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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滿冰點時評1422
11月15日,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高市早苗正探討在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時,對“無核三原則”進行修改。
“無核三原則”是日本的基本核政策,即“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高市早苗有意堅持“無核三原則”中的“不擁有”與“不制造”核武器,但她聲稱如果遵守“不運進”核武器的原則,就無法允許裝載有核武器的美國艦艇等停靠日本,在發生“突發事態”時,美國的核威懾會減弱。
顯然,高市早苗一旦突破“無核三原則”中的一項,就會很快突破第二項和第三項,最終成為一個擁核國家。
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2025年10月發布的報告,日本當前儲備的核心核原料钚元素已達47.8噸,還存有1.2噸高濃度鈾,還有冷戰時期美國秘密移交的331公斤武器級钚。從實戰核彈頭的實際制造標準看,日本現有核原料可制造600枚到1360枚核彈頭,按業內較為寬泛標準看,日本現有核原料可制造6000到7000核彈頭。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已掌握從鈾濃縮到钚提純的全套核技術,還有超算模擬核爆、運載火箭等可輔助核武器研發與投送的相關技術,俄羅斯專家曾警告,若日本啟動武器化進程,僅需90天就能完成核裝置的組裝。
顯然高市早苗給中國和周邊國家帶來的威脅恐怕要遠遠超出我們所有人的預判,她不僅是要使用“集體自衛權”,而且還要使日本成為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11月16日《解放軍報》刊發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如果日本武力介入臺海局勢,全國都有淪為戰場的風險。”這是我在中國官媒上看到的說得最狠、最到位、也最明白的一句話。但這里恐怕還不包括如果日本擁核以后,我們應該采取的應對手段。
中日是近鄰不假,但千年來中日之間絕沒有友好一說。日本雖四面臨海,國土狹窄,資源貧瘠,卻有著稱霸世界的野心。日本自古就編造了一個“八纮一宇”之說,意欲將世間的四面八方,置諸一宇,以宣示日本為統一世界的霸主,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期間,“八纮一宇”成為日本帝國的國家方針。
“八纮一宇”是日本千余年的國家方針。日本自建國以來,就一直踐行“掩八纮而為宇”的擴張計劃。16世紀末,日本軍事封建領主豐臣秀吉就曾大規模出兵朝鮮,試圖以朝鮮作為征服中國的跳板。1597年豐臣秀吉兩度派遣大軍渡海,劍指明朝,宣稱要遷都明朝京師北京,由日本統治“明國”。被中朝聯軍擊敗后,豐臣秀吉鎩羽而歸,一蹶不振,可他那份“必圖朝鮮、窺視中華”的擴張野心對近代日本產生了深遠影響。 隨著西方國家東侵,日本學者提出了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方法上超越島國局限,仿效西洋列強向外侵略。佐藤信淵提出了完整的擴張計劃:征服中國應先攻略滿洲。佐藤信淵先侵略滿洲再征服全中國,進而侵占全亞洲的擴張路線,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思想,成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計劃之先導。
此后,日本面對西方列強和攻勢,提出的對外方略是順從列強,榨取朝鮮、中國等鄰邦,躋身侵略弱國的列強行列。
吉田松陰承襲佐藤信淵等人的擴張主義,提出“失之于歐美,補償于鄰國”的“海外補償論”。認為日本沒有與西方列強對抗的實力,只能通過侵略鄰國補償被列強掠奪的損失。吉田松陰的外交謀略由兩方面組成:對西方列強暫為隱忍,順從俄、美、英,對衰弱的鄰邦中國和朝鮮則取侵略攻勢。此種戰略構想,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的直接前導。
福澤諭吉是闡發日本侵華戰略的另一人,他主張學習歐美,同時把中國、朝鮮等亞洲鄰邦視作“野蠻未開”的“惡友”,予以拋棄乃至侵凌,這便是福澤的“脫亞入歐論”。為實施“脫亞”“侵亞”,福澤諭吉倡導窮兵黷武,鼓吹戰爭對日本的好處。福澤諭吉的理論直接成了明治政府及后繼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國家戰略。
伊藤博文是日本近代對外擴張的核心人物,其對付中國的主張始終圍繞日本“大陸政策”展開,是中日甲午戰爭的主要設計者,提出攻占威海衛全殲北洋艦隊、占領臺灣,以此摧毀清朝的海防力量和戰爭意志,這種精準打擊要害的策略,既能最大化日本利益,又能避免列強直接對抗,最終成功逼迫清朝簽訂《馬關條約》,實現了割占臺灣、索取巨額賠款等侵略訴求。
現在我們知道,日本圖謀中國并非一時之空想奢談,而是有野心、有理論、有戰略、有歷史傳統、有實施方案的,經過了數百年上千年推進實施,最后才有了甲午戰爭和侵華戰爭。
