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誰“偷”走了中國的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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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當下，西方“民粹上升”、“社會撕裂”，中國也同樣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單純追逐增長已經難以支撐社會長期穩定，“保衛社會”正在成為各國都繞不開的重要命題。

在本文中，鄭永年教授以歷史的視角，串聯起1848年歐洲革命、戰后福利國家的興衰、蘇東劇變，以及日本和“四小龍”等東亞經驗，提出一個清醒判斷：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如果忽視社會弱勢與中產階層的培育，社會終將以暴力、撕裂和失序的形式“反噬”發展成果。

他指出，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階段，要在中國文明邏輯下重視混合所有制，托舉起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文章內容整理自鄭永年教授有關當代中國社會工作的講座。

“社會工作”聽起來簡單易懂，但無論是理解還是實踐，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西方，亞里士多德寫了《政治學》，馬克思寫了《資本論》，但還沒有同樣的論述社會的著作。

其實，在理論上說，無論是政治還是資本，都是深深地嵌入在社會之中的，但社會又和政治、資本不同。在實踐層面，社會更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利益綜合體，各種利益千絲萬縷，互相嵌入，任何一個問題要解決起來都不容易。今天，我主要從保衛社會的角度來談一些我的看法。

無論哪個國家，無論是經濟上升期還是下行期，“保衛社會”始終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議題。社會就是一個共同體，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需要均衡發展，才是可持續的。在權力和資本面前，社會總是最軟弱的一方，因此需要得到保護；當脆弱的社會得不到有效保護的時候，社會就會表現為暴力。

今天，在面臨經濟放緩這一大背景下，如何有效預防返貧、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并促進經濟、社會與政治三大領域的均衡發展，成為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結合國內外經驗教訓，分析政府如何在節制和規制資本運作、維護社會基本公平正義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建議構建適應國情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體系，以促進社會和諧與持續進步。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圖源：新華社

一、為什么要“保衛社會”

我2011年的時候曾經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保衛社會》，是我之前很多年討論這個重要課題的文章集成。之后每隔幾年，會把新的一些文章收進去，再出一個新的版本，到今天已經出了三個版本。

《保衛社會：社會公正與我們的未來》，作者鄭永年

“保衛社會”可以說是我在總結了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經驗之后提出來的一個命題。1981年我在北大學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其中涉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那段歷史。畢業之后迄今，盡管研究的范圍變得很廣，但社會領域一直是我花費最多精力去研究的。

任何一個學習社會主義運動史的學者對兩件事情都不應當感到驚訝——一是歐洲1848年開啟的社會主義革命，二是1990年代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

1848年革命的爆發是因為當時歐洲資本主義發展造成了社會的極度不公平和不公正。蘇東共產主義政權的解體，正如鄧小平先生當時所說的，是因為這些政權沒有能夠發展經濟、沒有能夠保護好社會所導致的。1848年革命發生的背景是資本主義，1990年代蘇東解體的背景是社會主義，兩者都出現了問題，這是我們需要作深度思考的。

1.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絕對不要忘記社會發展

寫作《保衛社會》一書的背景是：盡管當時的中國經濟處于快速上升時期，但仍然出現了大量的社會問題。當時，被人們稱為“GDP主義”的一些經濟政策“看花了眼”，盡管一些政策有效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其他方面的發展，尤其是社會發展被忽視了。“保衛社會”的概念就是要提醒人們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絕對不要忘記社會發展。

今天，經濟出現下行情況。在社會層面，經濟下行的影響已經開始出現，有些領域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低保吃緊、返貧、居民債務等，有些地方甚至出現老百姓與基層官員之間的對立，其中不乏一些暴力行為。如果處理不好，就會演變成為大問題。如果說經濟上升時期需要保衛社會，經濟下行期間更需要保衛好社會。

經驗地看，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都需要保衛社會。歐美發達國家的社會發展歷程表明，社會穩定與發展需要政府主動地去保護社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規制資本運作，同時平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

