金鳳谷行窩也以自然風格取勝。如康熙年間《無錫縣志》所稱，園內(nèi)“喬松古木合圍者以數(shù)百計……蒼涼廓落，初不以一亭一榭為奇”，園中建筑不多，主要展示的是惠山、二泉和古樹的天然之美。

秦金過世后其子秦汴喜好藏書，無意造園，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將鳳谷行窩轉(zhuǎn)給秦瀚。秦瀚（1493—1566年）為秦金族侄，是一介鄉(xiāng)紳，并無功名，他修復了秦氏多處名勝，如碧山吟社和觀鶴亭。鳳谷行窩距碧山吟社僅數(shù)百米，秦瀚接手后將其改建為結社雅集的居所，園中建筑有所增加，不少詩文稱之為“鳳谷山莊”。錫山秦氏包括西關秦與河上秦兩支。秦金出自西關秦，秦瀚出自河上秦，自此以后，此園始終歸河上秦所有，是為“園之轉(zhuǎn)”。

秦瀚效法唐代白居易改建鳳谷山莊，并仿白居易《池上篇》作《廣池上篇》。這次改建，從泉深池廣的水景、可望可登的假山、四時可賞的花木，到堂閣亭室等建筑和靈鶴白蓮等點綴，秦瀚處處在向白居易致敬。當年他的曾祖父秦旭曾效仿白居易“香山九老”結成“碧山十老”，因此秦瀚修復碧山吟社后又效仿白居易改建園林，體現(xiàn)了秦氏崇尚的孝道。

秦瀚過世后園歸其子秦梁，后又歸秦梁族侄秦燿。秦燿（1544—1604年）是秦金之后秦家的又一顯宦，深受名相張居正器重。萬歷十年（1582年）張居正過世后秦燿受到?jīng)_擊，幸賴繼任首輔申時行得以保全。萬歷十七年（1589年）秦燿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任湖廣巡撫，這正是75年前秦金擔任的職務。萬歷十九年（1591年）秦燿遭政敵彈劾罷官，他回無錫后接手鳳谷行窩，改筑更名為寄暢園，是為“園之改”。

秦燿自作《寄暢園二十詠》詩，請王穉登、屠隆、車大任撰寫《寄暢園記》，宋懋晉繪制《寄暢園圖冊》。秦燿寄暢園將“取法古人”的手法發(fā)揮到極致：園名取自王羲之“寄暢山水陰”詩，曲澗效仿王羲之曲水流觴；二十詠詩效仿王維輞川二十景詩，箕踞室、鶴巢等景致亦取自王維詩；此外，知魚檻取法莊子，棲玄堂取法揚雄，臥云堂取法謝安，含貞齋取法陶弘景，桃花洞取法陶淵明，醒酒石取法李德裕，清響齋取法孟浩然，先月榭取法白居易……生動詮釋了園居作為精神棲居之所的本質(zhì)。秦燿寄暢園與鄒迪光愚公谷分立在惠山寺兩側，成為晚明無錫最著名的兩座園林。

從“師法古人”轉(zhuǎn)為“師法自然”

秦燿卒后，寄暢園分歸四子管理，造成割裂，清代順治年間秦德藻合并修復。秦德藻為明朝守制不仕，其子秦松齡則于順治十二年（1655年）中進士，年僅19歲，深得順治帝賞識。順治帝駕崩后貴族掌權，接連發(fā)起“通海案”“奏銷案”和“哭廟案”排擠漢人，合稱“江南三大案”。秦松齡在“奏銷案”中被革職，回無錫聘請張南垣之侄張鉽改筑寄暢園，寄暢園達到造園藝術的頂峰。在康熙初年的滿漢沖突中，數(shù)萬名文士罷官回到江南，吳偉業(yè)、余懷、姜宸英、朱彝尊、陳維崧等名士都成為寄暢園的座上客，康熙帝親政后他們許多人入朝為官，使寄暢園名揚天下，甚至被康熙帝選為“南巡”臨幸之所，開啟了寄暢園與清代皇室的百年因緣，是為“園之興”。

這時期寄暢園的造園理念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從之前的“師法古人”轉(zhuǎn)為“師法自然”，即張南垣崇尚的“截溪斷谷”營造山林局部的手法。由秦松齡詩文可知，邀請張鉽前后他周游了飛來峰、放鶴亭、煙雨樓、放鶴洲等江浙名勝，它們?nèi)〈湃顺蔀榧臅硤@效法的對象。改筑后的寄暢園真正實現(xiàn)了文人安居山林的理想。

