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府兵制是唐朝的 “強心劑”，募兵制卻成了 “催命符”？

要是把唐朝比作一場足球賽，那安史之亂就是中場休息，上半場順風順水，下半場急轉(zhuǎn)直下；要是按籃球賽分，那就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節(jié)，每一節(jié)的畫風都不一樣。而支撐唐朝上半場一路開掛的關鍵，就是均田制和府兵制這兩個 “黃金搭檔”，可惜大唐興也靠它們，亡也因它們。

先說說府兵制的由來。均田制最早是北魏搞出來的，東晉十六國那時候天下大亂，好多土地沒人種，北魏就把這些無主地分給沒家沒業(yè)的老百姓，這樣既讓百姓有地種，還能限制大家族霸占土地。到了西魏文帝大統(tǒng)八年（542 年），宇文泰把關中的六鎮(zhèn)軍人編成六軍，又模仿鮮卑人的 “八部大人” 制度，設了八個柱國統(tǒng)領軍隊，不過實際上真正帶兵的只有六個。宇文泰自己是柱國之一，管著全國軍隊；西魏宗室元欣雖然掛著柱國的名，其實手里沒兵。

那時候的軍隊體系很規(guī)整，八柱國下面有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四十八儀同，總共四萬八千士兵。這些將士都是軍戶，平時種地過日子，打仗的時候得自己帶兵器和糧草，這就是府兵制的雛形。后來北周武帝宇文邕把府兵收歸自己直接統(tǒng)領，不再歸柱國管。這套制度特別好，朝廷既有強大的軍隊，又不用花太多錢養(yǎng)兵，給北周統(tǒng)一北方鋪了好路，隋唐也一直沿用這個政策。

到了唐太宗貞觀十年（636 年），軍府改名叫折沖府，名字來源于 “折沖樽俎” 這個成語，意思是在酒桌上就能運籌帷幄，打贏敵人。折沖府歸朝廷十二衛(wèi)和東宮六率管，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府有 1200 人，中等 1000 人，下等 800 人。府兵制最鼎盛的時候，全國有 634 個折沖府，總兵力 68 萬，光關中地區(qū)就有 261 個，就是為了讓中央實力強過地方。府兵平時種地，農(nóng)閑時訓練，打仗的時候就出征，打完仗再回家種地。

折沖府的長官叫折沖都尉，副長官是左右果毅都尉，他們只負責練兵，連一個兵都不能隨便調(diào)動。打仗的時候，朝廷會另外任命將領，從各個折沖府調(diào)兵組隊；戰(zhàn)爭結束后，士兵回各自的折沖府，將領回朝廷交差。所以府兵制簡單說就是 “平時為民，戰(zhàn)時為兵；兵不識將，將不知兵”。這套體系太科學了，不僅兵多，還不用擔心將領擁兵自重，解決了從東漢末年開始將領把軍隊當成私人武裝的問題，徹底杜絕了軍閥割據(jù)。

初唐的時候，均田制搞得紅紅火火，大部分農(nóng)民都有自己的田地，干活積極性特別高，日子過得富足安穩(wěn)。有了這個基礎，府兵制也能順利運轉(zhuǎn)，國家不缺兵源，軍隊既能抵抗外敵，還能自己養(yǎng)活自己。在這兩個制度的支撐下，唐朝初年那真是國富民強，天下太平。

可隨著人口越來越多，能分配的土地越來越少，再加上豪強地主不斷霸占百姓的土地，農(nóng)民手里的地越來越少，均田制慢慢維持不下去了。府兵大多是均田農(nóng)民，沒了土地還要自己帶裝備打仗，誰愿意干這虧本買賣？而且府兵是常備軍，唐朝過了一百年，當初能征善戰(zhàn)的府兵都老了，他們的后代雖然還頂著府兵的名頭，卻早就沒了前輩的戰(zhàn)斗力。

其實職業(yè)軍人不能養(yǎng)太久，養(yǎng)久了就沒戰(zhàn)斗力了，更不能世代都當兵。就像清朝早期的八旗軍，那可是驍勇善戰(zhàn)，幾乎沒對手；但到了晚清，八旗兵天天養(yǎng)尊處優(yōu)，抽大煙、拿空餉，早就沒了打仗的本事。

到了唐玄宗的時候，就連守衛(wèi)長安的宿衛(wèi)兵都招不滿了。這些宿衛(wèi)兵本來是從各個折沖府調(diào)過來的，定期輪換，叫做 “班上”。沒辦法，朝廷只好大量用募兵制，也就是雇雇傭兵，尤其喜歡雇胡人守衛(wèi)邊疆，這樣一來朝廷多了一大筆軍費開支，最后還是老百姓買單。唐玄宗天寶八載（749 年），府兵制正式被廢除，全面改用募兵制。

用雇傭兵守邊疆的毛病特別明顯，士兵打仗積極性不高，尤其是遇到敵人和自己是一個族群的時候，很容易互相勾結。羅馬帝國就是這么亡的，唐朝也犯了同樣的錯。唐朝打突厥、薛延陀這些部落的時候，經(jīng)常用少數(shù)民族的軍隊。唐玄宗還在邊境設了節(jié)度使，專門負責管理邊疆事務，從東北到西北，邊疆的軍隊越來越強，全國的兵力分布越來越不均衡。唐朝還特別喜歡用少數(shù)民族將領，搞 “以夷制夷”，安祿山一個人就當了范陽、平盧、河東三個鎮(zhèn)的節(jié)度使，手里兵權大得嚇人。

安祿山和史思明都是粟特人，來自中亞的昭武九姓，從小和突厥人混在一起，算是 “雜胡”。他們的軍隊里大多是契丹人、突厥人，而他們要抵御的敵人也是契丹、突厥。這些胡人將領手握重兵，還故意養(yǎng)著敵人自重，最后勾結契丹、奚人發(fā)動了安史之亂，唐朝的國運從此一落千丈。

到了唐懿宗咸通九年（868 年），徐州武寧軍的糧料判官龐勛在桂州起兵，帶著人往北打，一路上沒哪個州縣能擋住。朝廷只好找沙陀兵來平定叛亂，沙陀人之后就趁機進入了中原。他們的酋長朱邪赤心被朝廷賜姓名為李國昌，鎮(zhèn)守大同。從那以后，沙陀、突厥在中原橫行霸道，唐朝真是拆了東墻補西墻，越補越糟。

反觀漢朝，打少數(shù)民族的時候，十次有八九次用的是漢族士兵，實在沒人了才征發(fā)囚犯、贅婿之類的。而唐朝偏偏喜歡 “以夷制夷”，安祿山反叛、沙陀突厥橫行，說到底都是這個政策惹的禍。

唐朝之后就進入了五代十國，建立后梁的朱溫以前是黃巢的部將，而后唐、后晉、后漢這三個朝代，都是沙陀人建立的 —— 他們可是源自西突厥的處月部啊。一場兵制的變革，就這樣改寫了整個唐朝的命運，還影響了之后的歷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