2.社會一定要被保護好，否則暴力不可避免

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歐洲會產生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為什么會在馬克思那個時代產生那么龐大的社會主義運動？

結論很簡單，即當年處于原始資本主義時代，一切資本說了算，而社會沒有被保護好。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風起云涌，并且非常暴力。盡管大家都譴責暴力，但暴力還是發生了。只要存在著暴力的根源，總會有人出來鼓吹暴力，暴力運動也自然會發生。這是被歷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了的。

在任何社會，底層民眾都是社會里面最脆弱的一個部分。英國作家狄更斯、法國作家雨果等人的小說里寫的勞工被剝削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實際上，暴力是當時社會弱勢群體唯一可以用來爭取正義的方式。

在社會底層，暴力分兩種——要么是自殺，要么就是去殺人。所以，社會一定要被保護好，否則暴力不可避免。

3.民粹主義的根源在于基本社會公平不能得到保障

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既是原始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同時也觸動了從原始資本主義向福利資本主義的轉型。社會主義運動是非常有成效的。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這一大轉型，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發展的邏輯，而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社會主義運動在當時表現為民粹主義。盡管誰也不喜歡民粹主義，但是人們需要明白民粹主義是如何產生的。

從根本上說，民粹主義的根源在于社會沒有被保護好，基本社會公平不能得到保障。實際上，無論是一國之內的革命還是國家之間的戰爭，都是與不平等相關。

不公平有兩種，一種是內部各社會階層或者階級之間的不公平，一種是外部的國家之間的不公平。內部不公平就導致民粹主義的崛起，導致革命；而國家間的不公平經常導致民族主義的崛起，導致戰爭。如果歐洲社會主義革命是內部不公平所導致，那么一戰、二戰就是國家間不公平所導致的。因此，保衛社會，實現基本的社會公平，既有國內層面的意義，也有國際層面的意義。

1945年之后，歐美資本主義社會吸取了一戰和二戰的教訓，不僅要通過福利社會的建設保障基本社會公平，而且還要通過規章制度的建設來規范資本的運作。所以，從1945年到1980年代的這段時間是西方輝煌的時代。在這段時間里，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都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凱恩斯主義對西方貢獻非常大，政府干預經濟，資本和政府“兩條腿走路”，隨著福利社會的擴大，中產階層也隨之擴張。

在這段時間里，主要西方國家的中產高達總人口的60%到70%。這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便是西方社會穩定的基礎。

以美國為例，1960年代出現黑人民權運動和反對越南戰爭的社會運動，還發生總統被刺殺的事件，但是這些都沒有動搖美國社會的根本。盡管民主和共和兩黨有分歧，但當時的黨爭是有限度的，極化政治并沒有出現。原因很簡單，因為無論哪一個政黨，如果要執政，那么就要訴諸這一龐大的中產階層。

然而，1980年代以后的美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里根革命”有效地壯大了美國資本的力量，而弱化了政府的力量。里根革命之前，凱恩斯主義一方面壯大了福利社會，但也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構成了有效的制約。當時美國的企業稅收非常高，稅率可以達到90%之多，被稱為“準沒收型稅率”。

從這個角度來說，里根革命具有必然性。里根革命再次把權力還給資本，美國進入了“資本主義2.0版”。里根革命之后，政府大大放松了對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管制。這一方面導向了科技和經濟的迅速發展，另一方面使社會再次成為受害者。

1980年代以后的“超級全球化”為美國的資本所推動，也為美國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是，這些財富大都落到了極少數人手里。美國以前稱自己為“中產社會”，但是現在美國自己承認是“富豪社會”，不是百分之一的人，而是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的人掌握了社會巨大的財富。

這是今天美國民粹主義崛起和社會亂象的根源。

歐洲的英國也有類似的經驗，因為在那里發生了撒切爾革命。無論是前些年的脫歐還是今天的社會極端化，都是和社會不公平關聯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說，英美的模式盡管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其社會發展模式不能說是成功的。