清，張宗蒼《惠山圖》中的寄暢園，由乾隆帝授命繪制。天津博物館藏

1703年康熙帝第四次“南巡”時將秦松齡長子秦道然帶回京城，教授皇九子胤禟。秦道然入京后先后中舉、中進士，升日講起居注官、禮科給事中，并擔任胤禟的貝子府總管。康熙帝駕崩后九子奪嫡，雍正帝登基，打擊最重的便是皇九子。秦道然作為王府總管受到牽連，家產(chǎn)全被沒收，祖上傳下的寄暢園也被充公。寄暢園遭遇了創(chuàng)建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園林南部先后割出建了錢王祠和新貞節(jié)祠（今秉禮堂一帶），呈現(xiàn)出不斷被蠶食之態(tài)，是為“園之變”。

雍正帝在位僅13年，乾隆元年（1736年）新帝登基后開科取士，秦道然長子秦蕙田高中探花。次年秦蕙田向皇帝上《陳情表》，請求以功名換取父親的自由。乾隆帝赦免了秦道然，免去未完的罰銀，并將寄暢園發(fā)還。寄暢園沒收一事對秦氏震動極大，乾隆十一年（1746年）秦道然聚族合議，將此園改為秦氏祖祠，不改變園貌，但在園中正堂供奉先祖畫像。園亭屬于私產(chǎn)，易受個人命運牽連，祖祠則是公產(chǎn)，不會輕易充公。受康熙帝影響，乾隆帝對寄暢園感情深厚，他六下江南，每次必游寄暢園，并在清漪園仿建惠山園（今頤和園諧趣園），是他首次在皇家園林中寫仿江南園林，是為“園之盛”。

嘉慶、道光兩朝，清政權以守成為主，未有大的發(fā)展，皇帝停止了“南巡”，寄暢園也進入平穩(wěn)期，沒有太多變化，是為“園之傳”。這時期有兩個重要事件：一是嘉慶六年（1801年）刊刻《寄暢園法帖》，收錄自宋代秦觀到明代沈周、邵寶等人的書法60幅，清代秦松齡、秦蕙田等人的書法78幅，合為六冊，刻石123塊，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重要作品；二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編制《寄暢園嘉樹記》，記錄了園中主要樹木的位置和數(shù)量，是研究寄暢園植物的重要材料。后者的編制是為了防止族人盜賣園中樹木，透露出衰敗的先兆。

寄暢園產(chǎn)權的最大危機出現(xiàn)在雍正年間，園林本體遭受的最大破壞則出現(xiàn)在咸豐年間。1860年清軍與太平軍在惠山激戰(zhàn)，兵火延燒至寄暢園，園內(nèi)建筑僅保留下雙孝祠和凌虛閣；同年，位于頤和園的諧趣園也被英法聯(lián)軍破壞；此后寄暢園急劇衰落，雖有過幾次局部修復，旋又遭戰(zhàn)爭破壞，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1952年捐給人民政府為止：其間為“園之衰”。

這時期的寄暢園體現(xiàn)了時局摧殘與人為修護的反復拉鋸，從中可見時代頹勢之不可挽回，亦可見秦氏族人之不屈努力。1860年寄暢園被毀后，1883年秦家修復凌虛閣、知魚檻，1892年修復大石山房，1917年重建凌虛閣。1924年齊盧軍閥混戰(zhàn)，寄暢園再遭破壞，1925年修復清響齋、涵碧亭、郁盤廊和清川華薄，1934年重建含貞齋；但1937年又遭到日軍飛機轟炸。此后中國陷入戰(zhàn)亂之中，不再有機會修復。在此期間秦氏子弟編撰了兩部重要著作，1916年秦國璋《寄暢園志》和1931年秦毓鈞《寄暢園考》，保存了大量園林史料，兩位作者希望借此激發(fā)族人的熱情，各盡其力保護寄暢園。

20世紀30年代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的寄暢園。秦志豪/供圖

新中國成立后，1952年無錫完成土地改革，秦家無力維持寄暢園，將其捐獻給政府，政府撥款5000元作搶救性保護。1954年政府整修寄暢園，并入雍正年間劃出園外的貞節(jié)祠，東側園墻向西縮進數(shù)米，原東門向西北移建數(shù)十米。此后，陸續(xù)修復八音澗、嘉樹堂、鄰梵閣、梅亭等。1993年整治鳳谷行窩堂、含貞齋、郁盤廊等；1999年修復凌虛閣、先月榭、臥云堂和御碑亭等。至此寄暢園基本恢復清盛期的園貌，是為“園之新生”。

PS：本文選自《寄暢園：一座園林中的晚明藝術與生活》，較原文有刪節(jié)修改。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fā)。

本文經(jīng)出版社授權刊發(fā)。作者：黃曉 劉珊珊；摘編：何也；編輯：張進；導語校對：趙琳。未經(jīng)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zhuǎn)載，歡迎轉(zhuǎn)發(fā)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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