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的遺囑中，為何要求把遺物送交朱德？

文章來源為作家文摘，作者為徐鋒華

01 不同的中文名

史沫特萊與歡迎她的軍事小組

1928年底，史沫特萊作為德國《法蘭克福報》特派記者前往中國。在北平時，她特意制作了名片，正面印著“德國弗蘭福特報記者斯美特蓮”，背面用英文印著“Correspondent,Frankfurter Zeitung,Frank Fustalm,Germany”，她在北平訪問胡適時就用的這名片。而她的中文名字“斯美特蓮”，是詩人徐志摩根據她英文名字的漢語發音譯取的。在北平一家“平時接待貴客”的烤鴨店，徐志摩等一幫中國朋友請她喝酒和品嘗烤鴨。史沫特萊回憶：

（徐志摩）要來了紙張、擦子和墨水，開始為我構思一個中國名字。我不喜歡“梅花”或“荷花”之類的名字。最后，他給我取了一個中國舊式家庭的姓——“石”，還加了兩個音節——“美林”。當我拒絕后者時，他只是把這個名字拼成拉丁語“Shih Mei Di Li”給我聽。

“斯美特蓮”看上去很富有詩意，但顯然與史沫特萊的個性不太吻合。

史沫特萊題贈魯迅的德文版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

在上海，史沫特萊結識了魯迅、茅盾等人。1929年冬，史沫特萊拜訪魯迅，而《魯迅日記》中將其記載為“史沫特列”。1936年秋，魯迅病逝，她以“史沫德萊”列名“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

02 宋慶齡的英文秘書

史沫特萊曾以《法蘭克福報》記者身份拜訪宋慶齡，并贈送出版不久的《大地的女兒》，扉頁上題寫了一段贈詞：

送給宋慶齡同志，我無保留地尊敬和熱愛的一位忠貞不渝的革命家。——1929年9月17日于上海，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史沫特萊沒有尊稱宋慶齡為“孫夫人”，而是稱呼為“同志”，從這個細節可看出史沫特萊與宋慶齡的另一層關系。

1933年2月，史沫特萊（左一）和魯迅（右一）、宋慶齡（左三）等與來訪的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左二）在上海合影。FOTOE/供圖

1932年12月17日，宋慶齡與蔡元培、楊杏佛等發起組織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宋慶齡被選舉為主席，史沫特萊擔任她的英文秘書。史沫特萊雖然并非同盟的正式成員，也不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列，卻是公認參與組織活動最為積極的國際友人之一，作為宋慶齡的英文秘書參加臨時執委會的全部活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33年1月17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成立，史沫特萊以“斯沫特利”之名成為上海分會會員。1933年2月，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中國筆會的名義邀請英國戲劇家蕭伯納來上海，史沫特萊參與接待，并發表文章《蕭伯納過滬談話記》，署名“鏡涵”。

以營救牛蘭夫婦為契機，1932年1月13日，美國人伊羅生和史沫特萊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在上海法租界創辦英文周刊《中國論壇》，政治傾向上與中國共產黨人比較接近。《中國論壇》創刊后，史沫特萊、陳翰笙、弗蘭克·格拉斯、喬治·肯尼迪等都以大量化名稿件為刊物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史沫特萊最受注意的作品是與伊羅生合撰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五年》（1932年5月15日）。這是一份詳盡的國民黨統治控訴狀，抨擊了蔣介石政府從1927年至1932年對中國革命者的鎮壓，激怒了國民黨當局。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與當時上海市長吳鐵城的共同施壓下，1932年7月，《中國論壇》被迫停刊。可能是史沫特萊沒有使用筆名，再加上她經常在《法蘭克福報》上發表抨擊國民政府的文章，國民黨方面設法向德國有關方面施壓，使她失去了《法蘭克福報》記者的職位。

左起林語堂、魯迅、宋慶齡、史沫特萊

1934年，在宋慶齡領導下，史沫特萊開始籌辦《中國呼聲》。《中國呼聲》于1936年3月創刊，主要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史沫特萊化名“R.Knailes”（奈爾斯，Rusty Naile，意為“銹鐵釘”）、“劫”等為《中國呼聲》撰稿。

那時，宋慶齡常以“迷你哈哈”（Minniehaha）的綽號稱呼史沫特萊，有時在正式場合也不改口。可以比照的是，對同樣是親密戰友、而且相識更早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宋慶齡卻從不親熱地直呼綽號，而是稱作“親愛的安娜·路易斯同志”或“親愛的斯特朗小姐”。而在給共同朋友的信件中，宋慶齡則昵稱史沫特萊為“利齊”。

03 戰地記者

1937年春，史沫特萊應邀訪問延安，在毛澤東居住的窯洞中就中日問題和西安事變對其進行訪談。在中共的內部文件中，她的名字顯示為“史沫特列”。而在毛澤東寫給埃德加·斯諾的信中，則稱呼她為“史沫得列”。隨后，她在戰時出版社刊行的《八路軍的戰略與戰績》一書上，發表文章《西北戰場上的八路軍游擊戰》，署名為斯曼特萊。后來，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報紙報道她時多寫作“史沫特萊”，從那時起“史沫特萊”就成為她的通行中文譯名。

1937年史沫特萊與毛澤東和朱德在延安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史沫特萊遵照毛澤東的建議，成為八路軍總部的第一位外國隨軍記者。作家舒群當年作為隨軍記者伴隨史沫特萊在八路軍總部、朱總司令身邊度過一段難忘的歲月。他回憶說：

我和周立波隨同史沫特萊一起行軍，一起進行戰地采訪和戰地救護工作……經常是我和立波在一天疲勞行軍后鼾聲大作，但一覺醒來，史沫特萊卻仍在昏暗的燭光下飛快地按動打字機的鍵盤……

1938年，史沫特萊（中）與周恩來（左二）、路易·艾黎（左一）等友人在武昌合影。FOTOE/供圖

從1938年7月起，史沫特萊擔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的正式特派記者。到10月中旬武漢淪陷的三個月時間內，史沫特萊撰寫了50多篇新聞報道，向世界介紹武漢以及中國的緊張局勢。1940年初，史沫特萊和《漁光曲》《賣報歌》的詞作者安娥一起訪問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寫下激動人心的報告文學。

朱德和史沫特萊

1950年5月史沫特萊病逝于倫敦，遺囑中要求把遺物送交朱德，以《義勇軍進行曲》為葬禮歌，希望把她的骨灰葬于中國。一年后，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墓碑上鐫刻著朱德寫的碑文：“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