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大廈杯書法大獎賽臨近尾聲,部分獲獎作品已經出爐,不出意外的引發了又一輪網絡吐槽大會,盡管這其中充滿了無端泄憤的成分,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次大賽確實暴露出當今書壇的些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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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草書方面的入選作品就頗具“時代性”,這個“時代性”并非指這些參展作品引領了時代書法風潮,而是這些作品大多與評委書風相似,特別是有很多份旭光體作品,這讓作品整體雖然代表了當今書壇的較高水平,卻沒有代表創新銳度,可以說是新人寫出了舊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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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特等獎得主延志超先生的那幅作品幾乎就是張旭光先生的翻版,如果掩去落款恐怕還就真假難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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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賽的評委都是當今中國書壇的頂尖書家,入展的作者大多受教于他們,名師出高徒本無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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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學生沒有拓展老師的創新理念,反倒是極力模仿老師的個性風格,這就讓藝術傳承變成了風格延續,這種現象顯然是不利于書法創新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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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次草書評審組長張旭光先生為例,在參展選手中不止延志超一人是他的學生,也不止延志超一人在寫旭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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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會出現那么多旭光體,主要是張旭光先生本人草書造詣深厚,書法理念獨特,書壇地位突出,深受當今書壇尊崇,學生眾多,對時代書風產生了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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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時代領軍人物一直都是書壇慣例,晉朝學王者眾,唐學褚、元學趙,皆有佳話流傳。然而癡學時人往往陷入平庸,如俞合、吳寬等人雖然也堪稱一代名家,但是放到整個書法史當中卻難入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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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時風太盛往往讓時代書法陷入創新困境,明朝上下皆仿沈度,最終形成了臺閣體文化,讓楷書發展陷入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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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里不得不提到一個人,那就是王學仲先生,王學仲先生弟子門徒眾多,但是沒有一個人寫成王學仲,都在努力寫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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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寒柏先生回憶王學仲先生的教導稱,王先生第一天就告誡他不要學自己,并且要求他每天日課之后要留出時間來自由書寫,在這種注重自我修煉的學習方式下,才造就了崔寒柏先生今天的書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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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光先生從事書法教育多年,早年就已經桃李滿天下,但是并沒有太多人學他的字,如王厚祥先生那樣都在深耕傳統的基礎上努力塑造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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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時至今日卻不約而同的在一次大展出現那么多旭光體,讓人憂慮當今書壇同質化傾向嚴重,同時也讓人感到年青一代書法家們創新的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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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光先生以王羲之書法為本,參以自己的理解,用獨特的筆法,奇肆的結字以及巧妙的構思塑造出一種沉雄、大氣的書法風格,確實在當代處于書法藝術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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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風格獨屬于張旭光先生,與他的人生閱歷、修養、性格契合,可以被借鑒但是不宜進行模仿,模仿的再像也只能成為張旭光第二,何來延志超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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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學習最終的目標一定是寫出自我,而非復制他人,模仿也許是學書道路上的必要選擇,但是絕非最終理想,讓一張模仿作品斬獲大獎,拉低了大獎賽的層次,也拉低了時代書法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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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本質在于創造,而非重復。唐代李邕有言:“學我者死,似我者俗。”齊白石亦告誡后人:“學我者生,似我者死。”這些藝術箴言的核心,在于強調學習者應汲取前輩的精神與方法,而非拘泥于其外在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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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張旭光先生書風的模仿,即使能達到亂真的程度,也僅僅是停留在“技”的層面,而無法觸及支撐其風格的“道”——即他數十年來的人生積淀、文化修養和獨特的藝術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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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書法在繁榮的表象之下,潛藏著同質化、表面化的深刻危機。張旭光先生的書法藝術本身是一座高峰,值得敬仰和研究,但如果這座高峰投下的影子過于巨大,以至于遮蔽了后來者前行的道路和仰望的星空,那么我們就需要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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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的靈魂在于其不可遏制的生命激情與變幻莫測的形態之美。它是最不宜被標準化、模式化的書體。當千篇一律的“旭光體”在展廳里排列,我們看到的不是草書的未來,而是草書精神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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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傳承,是傳遞創新的火種,而非復刻風格的灰燼。我們期待,未來的書壇能夠少一些“延志超第二”,多一些敢于在傳統的基石上,建造屬于自己藝術殿堂的獨立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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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如此,這個時代的書法才能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真正屬于自己、不可替代的印記,而非僅僅是某個“時代性”風格的蒼白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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