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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17日,我點開小紅書,算法推送了一條黑底白字的求助帖,標題寫著:
救救我的朋友,我們快要失去她了。
求救信號,來自一個名叫Hosino Kaede的女孩,她要救的人,是她最好的朋友,“橙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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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件事的起因,是一部丟失的手機。
10月25日,星野楓弄丟了自己的手機,整個人幾乎崩潰。因為住在同一個小區,橙汁當天就搬來陪她。
那幾天,橙汁的父母表現出一種反常的寬容。他們不僅同意女兒留宿,甚至在26號晚上主動幫她向學校請假,理由是:
讓她好好休息。
這種突如其來的體諒,在他們嚴苛的家庭教育史中從未有過。
橙汁和星野楓當時并未多想,她們一起反復尋找手機,雖然一無所獲,但那兩天,她們一起吃了心心念念的披薩,過得很難得地開心。
星野楓后來在視頻里回憶說:“那段時間,我們其實挺開心的。”她以為,那只是普通日常里的一段插曲,卻沒想到,那是暴風雨前的:
最后寧靜。
10月27日下午5點半左右,橙汁的父親打來電話,叫她下樓,說有點事要談。他還特意叮囑星野楓:
不要跟著。
五分鐘后,橙汁發來了求救信號。
她在微信里地說:
我爸想要我手機?
緊接著,她開啟了實時位置共享。
下午5點54分,地圖上的那個藍色光點,熄滅了。
一個活生生的女孩,就這樣在數字世界里被抹去,只用了五分鐘。
她被送往的地方,是位于貴州貴陽花溪區的一家民辦機構,名字起得堂而皇之:
貴陽弘揚學校。
這類機構在家長圈里,被稱作能讓孩子“脫胎換骨”的圣地;而在經歷者的記憶里,它們只有一個名字:
地獄。
更令人心驚的是橙汁的身體和精神狀況。
她的朋友在求助帖和視頻里一條條列出:
嚴重的焦慮癥,寫作業時手會抖到握不住筆,有時會頭暈到連路都走不穩;
因分離焦慮,每次朋友起身,她都會用發抖的手拽住衣角,哀求“再陪她一會兒”;
她還有哮喘、腎結石和突發性腸胃痙攣,一旦發作,痛到動不了,只能靠輸液緩解。
就在被帶走的前幾天,她感冒發燒還未痊愈。
最致命的是,橙汁曾不止一次對朋友表達過她的絕望。
在與父母無休止的爭吵和打罵中,她早已對家庭感到窒息。
她害怕一個人待著,甚至說過,如果非要她獨自待著,那不如讓她去:
結束。
更重要的是,這不是橙汁第一次被送往這類學校,她曾說過,再被送進去一次,自己就:
自殺。
我順著弘揚學校的線索在網上搜索,很快,算法的大數據之手,開始向我精準投喂這類學校的廣告。
在一個名叫馬教官的賬號里,我看到了這個產業最赤裸的營銷邏輯,一種精準狙擊家長焦慮的:
視覺三段論。
第一階段是問題展示,堪稱一部家庭沖突微電影。視頻里,一個叛逆的女孩因早戀被教官厲聲斥責,她眼神倔強,毫不退讓。
另一個視頻中,一個男孩手持長棍,在家門口與教官對峙,嘶吼著“把手機還我”,畫面充滿了失控的:
暴力感。
這些令人不適的場景,并非丑聞,而是廣告的A面——你看,你的孩子就是這么難管,你所經歷的絕望,我們都懂。
它們通過放大沖突,與屏幕前無數個瀕臨崩潰的家庭建立了深刻的情感共鳴,這些家庭的狀態是:
走投無路。
他們不是在教育,是在馴化。
緊接著,是廣告的B面,改造過程。視頻風格一轉,進入一個:
充滿汗水、紀律和陽剛之氣的世界。
孩子們穿著不合身的迷彩服,在泥地里匍匐前進,在雨中扛著沉重的輪胎奔跑,教官在一旁大聲嘶吼。
鏡頭特寫他們稚嫩臉龐上的泥水和汗珠,配上“挑戰泥濘,戰勝曲折,撕掉臉皮,煉就鋼鐵戰士”這樣熱血沸騰的口號。
內務整理也是重頭戲,一遍遍地疊豆腐塊被子,象征著對混亂生活的規訓。
為了展示其科學性,視頻還會穿插一些軟性課程的片段:學生們圍坐一圈,在心理老師的引導下進行活動;或者在所謂的感恩教育課上,集體觀看催淚視頻。
軍事化的體能消耗與程序化的情感灌輸相結合,構成了一套教育體系,只不過是:
看似完整。
最后,是產品驗收,整個營銷敘事的高潮。
這是一個精心編排的情感儀式。
一個曾經頂撞父母的少年,在鏡頭前站得筆直,教官問他:“想不想爸爸媽媽?”
他大聲回答:“想!”
緊接著,教官一聲令下:“向后轉!”
少年轉身看到門口站著的母親,瞬間情緒崩潰:
撲通一聲跪在地上。
他爬過去抱著母親的腿痛哭流涕:“媽,我錯了!”