2025年10月，美國多個城市出現大規模示威，抗議總統特朗普的政策，紐約、華盛頓特區、芝加哥、邁阿密及洛杉磯均有集會。圖源：BBC

不過，盡管面臨巨大的社會分化，今天的美國依然是一種完全發展導向的模式，對資本缺少有效的監管，尤其表現在高科技領域。例如，在互聯網尤其是人工智能領域，美國現在還不存在任何聯邦層面的監管體系，在拜登時期只出臺了一條總統行政命令，特朗普回到白宮之后，立刻廢除了這條總統行政命令。

所以，盡管美國的生產力得到飛速發展，但是生產關系面臨巨大的問題。美國民粹主義崛起的主要根源就是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公平，而現在這個趨勢只會強化社會不公平。沒有人知道，今后美國社會向何處發展。一些美國人早就開始擔心，美國會不會再一次發生內戰。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美國億萬富翁瑞·達利歐（Ray Dalio）認為，由于美國出現“異常嚴重的兩極分化”，未來有可能陷入內戰。

歐洲大陸尤其是北歐社會，在1980年以后選擇了與英美不同的發展路徑，這些經濟體繼續致力于建設高福利的社會。北歐模式到現在為止是比較成功的。但應當指出，北歐社會之所以能夠這樣做，主要是因為人口比較少。因此，人們對北歐模式對我國的借鑒意義存疑。

今天，歐洲社會也面臨“向右轉”，即右派政治力量整體崛起。這是今天歐洲發展不足的局面所造成的。進入新世紀以來，整個歐洲的問題是規則規制太多，企業所受束縛太多，難有作為，創新不足。或者說，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太先進了，反而“有效”地制約了歐洲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創新不足，導致經濟發展不足。如果經濟發展出現問題，那么即使是現存的福利制度也難以維持下去。福利受到影響，社會就會出現不滿。今天歐洲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就是其經濟出現問題的反映。

近代以來，歐洲幾乎是“創新”的代名詞，大多創新來自歐洲。但是今天，歐洲強國中除了德國有一些工業創新以外什么都沒有發生。即使是德國，“工業4.0版”是德國提出來的，但“工業4.0版”并沒有發生在德國，而是在美國。歐洲過于“先進”的規制導致企業沒有辦法做事情。

歐洲現在的困境是：規則監管過度，發展不足；發展不足，導致福利社會難以可持續生存和發展；而消減福利又導致社會的抵制和反抗。正如美國，也沒有人知道歐洲如何逃避這樣的困境。

二、所有制和“保衛社會”

這里需要解決一個理論問題，也是經驗問題，即社會主義制度下為什么要“保衛社會”？

一些人認為，“保衛社會”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事情，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這個問題。但這是錯誤的認知。正如前面所提及的，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社會運動，蘇東社會主義社會也發生了社會運動，并且比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運動更加暴力化。因為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區分開來的主要是產權制度，從產權制度來分析“保衛社會”是很有意義的。

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在發達的西歐，原始資本主義導致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崛起，最終促成了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大轉型。人們可以稱西歐路線為“改良主義路線”；

而另外一條發展路線是蘇聯路線，可以稱之為“革命路線”。1917年十月革命后蘇聯成立，其經濟發展路線就涉及今天人們所討論的產權制度，即基于共有產權制度之上的計劃經濟。中國直到現在還受產權制度的困擾。人們總是一直在問，到底是私有制好還是公有制好？

這個是最麻煩的問題，因為人們不同的觀點很容易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而一旦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任何有意義的討論便變得不可能。

1.“私有制”還是“公有制”？

這里的核心便是馬克思關于產權制度的觀點。但馬克思的觀點一定要放到歐洲文明中和其所處時代背景里面加以理解和思考。至少自進入近代以來，歐洲就產權與經濟關系產生了兩種思維。