現在再來看高市早苗,她在日本國會接受質詢時稱,如果臺海出現涉及使用戰艦并伴隨使用武力的情況,如中國對臺島實施海上封鎖等情況,則“可能構成對日本生存的威脅”,可被視為“日本危機存亡事態”,屆時自衛隊可能會行使“集體自衛權”。此后她又在回應日本國內質疑時表示,絕不撤回此前的發言。現在她又提出修改“無核三原則”,顯然是她一整套新政策出籠。
高市早苗的言論并不簡單,而是日本從“八纮一宇”到“脫亞入歐”、從甲午戰爭到侵華戰爭整體思想的延續。無論遭到怎樣的打擊,日本都不會放棄侵占中國、稱霸世界的野心,一有機會就會繼續推進這種野心。 這些年日本經濟發展停滯,中國軍事、科技、制造業全面超越日本,日本陷入侵占中國的野心膨脹卻無法實現的絕望狀態。
日本人明白,要想重新成為一個強大國家,必須首先搬倒中國這個近鄰,而要搬倒中國這個鄰國,又必須擺脫二戰結束后同盟國套在日本脖子上的那根套索,這些年日本一直在謀求擺脫對日本的約束、成為一個所謂的“正常國家”。
2015年安倍晉三內閣通過與行使“集體自衛權”相關的安保法案,通過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的解釋實現了解禁。這一舉措徹底改變了日本自衛隊“本土防御”的定位,日本自此可借各種名義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為他國軍事行動提供支援,讓和平憲法名存實亡。
2022年底日本出臺的“安保三文件”是其戰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轉向。文件明確寫入可直接攻擊他國領土目標的“反擊能力”,相當于宣告日本可發動先發制人打擊,徹底拋棄了“專守防衛”的偽裝。高市早苗今年10月提出要在2026年底前修訂這份“安保三文件”,進一步強化軍事突破。
2024年,日美對《日美安保條約》進行60多年最大規模升級,將原本“美主日從”的防御性同盟變為“攻守兼備”的軍事同盟。這一調整使日本自衛隊從單純為美軍提供后勤支援的輔助角色,轉變為可深度參與美軍全球軍事行動的力量,進一步突破了“專守防衛”的框架。
高市早苗繼承的正是安倍晉三的衣缽,她提出臺灣問題是關系“日本危機存亡事態”,日本將行使“集體自衛權”,她提出修改“無核三原則”,顯然并不是一時的沖動,而是日本政府和日本社會覬覦中國的千年回響和對中國崛起的現實回應。
最近日本電視臺政論節目進行的一項民調數據顯示,有83%的受訪者支持“日本武力介入臺海”、只有9%的受訪者反對、另外8%表示無所謂。當我們從媒體上看到日本有人反對高市早苗的言論,看到部分日本人集會反對高市早苗時,會誤以為這種反對聲代表了日本社會的民意,其實日本的真實的主流的民意是站在高市早苗一邊的。也就是說,高市早苗代表了日本的主流民意,她要跟中國開戰的言論也代表了日本的主流民意。
因此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并不僅僅是幾個日本政客的戰爭叫囂,而是日本社會的戰爭叫囂,也并不僅僅是高市早苗要把日本帶進戰爭,而是整個日本社會要把日本帶時戰爭。
為什么一個正在衰敗中的日本敢于對中國發出如此狂妄的戰爭叫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出過一個觀點,即高市早苗和日本社會之所以覺得中國好欺負,是因為中國還沒有通過一場對日本的毀滅性戰爭在日本人的骨子里刻下恐懼的記憶,中國對日本還缺一場打服甚至消滅這個邪惡國家的戰爭。
二戰結束時,美國向日本掄了兩顆原子彈,直接打服了日本,蘇聯則在打敗日本關東軍后將數十萬日軍俘虜弄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力,極盡虐待,最后只有少量俘虜回到日本,讓日本對蘇聯和俄國有一種刻進骨子里的恐懼感。
而中國對日本卻沒有讓日本人產生深入到骨髓里的恐懼感。二戰結束時,中國沒有按同盟國和聯合國文件要求在日本駐軍,沒有收回琉球,沒有虐待日本軍人。對日本這個邪惡國家來說,他們并不會感恩中國對他們的仁慈,而是對中國產生了一種輕視,認為中國人是一個軟弱、好欺負、沒有血性的民族。
高市早苗對中國發出使用“集體自衛權”的戰爭叫囂時,我們應該做的不應是憤怒,而是摧毀這個國家和民族的行動。直到今天,日本還在對中國發出戰爭叫囂,真的欺我泱泱中華沒有七尺男兒了嗎?真的欺我大漢民族沒有踏滅倭寇的血性了嗎?
看到解放軍報提出“如果日本武力介入臺海局勢,全國都有淪為戰場的風險”,我就想,既然日本想要戰爭,我們何不就讓日本得到戰爭,就把戰場放在日本本土,打它個痛痛快快,殺它個干干凈凈,讓日本這個變態民族嘗一嘗中國軍人的血性,嘗一嘗中國人民的憤怒與仇恨。
中日兩國從來沒有友好,只有仇恨,日本最需要的是一場來自中國的毀滅性戰爭,而中國最需要的是對日本來一場讓他們痛苦到骨子里的戰爭,一場千年后仍會感到鉆心痛苦的戰爭。
對日本,中國已別無選擇,核平這個想要擁核、想要再次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或許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什么“八纮一宇”的野心,不過是一場夢魘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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