母親淚流滿面,緊緊抱住他。
背景音樂適時響起,煽情至極。
另一個視頻里,一個女孩抱著幾塊沉重的磚頭,一邊流淚一邊哭喊:
不讀書很累!以后有文化才能找到好工作!我想回去上學!
教官在旁邊循循善誘:“但現在不是時候。”
這一幕幕,對焦慮的家長而言,是:
藥到病除的神跡。
是他們夢寐以求的:
浪子回頭。
這是一場精心編排的商品展演。
我無法想象,橙汁的父母在決定將女兒送進去之前,是否也看過類似的視頻。
他們是否也曾幻想過,幾個月后,那個患有焦慮癥和哮喘的女兒,會以這樣一種懂事的姿態,跪在他們面前認錯?他們購買的,是這樣一個虛假的夢。
而這個夢的背后,是橙汁早已習慣的:
家庭暴力。
星野楓展示了過往的聊天記錄,橙汁的哭訴觸目驚心:
“我被打了,求放過”、“我爸不知道發什么瘋,又拿衣架打人”。
她父親曾拿著防爆棍恐嚇她。
家人總說,她的出生就是個悲劇。
那些“再不聽話就斷絕關系”、“把你送回花溪關起來”的威脅,是她生活中的家常便飯。
在求助帖發酵后,星野楓聯系上了“溫柔JUNZ”等一批關注此事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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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11月1日更新了后續:她去橙汁家,想幫她把最珍視的東西拿回來。
結果發現,她大部分的個人物品,包括畫作和cos服,都:
已經被父母扔掉了。
她能搶救回來的,只有:
三成左右。
橙汁的母親一度不允許她拿走剩下的東西,甚至說要:
燒掉。
在星野楓的哀求下,才勉強收了起來。
她在帖子里寫道:“真的很抱歉橙汁,我沒能保護好你熱愛的一切……”她甚至計劃晚上去翻附近的垃圾桶。
一個女孩被物理性地抹去,她的存在痕跡,也正在被她的家庭系統性地清除。
在至少五名記錄在案的孩子死亡之后,家長們的熱情并未消減。
小紅書上,在“全封閉式特訓”的話題下,有120萬次瀏覽,無數家長在評論區焦急地詢問:
“我兒子15歲,叛逆期,你們收嗎?”“坐標xx,有推薦的學校嗎?”
這呈現出一種荒誕的割裂。
一邊是媒體、受害者、法律人士聲嘶力竭地揭露和控訴;另一邊是家長們對這些機構近乎執迷的信賴。
他們似乎活在兩個平行世界里。
或者說,他們選擇活在那個被廣告精心構建的世界里,在那里,暴力被解釋為磨練,禁閉被稱作靜心,孩子的求救被翻譯成:
適應期的正常反復。
他們相信的不是事實,而是那個自己:
愿意相信的故事。
一個關于浪子回頭金不換的、符合中國傳統敘事的故事。
當然,系統并非毫無作為。
近年來,《未成年人保護法》《家庭教育促進法》相繼修訂實施,明確了監護人的首要責任,并試圖建立由政府主導的專門學校來接管對嚴重不良行為少年的矯治。
這是一道制度的防火墻,意在將那些野蠻生長的私人機構隔絕在外,但現實是,法律的完善與執法的落地之間,存在著:
巨大的鴻溝。
這些機構大多以教育咨詢公司的名義注冊,游離于教育部門的監管之外。
多部門九龍治水的困境依然存在。
而地方政府出于盤活閑置資產、增加稅收等考慮,有時甚至會默許甚至歡迎這些機構的存在。
當法律缺席時,正義只能依靠血勇。
這場悲劇里,最復雜的角色,是父母。
將他們簡單地歸為施暴者的同謀,似乎過于輕易。
在那些求助的帖子里,你能讀到他們的絕望。
一個孩子,沉迷網絡,輟學在家,晝夜顛倒,與父母為敵。打罵無用,哀求無效,家庭像一個密不透風的高壓鍋,隨時可能爆炸。
此時,一個號稱“專業”的機構出現了,它承諾能解決所有問題。
對于一個已經走投無路的家長來說,這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將孩子送走,更像是一場賭博,賭的是一個:
渺茫的可能。
《中國婦女報》的評論一針見血:“一些父母在親子沖突中選擇將孩子送特訓營求‘省心’,實則是將自己的教育責任也一并鎖進了籠子。”
他們放棄了最艱難、但也最根本的溝通與理解,選擇了一條看似捷徑的死路。
愛與絕望,有時只有一步之遙。
兩千多年前,孟子講過一個“拔苗助長”的寓言。
宋國的農夫,嫌禾苗長得太慢,便一棵棵地往上拔,他疲憊地回到家,告訴家人:“今天可把我累壞了,我幫助禾苗長高了!”他的兒子跑去一看,禾苗:
全都枯死了。
這個古老的寓言,在今天以一種更為慘烈的方式重演。
家長們像那個焦急的宋人,他們無法忍受孩子自然成長的節奏與曲折,于是選擇了拔苗——將孩子送進那些承諾速成的特訓營。
他們以為自己是在幫助孩子,卻親手將他們推向了枯萎的深淵。
當父母以愛的名義,為孩子購買通往地獄的門票時,問題是:
誰來攔住他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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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蛙蛙和洼
圖片來自紀錄片《網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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