一種思維方式認為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思維的信仰者傾向于把所有好的東西和私有財產關聯起來，認為沒有私有財產，經濟發展全然不可能。這種觀點由亞當·史密斯正式系統性地提出，成為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并在當代由哈耶克等芝加哥學派延續、傳承和發展，從而進化至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另一種思維方式也起源于近代，甚至更早一點，始于盧梭到馬克思再到現在的一些受馬克思經濟學影響的左派經濟學家。這一思維，認為所有壞事情都是由私有制財產而來。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闡述了這一觀點。馬克思接受了盧梭的思想，認為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如果不消滅私有制，人類的公平就不能實現。因此他強調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

蘇聯就走了馬克思“消滅私有制”的路線。盡管蘇聯在早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基于公有制之上的計劃經濟始終解決不了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問題。最后，蘇聯解體。蘇聯的解體被視為是外力（即美國）造成的。不過這只是表象，蘇聯解體的本質是這套制度體系不符合人性，解決不了發展問題，滿足不了人的需求。不是美國人推翻蘇聯政權的，而是蘇聯人民推翻蘇聯政權的。

我們建國之后的一段時間里，也走了蘇聯經濟路線，但是我們很快發現蘇聯模式不符合國情，因此脫離了蘇聯路線。盡管改革開放前，中國也實行計劃經濟，但中國的計劃經濟的集中度和集權度與蘇聯的沒有任何可比性。

中國實行的是分權、分散性的計劃經濟，而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和集權的計劃經濟。簡單地說，蘇聯的計劃經濟集中和集權在中央政府，而中國的則分散、分權在各級地方政府之間。或者說，在蘇聯表現在“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公有財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而在當時的中國，公有財產分布在各級政府，由各級政府所掌握和分配。

蘇聯最高蘇維埃于1991年12月26日通過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標志著蘇聯解體，圖為蘇聯人民正在進行游行。圖源：美聯社

清一色的公有制導致了“貧窮社會主義”的局面。1990年代初，鄧小平作出了一個正確的判斷，他認為，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就是因為那里的共產黨政權沒有能夠發展經濟，沒有能夠為老百姓提供經濟利益和福利。蘇聯和東歐集團的解體證明極端地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綁定是不正確的。

亞里士多德認為，混合政體是最優的政體。這一論斷也適用于經濟體制。經驗地看，所有能夠幫助實現經濟和社會均衡發展的體制都是混合體制——既有公有，也有私有。

2.中國的探索：混合所有制

實際上，混合所有制也一直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核心。傳統上，中國人對產權的看法沒有像歐洲人的思維那么極端，因為中國人強調的不是公有或者私有，而是兩者的均衡發展。

我們最早的理念就是孟子所說的“井田制”，井田制就是探討如何把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起來的制度。所謂“井田”，中間一塊是公地，公地被八塊私地圍繞。經驗地看，中國一直是一個混合經濟體，頂層是國有資本，底層是民營資本，中間是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互動運作的領域。

近代中國的企業分三類：官辦、商辦和官督商辦。在歷史上大部分的時間里，中國注重這三層資本的均衡發展，只有四個時期走向了國家主義，分別是兩漢之間的王莽改革、宋朝的王安石改革、明朝開國帝王朱元璋當政時期，以及改革開放以前的計劃經濟階段。這幾段時間都是對此前經濟危機的反映，且歷史不長，差不多在踐行了二三十年時間之后又恢復到了混合所有制。

所以，從文明的角度看，我們不要過度介意和重視西方的產權理論，而是要注重中國自己文明邏輯的混合所有制，不要片面地強調公有或者私有，而是要強調兩者的均衡發展。

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均衡得好，經濟就發展得好，兩者如果失衡，發展就肯定出現問題。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層面，既要節制私人資本，也要節制國有資本，目的是實現均衡發展。我們今天左右派爭論的東西都是圍繞西方的理念和經驗在爭論，而沒有真正把問題放在中國的背景里去思考。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不是一定要像傳統馬克思主義所定義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呢？

這是可以思考的問題，但這不是中國文明邏輯，因為中國文明不是用私有制或是公有制來定義的經濟體制的。中國一直是一個混合所有制的社會。

三、亞洲的成功模式：政府主動“保衛社會”

以上討論的幾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無論是西方模式還是蘇聯模式，都不能說是成功的。但亞洲存在著成功的模式，就是儒家文化圈內日本及“四小龍”政府主動“保衛社會”的模式。

我們是亞洲國家，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絕對不要忽視亞洲經驗。

日本、新加坡、韓國這些經濟體是非常成功的，現在越南也在往這個方向走。2024年，世界銀行再次發表了一個有關“中等收入陷阱”的報告，顯示二戰后一百多個經濟體中只有三十四個經濟體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把自己提升為高收入經濟體。

在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中，包括了屬于資源型經濟體的北歐和中東地區，而真正發展得好的就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成功地從低等收入發展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體。

這些東亞經濟體為什么會成功呢？盡管東亞經濟體的轉型也是實行市場經濟，但亞洲社會從來沒有經歷過像歐洲那樣的充滿暴力的、長期的社會主義運動。日本及亞洲“四小龍”都是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政府主動作為，把中產階層“做大做強”。而在經濟起飛后的二十多年，這些國家及地區的中產比例都跨過了50%的門檻，達到65%甚至70%。高比例的中產階層是這些社會穩定的原因。

當然，每一個經濟體都是用自己特有的方法來“做大做強”中產階層的。日本在經濟起飛之后，提出“一億人口，一億中產”的政策目標，并通過“終身雇傭制”和“工資倍增計劃”來實現這個目標。臺灣地區賦能中小型企業，新加坡政府的組屋政策等等都非常有利于中產的成長和壯大。

韓國的工人階級運動是一個特例，但工人運動主要是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并且韓國主要的經濟基礎還是在社會運動爆發前樸正熙時代打下的。在這些經濟體中，一個強大的中產不僅是它們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基礎，更是和平政治轉型的社會基礎。

中國傳統強調“有恒產者有恒心”，這便是普遍真理。一個社會如果實現了普遍恒產，那么就是公平公正的社會。恒產不僅有利于經濟增長，更有利于社會穩定。

四、中國社會缺失“橄欖型”結構

就社會治理來說，今天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就是缺失一個橄欖型社會結構，或者說，我們還沒有建設成為一個橄欖型社會。我們今天也面臨著任何國家都竭力想逃避的現象，即社會高度分化。

這個社會結構的特點是：中產階級產生并且也有成長，但其規模還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礎極其微弱；除了少數可以和任何國家（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會的大多數剛剛脫離貧困階段，還不夠富裕。對中國中產階級規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標準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無論哪一種估算法，人們的結論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國還沒有產生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即中產階級社會。

如果把這個現象放置在東亞經濟社會發展歷史中看，中國社會結構的畸形就會表現得非常顯著。日本是東亞第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而后是亞洲“四小龍”（臺灣、韓國、新加坡和香港）。這些經濟體的發展軌跡大體相當，它們都在大約二十來年的時間里創造了經濟奇跡，而且也創造出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中產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達到65%左右甚至以上。在這些經濟體里，中產階級不僅是推動社會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動力，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1.缺失的中產階級

盡管很多人相信，中國的經濟發展路徑也類似于東亞其他經濟體，即所謂的東亞模式，但從社會結構來說，中國顯然區別于東亞其它經濟體。相反，中國的社會結構更類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比其它東亞經濟體還要高，但迄今我們的中產還維持在總人口的30%左右（即4億左右）。近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會“拉美化”、是否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這并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民營企業與地方發展戰略實現精準“共振”，助推中國西部邁向科技創新的技術新高地，圖為位于重慶市兩江新區的賽力斯汽車超級工廠拍攝的自動化生產作業現場。圖源：新華社

中國缺失中產階級，已經在各方面出現了問題。因為中產階級過小，社會穩定沒有基礎。社會高度分化，總體道德和信仰缺失，社會信任問題越來越甚。社會價值和理想面上激進化現象嚴重，社會往往被“極左”或者“極右”所主導。

在中產階級缺失的情況下，權勢者和貧窮者往往互相折騰，造成整體社會的不確定感。中產階級本來就很小，處于這樣一種環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斷尋找機會出走，在全世界到處尋求安全的落腳點。

在任何社會，中產階級是愛國主義的來源和基礎，他們在其生存的社會中致富，為這個社會感到驕傲；但在中國，情況似乎剛好相反。問題在哪里？

2.中產階級缺失的根源

根源在于一次分配不公。問題在于，本來應當和經濟奇跡共生的中國中產階級去了哪里？是誰“偷”走了本來應當屬于中國的中產階級？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層面來看，培植一個中產階級實際上一直是執政黨的一個目標。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執政黨更提出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后來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設“橄欖型”社會，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要建設“共同富裕”社會，并把“共同富裕”視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內容。但是，在實踐層面，我們離這些目標還是很遠。盡管我們很努力，但為什么沒有能夠實現這些政策目標呢？

這里的因素很復雜。在任何社會，培植中產階級都是一個困難的事情。但政策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從政策的角度來透視中國中產階級弱小的情況，很容易發現，政策失誤和執行不力是兩個重要的根源。

中產規模和收入分配有關。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主要是經濟結構所致，即一次分配問題。前些年，我們在討論共同富裕政策的時候，提出“三次分配”的概念，一次分配即勞動所得，二次分配即政府通過財政政策的分配，三次分配即社會慈善事業。不過，要強調的是，在任何社會，一次分配是核心，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上實現基本社會公平，那么無論二次分配怎么做都難以實現社會公平，更不用說是三次分配了。

在一次分配領域，我們面臨著幾個嚴重的失衡。首先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失衡。中國本來是計劃經濟，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個個國有企業或者政府部門，除了少數階層，大家都有著“貧窮社會主義”的低生活標準。從上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和容許私有企業的發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營化過程，中國基本上實現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大致平衡。這段時期，也是中產階級成長最快的。

但是這些年來，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有部分擴張，民營企業的空間受限。很快就打破了原來基本平衡的局面。很多年來，“央企化”成為中國經濟結構的一個新特色，即無論是地方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紛紛投靠央企，和央企結盟。這不僅影響著中國總體的生產力水平，更是影響著收入分配，加深社會的不公正。很多年里，一些央企具有不受國家和社會控制和監督的“自行分配”機制。盈利了，分配給自己；虧損了，就向國家伸手。

與之相關的就是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失衡。在任何社會，尤其在東亞，中小型企業是一個社會達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機制。在中國，在國企和少數民企越做越大的同時，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變得非常有限。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強調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性，但控制龐大資源的國有部門（包括國有銀行）并沒有動力去執行有利于中小企業的政策。

今天，北上廣深等主要城市的大型企業，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占用了過量的資本和金融，而中小型企業，包括各級政府所重視的專精特新企業，沒有足夠的金融支持。只要這樣的經濟結構不能得到改變，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實現基本的社會正義和公平。

中產不夠強大，表明中國社會缺失自主穩定的基礎，現在只有依靠各種“維穩”機制來謀求穩定。但很顯然，這里的成本非常之高之大。再者，一個缺失中產階級的社會，或者一個沒有“有恒產者有恒心”的社會，各方面的博弈往往呈現出“零和”游戲的趨勢。社會要真正穩定，必須培植中產階級。

*文章來源于公眾號“大灣區評論”

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覃筱靖

終審｜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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